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长鑫科技登陆科创板，上市首日收盘涨465.82%，总市值达到3.27万亿元，登顶A股市值第一。合肥市、区两级国资合计持有发行前股份约36.79%，对应市值逾1.2万亿元。这笔跨越十年的产业投资，为合肥国资换来万亿账面浮盈。

长鑫科技上市后，合肥A股上市公司总市值随之从约1.5万亿元跃升至约4.8万亿元，超过苏州、杭州、南京，排到全国第四，前面只剩北京、深圳、上海。

一个中部省会，凭一次“风投”把自己送进了中国城市市值的第一阵营。资本市场沸腾之余，各地政府、产业研究者不禁追问：合肥这份作业，到底该怎么抄？

三次“豪赌”瞄准长坡厚雪科技赛道

在谈论城市发展的“合肥模式”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最牛风投城市”这一称号。

这一名头源于三场知名的产业“豪赌”：缓建地铁“押宝”京东方、千亿资金“投注”长鑫存储、联手战略投资者“接盘”蔚来汽车。

之所以被戏称为“赌”，是因为三次“下注”里颇有“戏剧色彩”。

2008年，合肥拿出三分之一的地方财政收入，引进当时亏损超过10亿元的京东方，建设国内首条液晶面板6代线。为了凑这笔钱，合肥甚至一度暂缓了地铁项目，造成不小的争议。

蔚来的故事更加跌宕。2019年，蔚来汽车亏损112亿元，资金链几近断裂，创始人李斌四处融资碰壁，最终合肥国资以70亿元“接盘”，赢得蔚来中国总部落户合肥。随后蔚来赴美股融资，又获国内银行综合授信，公司就此翻盘。

相似的故事也发生在长鑫身上。长期以来，全球DRAM市场被三星、SK海力士、美光三大厂商主导，占据全球90%以上市场份额，形成高度集中的寡头竞争格局。2016年，合肥启动安徽单体投资最大的产业项目——总投资1500亿元的长鑫动态存储芯片基地，一期项目总投资约180亿元，其中合肥产投出资144亿元，占比高达80%。DRAM产业资金密集、技术门槛极高、价格周期剧烈波动，这笔投资被普遍认为承担了极高的“风险”。

事实也确实如此。在2025年之前，长鑫连年亏损，2023年亏损163.4亿元，2024年亏损71.45亿元，截至2025年底累计亏损超过300亿元。直到今年，在存储超级周期下，长鑫终于迎来曙光，上半年预计归母净利润达到500亿元至570亿元，已抹平此前累计亏损。

三次“豪赌”不仅让合肥赚得盆满钵满，还培育出三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但合肥也不是没有失败过。

早期投光伏，合肥国资25亿元引进赛维全球最大光伏项目，很快光伏产业遭遇寒冬，2013年合肥赛维负债率107%，最后被另一家合肥国资以1.2亿元收走，在生物制造等领域同样有过亏损。

若将这些故事都简单总结为一个“赌”字，显然有所偏颇。

合肥做对的第一件事，是锚定了硬科技这条长坡厚雪的赛道。当下，硬科技正在重新定义城市能级。资本市场数据印证了这一趋势：一座城市拥有多少具备全球竞争力的硬科技龙头，直接决定其上市企业的市值底盘。

这不是合肥独有的逻辑。在广东，这一逻辑同样奏效。今年以来，在硬科技东风之下，东莞A股上市公司数量虽居广东第三，但年内整体市值增长量跃居全省第一，更成为新晋的万亿市值之城。究其根本，在于这一电子信息产业重镇精准锚定电子设备、机械设备赛道，乘AI算力浪潮催生一批行业龙头。2026年二季度，东莞A股上市公司电子设备与机械设备市值占比合计已接近九成。其中，覆铜板龙头生益科技一家便占到东莞A股总市值的约三成，而其市值已经从年初的1700多亿元跃升至约3000亿元，鼎泰高科亦跻身千亿市值阵营。

让资本真正“耐下心来”

找准赛道只是第一步，“合肥作业”的第二个要点，在于愿意做穿越周期的耐心资本。

“耐心资本”，顾名思义，就是引导资本做“时间的朋友”，不受短期市场波动的干扰，陪伴硬科技、科学家与创业者“长跑”。

2024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要积极发展风险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十五五”规划纲明确提及“壮大耐心资本，完善支持中长期资金入市政策体系”。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政府投资基金要带头做耐心资本”。从中央到地方，耐心资本正在从概念变成制度要求。

合肥的实践诠释了“耐心”的含义。合肥产投相关负责人曾公开表示：“芯片等产业链薄弱环节，想在短期内实现资本回报概率很小，一定是大资本、长周期，甚至跨越几个周期最终才能实现价值投资。”

