在历史中泛黄的合影，承载着中国最初的现代梦。

1872年的上海，30名平均年龄只有12岁的长辫少年，排队登上了前往美国的邮轮“大共和号”。抵达后，他们留下了一组合影：少年的长衫略显宽大，神情严肃。

在镜头之外，促成这一切的容闳已经44岁。为了这一幕，他等待了整整18年。

孤勇求学，叩启西学之门

1828年11月17日，容闳出生于今珠海香洲南屏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南屏村毗邻澳门，独特的地理位置让容闳自幼便得以窥见西洋风物，在他心中埋下了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1835年，澳门郭士立夫人创办的女塾招收男童，7岁的容闳成为首批学生。他的哥哥被送进私塾读书，走科举“正途”；容闳则被送进这所免收学费的教会学校。这所学堂传授西方知识，是容闳接触西方文明的起点，也是他日后立志“以西方之学术，灌中国之文明”的开端。容闳后来在回忆录中推测，当时香山一带与洋人交往日频，父母希望他能出人头地，“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

1839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女塾停办，容闳辍学返家，因父亲病逝，不得不做点小买卖填补家用。1840年11月，容闳进入布朗牧师在澳门正式开办的马礼逊学校读书。1842年，随学校转赴香港。

1846年，布朗牧师夫人病重，想带几名学生赴美继续学习，18岁的容闳毫不犹豫报名。这个决定不仅改变了容闳的一生，也改变了许多中国人的一生。抵达美国后，他先进入孟松预备学校。按照原定资助计划为两年，时间仅仅过了一年，容闳已经有了他的大学梦。但是学费是个难题。苏格兰商人康白尔提出如转往其母校爱丁堡大学学医，可以继续资助。容闳婉拒，随后又拒绝毕业成为传教士等有条件资助。他在《西学东渐记》中写道：“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若限于一业，则范围甚窄，有用之身，必致无用，且传道固佳，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

1850年，容闳考入耶鲁大学，并在185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成为第一个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中国人。1854年11月13日，26岁的容闳怀揣“教育兴邦”理想，从纽约港启程归国。彼时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社会动荡，他回国后的首要心愿，便是让更多中国少年像自己一样走出国门，“（予）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该信念，成为他日后推动幼童留美计划的核心动力，矢志不渝。

乱世坚守，践行赤子担当

现实远比想象艰难。那时满清上下华尊夷卑的观念根深蒂固，对西方文明的非理性唾弃抵制，像一块黑幕笼罩着这个墓碑一样古老沉重的帝国，容闳辗转大半个中国，试图从这块黑幕当中撕开一条口子。

1860年，他赴南京谒见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提出7条改革建议，内容包括建立现代军队、设立武备与海军学校、建立银行体系、兴办各级学校与实业学校等。可惜农民起义为班底的太平天国不能接受他的这些主张，只许以高官厚爵，容闳婉拒而去。

1863年，经引荐，容闳拜见曾国藩。曾国藩问他“今日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之事业，当从何处着手”，容闳建议先设立一座西式机器母厂。曾国藩深以为然，委派他赴美采购机器。容闳完成购机任务后，这批机器成为江南制造总局的核心设备。他由此获得曾国藩的信任。

1870年天津教案爆发，容闳担任翻译，借机向曾国藩、丁日昌力陈留学计划，1871年9月，曾国藩与李鸿章联名上奏。1872年，清廷批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官派留学运动由此开启。

从1854年归国，到1872年幼童启程，整整18年。是什么支撑他的信念？珠海留学文化馆荣誉馆长、容闳研究学者徐惠萍研究容闳近20年，她认为，容闳虽处于文化归属上的双重疏离——回到中国，他已不是纯粹的中国人；身处美国，他终究不是美国人。但这种夹缝处境没有把他击垮，反而锻造出一种罕见的清醒。归国最初8年，容闳“奔走无果，报国无门”，但徐惠萍指出，先行者的可贵在于孤独中仍不失方向。容闳曾在耶鲁毕业纪念册上题字：“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这句《孟子》古训，徐惠萍认为并非空话，而是他毕生践行的信念——赤子之心不是天真，而是历经磨砺仍愿意相信、愿意行动的能力。

西学中用，播撒新知火种

幼童留美计划获批后，44岁的容闳全身心投入幼童选拔、培养和管理工作。他亲自制定选拔标准，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出120余名10至16岁的幼童，成为他“以西方之学术，灌中国之文明”理想的承载者。

容闳选拔幼童首重品德，次重学识。他认为学识可以后天培养，而品德则关乎一生。他希望这些幼童，既能学到西方的先进知识，又能坚守中国的传统美德，成为兼具学识与品德的人才。

1872年8月11日，首批30名留美幼童从上海出发。而在一个月前，容闳已先期赴美，为幼童抵达后的住宿与入学做安排。他奔走于康涅狄格州各地，将幼童安置在当地居民家中，并制订学习计划，使他们抵达后能尽快接受系统的西方教育。

容闳本人的婚姻也与留美幼童不无关系。他和留美幼童寄居家庭的美国姑娘玛丽产生感情，并于1875年3月举行了婚礼。当年11月，第四批30名幼童抵达美国。至此，由容闳倡导并促成的中国首次官派120名留美幼童全部派遣完毕，84名来自广东，其中39名来自当时的香山县。在这39名幼童中，又有24人来自今珠海。

