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再造新广州”的指引下，近日发布的《广州市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强市规划（2024—2035年）》，如同一张路线图给出了广州方案。其中，关于建成世界一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创新中心、全球数产融合标杆城市、全国新型工业化典范城市的四大战略定位，是最值得关注的战略体系。因为这四大定位的组合，锚定了广州在中国经济版图乃至全球价值链中的新坐标，同样也关乎这座城市未来的命运。

城市发展犹如航海，需要明确的航向与坐标。广州提出的四个战略定位绝非空泛口号，而是基于全球产业变革趋势、国家战略需求和城市自身发展阶段作出的判断。通过久久为功之力，这些定位将可能深刻影响广州未来数十年的发展轨迹和命运。

《广州市加快建设先进制造业强市规划（2024—2035年）》正视了一直存在的短板，对于广州当下的困局有清晰的判断：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待提升，存在结构不优、规模不大、创新不强、项目不多、要素支撑不足等问题，部分领域需要夯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广州汽车产业“一车独大”“油强电弱”问题突出，电子信息制造业错失了手机、电脑等终端产品发展机遇。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型储能、集成电路等新兴产业布局晚、体量小。科研成果转化效能有待提高，丰富的科研资源尚未高质高效转化为产业创新能力和现实生产力。

此外，广州的定位是“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的主引擎”，而深圳是“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增长极”，深圳工业总产值连续4年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仅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一个产业的产值就与广州工业总产值相当，深圳都市圈在高端产业方面对广州的虹吸效应逐渐增强。上海、北京、重庆、南京、成都、武汉等都市圈争相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对广州先进制造业发展带来一定的挑战。因此，错位发展、区域协同，成为当下面临的新考题。

产业竞争力是城市兴衰的首要决定因素。历史经验表明，那些能够把握产业变革机遇的城市往往能实现跨越式发展，反之则陷入停滞甚至衰退。广州的四个战略定位恰好形成了一套应对产业变革的系统方案。

首先，将“世界一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置于首位，其首要意义在于重申制造业作为广州立市之本、强市之基的战略地位。

这个定位直接回应了广州工业增加值比重的现实挑战。规划提出到2035年工业增加值翻一番的目标，表面上是数量增长，实质上是对城市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在保持服务经济优势的同时，重新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形成“双轮驱动”的稳健格局。这种调整将直接影响城市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

“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创新中心”定位旨在破解广州研发投入强度不足的瓶颈。2022年广州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虽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与深圳、北京等地相比仍有差距。创新能力的差距直接导致产业附加值和高技术产品比重的差异。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正是看到了这一关键短板。

其二，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创新中心，正是驱动升级的核心引擎。

如果说“基地”解决的是“制造什么”和“在哪制造”的问题，那么“创新中心”则直指 “如何制造”和“凭什么制造” 的核心——即技术与创新的主导权。这一定位的意义，在于推动广州制造业从“规模优势”向“技术优势”与“标准优势”的跃迁。

广州清醒地认识到，在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硅光芯片等决定未来的赛道上，仅靠规模与成本无法赢得长久竞争。规划中“推动布局建设硅光芯片产线，加大光芯片未来技术投入”等具体部署，正是瞄准了可能颠覆现有格局的变革性技术。将“创新中心”的目标设定为“全球重要”，意味着广州不仅要成为国内技术转化的高地，更要在全球创新网络中占据节点位置。这是其突破产业链“卡脖子”环节、向价值链“微笑曲线”两端攀升的必然选择。

其三，全球数产融合标杆城市，正是赋能转型的关键路径。

“标杆城市”这一定位，标志着广州产业升级主路径的明确：以深度融合的数字化、智能化，作为驱动制造业全方位变革的第一动力。

“标杆”一词，意味着广州的目标不仅是应用数字技术，更是要在数产融合的深度、广度与模式上，形成可被全球观察、借鉴的“广州方案”。规划强调的“产业数智化”转型，以及贯穿各产业集群的智能化要求，正是这一路径的体现。这要求广州在工业互联网平台、产业大数据、人工智能赋能工业场景等方面，突破数据壁垒、创新商业模式、培育融合型生态，最终实现全要素生产率质的提升。成为“标杆”，将使广州的制造业体系不仅更高效、更柔性，更能催生全新的产品与服务形态，从而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中占据定义标准、输出模式的先机。

其四，全国新型工业化典范城市，正是承载使命的集成呈现。

“全国新型工业化典范城市”是前三个定位的集大成者与最终呈现，也是广州作为国家重要中心城市必须承担的时代使命。新型工业化，核心在于“科技驱动、绿色低碳、融合互动、人力资本提升”。广州的这一“典范”定位，就是要系统性地回答：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个超大城市如何走出一条高质量的工业化道路。最终，广州希望打造的，是一个既能贡献巨大经济总量与高质量就业，又能保持创新活力、空间秩序与宜居环境的现代化产业都市模型，为全国同类城市提供可复制的经验。

广州的规划实践对中国老牌大城市的发展具有普遍启示。它展示了一种在大城市发展高级阶段重新审视和强化制造业的战略思维，打破了“后工业化”就是“去工业化”的简单认知。它表明，即使是服务业比重已很高的特大城市，仍然需要坚实的先进制造业作为经济稳定器和创新策源地。

规划蓝图宏伟，但广州在实施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创新生态的系统性构建是首要难题。与北京、上海、深圳相比，广州在国家级科研机构、顶尖研究型大学数量和领军科技企业方面存在明显差距。规划中虽提出建设科技创新强市，如何实质性地提升基础研究能力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仍需具体政策支撑。

产业转型的阵痛与平衡是另一挑战。传统产业如汽车制造、石化等面临巨大的转型压力，而新兴产业培育需要时间和资源投入。如何在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同时，完成产业结构的根本性调整，考验政策制定的智慧和耐心。高端制造业和创新型产业对人才的需求远超传统产业。广州在人才政策、生活环境、发展平台等方面能否形成足够吸引力，将直接决定规划的落实效果。

城市兴衰，系于选择。广州的选择是清晰的——通过建设世界一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夯实发展根基，通过打造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创新中心注入不竭动力，通过塑造全球数产融合标杆城市把握时代脉搏，通过成为全国新型工业化典范城市实现全面跃升。这四个战略定位如同一座坚实桥梁，连接着广州的今天与未来。跑好这场马拉松，需要耐力，需要智慧，更需要全体广州人的共同参与和努力。

文、图｜记者 戚耀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