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韬(资深文化学者、广东人文艺术研究会副会长)

近四百年学术，顾炎武、钱大昕先后兴于吴，黄宗羲、章学诚先后兴于浙，王夫之兴于湘，戴震兴于皖……学脉渐次南移，广东学术兴起较晩，至陈澧隆然而起，兼综汉宋，博通诸学，说有清一代之古典学术以陈澧为殿军，当无异词。

自此而后，北学南渐之势，已是瓜熟蒂落；而西风东渐之势，发轫于斯。岭南遂成新旧学术转捩之地；有风自南，风靡岭外。

康有为、梁启超借公羊学以托古改制，梁启超乘此回翔于政学之间，以一书生介入政治，得志则议政于朝堂，失败则乘桴浮于海，旅居东国，考察西洋，办报讲学，提倡史学革命，营垒一新，辞理畅达，气盛言宜，当其时，胡适、陈独秀无不读其文如受电。清代政治之穷途失路者，民国学术之开新风气者，非此公莫属。

陈垣、岑仲勉遥承岭南先达之余绪，而吸收西学方法，各有建树。陈垣服膺张维屏、陈澧之垂训，由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而登堂入室，进而开辟宗教史之新领域；岑仲勉继顺德乡贤李文田之后，深耕广研于边疆史地，善用旧材料而开辟新视域，补前修之未逮，示来学以轨则。因陈、岑之著述，陈寅恪评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

容庚、商承祚，分别以《金文编》《殷墟文字类编》等名世。清代训诂大家王引之说过：“夫三代之语言，与今之语言，如燕、越之相语也；吾治小学，吾为之舌人（翻译）焉。”而与清中叶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之学不同，容商二老，上承罗振玉、王国维之学，不止于作传世文献之译解，进而破译甲骨、钟鼎之文，以补文献之不足徴。数十年间，薪传四代，中山大学遂成古文字学之重镇。

梁方仲成《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为中国社会经济学的奠基之作，诚陈寅恪所谓“预流”之典范。孙诒让作《墨子间诂》，“墨学”重为显学，而杜国庠以马克思主义之眼光，全新解读，耳目一新。冼玉清以“梅妻鹤子”之情怀，以学术为生命，她对“广东学”的贡献，可与屈大均前后辉映。

张荫麟以三十二岁之龄，著《中国史纲》，词虽甚简，而义丰理晰。至今读之，尚为之眼明。所谓史学革命，在梁启超为“花”，在张荫麟为“果”。其融铸百科之才，笼罩百代之志，至今罕有其匹。钱锺书有诗：“同门堂陛让先登，北秀南能忝并称”，一“让”一“忝”，这是眼高于顶的钱氏少见的自谦。惜乎荫麟！命促如彗星垂芒，千古文章未尽才……

今羊城晚报记者，以追踪新闻之笔，作一百五十年之学术回望，选出十人以为代表，必有遗珠之憾，而亦足仰星华之耀。今日挹此辉光，作盈手之献，以见我岭南学人“著书当为日星，不可为浮云”之志。

（本文系《岭南风度——广东近现代文化十大家》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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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发｜王晓娜  潘子扬
来源｜羊城晚报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