他们中的不少人考入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等知名学府，其中詹天佑、唐绍仪、容揆等人日后成为影响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名人。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881年，53岁的容闳遭遇沉重打击——清廷下令撤回全部90余名留美幼童，历时10年的留美计划中途夭折。

留美计划的终止，原因多重。清廷内部，保守势力始终以“用夷变夏”为由反对留学。驻美使团内部，正监督陈兰彬与容闳理念不合，屡次奏请撤回——他曾上奏称留美学生“不再读圣贤之书，德性不坚”，“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继任留美学生监督吴嘉善到任后，认为幼童“腹少儒书，德性未坚”“易沾其恶习”，与陈兰彬联手主张裁撤。与此同时，1880年代美国排华风潮兴起，美方拒绝中国幼童进入军事院校。多重因素叠加之下，1881年，清廷下令裁撤出洋肄业局，94名学生分3批先后归国。

容闳极力奔走，请求耶鲁大学校长波特联络美国百余名大学校长和教育界知名人士，联名致函总理衙门，与美国文豪马克・吐温一起求助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呼吁保留计划，但所有努力均告失败。

皓首丹心，诠释家国赤诚

留美计划的夭折，是容闳人生的转折点。此后多年，在一次次挫败中，他逐步认清清廷体制的腐朽。救国路径虽几经调整，但爱国初心未变。

1894年甲午战败后，他摒弃单纯的“教育兴邦”思路，主张变法图强；1898年投身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1900年参与自立会起义未果，后在日本结识孙中山，转而全力支持革命。1911年得知辛亥革命成功、清王朝覆灭，他倍感欣慰，持续为中华民国建设建言献策。1912年4月21日，容闳在美国逝世，享年84岁，临终前仍叮嘱二子回国效力，坚守报国初心。其长子容觐彤、次子容觐槐牢记嘱托，学成归国投身教育与实业，延续其“以西方之学术，灌中国之文明”的理想。

徐惠萍评价称：“容闳的伟大，不仅在于他开创了官派留美之先河，更在于他始终以国家富强为念，不固守成规。一个人影响一群人，一群人影响一代人。容闳以自身思想为精神原点，以一生的躬行实践，深刻影响了后人。”

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认为，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世界眼光的先驱者，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不迷信单一的救国路径，能根据时代变局调整自身认知。“从引西学到促变法、助革命，他的思想在变，但对国家的赤诚、对民族复兴的期盼，始终未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雷颐认为容闳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第一人”，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产生的标志。在雷颐看来，容闳是一个被严重低估了的巨人。他的一生不仅像镜子一样映照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且有迥异于他人的独特意义。而这一切的底色，雷颐用5个字概括：爱国而不排外。

薪火永续，续写精神华章

时光荏苒，1872年留美幼童们的合影早已在岁月中泛黄，但身着长衫的少年身影、容闳奔波不息的步履，在历史长河中烙下了深刻印记。

容闳推动的留美教育，为中国近代化培育了一批中坚力量。纵使计划中途夭折，归国后的留美幼童仍在各个领域躬身实干：唐绍仪深耕近代外交与政治革新，詹天佑主持修建中国自主设计并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容揆长期坚守留美教育相关事务、传承容闳的教育理念，更有多人投身国家建设、以身殉国。他们用一生践行了“学成报国”的初心，让容闳未竟的理想在中华大地上落地生根、生生不息。

今天在他的家乡珠海，中国第一座以留学文化为主题的展馆巍然挺立。与此同时，珠海人民亦以多种方式铭记容闳：排演相关话剧、设立容闳命名的学校，让他的精神在代代相传中焕发新生。

今年初夏，留美幼童刘玉麟的重孙刘学成从美国回到珠海，走进珠海留学文化馆。刘玉麟是第四批留美幼童，归国后曾任驻新加坡总领事、驻英公使。刘学成在馆中端详史料，许多家族往事变得清晰。他说，看了展览的介绍，让他对曾祖父的了解“丰满了许多”。他本人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1991年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攻读高分子材料，获博士学位后留英工作，后被派往美国工作至今。从曾祖父越洋负笈到他跨海求知，家族多年未曾中断的是对求学的向往——而这，正是容闳当年播下的种子。

容闳嫡孙容永成和不少留美幼童后代成为终身朋友，他说，容闳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以及留美幼童获得的整体好评，功劳一定程度上归于这120人的成就。历史应该感激这120人以尊严和荣誉的方式传递了留美幼童计划的火炬，“他们让我感到非常骄傲，容闳也一定会为他们感到骄傲的。”

容闳的一生，无惊天动地之壮举，却在乱世沉浮中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救国之路。他率先叩启西学东渐之门，躬身传薪、笃行育人，践行“以西方之学术，灌中国之文明”的毕生誓言，历经风雨而未改其志，辗转半生而赤诚如初，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官派留学事业的开拓者。

“珠海大先生”，从来不是一个虚名，而是先生们用一生践行家国情怀的自然回响。回望容闳，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生平，更是一种穿越百年的赤子情怀。

这种不惧孤独、勇毅探索、实干担当的精神，早已融入珠海的城市血脉。容闳和其他大先生留给后人的，不再是一本本厚厚的史料集，而是一份份在变局中坚守初心、在困境中寻找出路的精神答卷。

这或许便是对大先生们，最好的告慰与传承。

本文指导专家 | 珠海留学文化馆荣誉馆长、容闳研究学者 徐惠萍

文 | 记者 钱瑜

图 | 珠海留学文化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