布局长鑫存储的十年间，企业长期亏损，晶圆制造前期投入巨大、工艺迭代持续烧钱，行业低谷阶段现金流承压，不少市场化资本选择观望甚至退出。有投资方扛不住退出，合肥国资不但没走，还主动接下老股，以耐心资本的姿态坚定护航。

科创投资是一个从长计“利”的事业，如何让资本真正"耐下心来"，从“急功近利”转向“深谋远虑”？核心在于完善配套政策与制度体系，为耐心资本落地生根、长期存续提供制度保障。

如今，为了适配硬科技项目的发展特点，部分国家级基金、地方政府产业基金，将存续周期延长至15年、20年甚至更长。背后的含义不言而喻：资本不必急于变现，企业方能安心投入研发、稳步爬坡过坎。

比如，今年5月正式启动的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该基金首期注册规模500亿元，计划总规模达到1000亿元。该基金自设立之初，便确立永续经营的公司制省级政府投资基金定位，以“常青基金”的模式打破传统基金存续期限约束，为战略性产业发展提供持续、稳定、长效的资本供给。

同时，国资投资机构也在不断升级。国资不再是单纯的出资方，而是与企业深度绑定成为产业合伙人。国有耐心资本通过母基金牵引、直投赋能、产业联动等多元模式，深度参与企业发展全过程，不仅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更主动对接产业资源、链接市场渠道、开放应用场景。

需要理性看待的是，倡导耐心资本、坚持长期主义，并非无底线投入、无原则兜底。长鑫科技等项目的成功是专业研判、长期坚守、生态培育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各地在借鉴“合肥模式”的同时，更需要立足自身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治理能力精准施策，尊重科创规律与市场规律，因地制宜培育科技项目。

一个龙头带出一座产业新城

围绕长鑫主厂区，合肥规划了新桥集成电路科技园。十年间，这里扎堆集聚了盛美半导体、北方华创、沛顿存储、广钢气体等20余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形成贴身式产业协同。从2016年的约180亿元到2025年的1514亿元，合肥集成电路产业产值9年间增长超过7倍，年复合增长率超过26%。截至2026年初，合肥已集聚集成电路规上企业超600家，从业人员7万余人，真正跑出了“龙头带动，配套协同，集群发展”的产业生态。

以链主龙头带动生态，而不是撒胡椒面。合肥万亿回报的本质，是用一笔投资、一次招商、一个龙头带出一条产业链，甚至建成一座产业新城。

在广东，龙头企业带动产业成群成势的故事并不少见。最为典型的如华为和东莞松山湖的故事。从2005年华为初步布局到2018年终端总部搬迁，华为与松山湖相互成就。随着华为到来，中软国际、软通动力等众多上下游合作伙伴也随之迁入，数万名研发人员扎根松山湖，为东莞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支撑。

不过，回归芯片赛道来看，广东仍有更多成长的空间。粤港澳大湾区坐拥全国规模领先的电子信息、智能终端、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国内超四成进口芯片需求集中在广东，是全球举足轻重的芯片“买家”。

从产业体量来看，广东集成电路产业整体规模位居全国前列，目前增长势头可观。今年上半年，广东集成电路产量增长29.7%，出口增长61.4%。以深圳为支点，广东集聚数量庞大的芯片设计企业，创新活力突出，在设计、封装测试等领域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在高端晶圆制造、核心半导体设备、关键半导体材料供给仍存在短板，产业长期存在有市场、缺制造的结构性问题。

同时，广东尚缺如同长鑫科技一样能够强力吸附上下游资源、带动整条产业链协同发展的超级链主制造企业。近期成功IPO过会的晶圆制造企业粤芯半导体最新估值约253亿元，和长鑫科技的体量仍存在差距。如何培育更多能够牵引上下游协同发展的超级链主企业，是广东集成电路产业当下面临重要课题。

面向中长期发展，广东已经在顶层规划中明确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路径。广东“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做大做强集成电路等新兴产业，培育更多新兴支柱产业，锻造更多万亿元级、千亿元级新兴产业集群。在具体落地上，广东也有“施工图”：做强深圳产业创新高地，协同广州、珠海、东莞错位发展。巩固设计业优势，做大集成电路制造业，以应用牵引成熟制程、化合物半导体特色化发展。加快布局光芯片、人工智能芯片、高带宽内存、先进封测等领域，大力发展核心设备及零部件、关键材料。

“芯片属于重资产行业，企业发展前期投入巨大，动辄上百亿元资金砸进去，短期三到五年很难实现盈利。但跨过爬坡周期后，盈利水平会相当可观。做半导体行业必须有足够耐心，投入周期长、资金门槛高，是这个行业与生俱来的特点。”一位广州半导体企业负责人曾告诉记者，广东部分芯片企业起步晚，盈利到来的时间也就相应延后。相较于已经进入稳定盈利阶段的芯片企业，广东很多新设芯片企业目前还处在投入期、爬坡期，需要资金、市场和社会更有耐心地陪伴和培育。

文丨羊城晚报财经评论员 莫谨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