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不是单行道，是即兴演奏。”2016年8月，28岁的台湾青年杨捷第一次踏上广州的土地。他攥着仅有的积蓄，住进了一家每晚100多块钱、没有窗户的旧旅馆，潮湿、闷热的环境，让他彻夜难眠。第二天，他要去广州交响乐团面试。

“那时候只觉得日子过得很辛苦。”十年后的杨捷，坐在自己开的“Afterglow”西餐厅里回忆，“为了省一两百块，什么都不敢花，因为心里没底，怕自己考不上。”

面试结束，他考上了。当天，他便退掉了小旅馆，改订了广州一家星级酒店。从潮湿的小旅馆到星级酒店的落地窗，那一夜，他睡得很好。“终于敢大声对广州说，我可以留下来了。”

那时的他以为，广州不过是自己人生的一个过渡站。

从“过渡”到“定居”

9岁拿起小号，杨捷的人生轨迹似乎早已被音符铺就。他大学就读于台北艺术大学音乐系，师从台湾知名小号演奏家叶树涵教授，后赴德国埃森佛克望艺术大学攻读演奏专业研究生，受教于小号独奏家Laura Vukobratović，让他成了典型的学院派音乐人，等他毕业步入职场时，已然年近三十。

“那时心里压力很大，快28岁了，还要问家里要钱参加面试，万一考不上呢？”杨捷坦言，彼时台湾的乐团市场早已饱和，“一个萝卜一个坑”，小号声部通常只需要4人，小提琴声部或许能有30个名额，“所有岗位都要等有人退休、离开，才会出现空缺”。2016年，他在一个交响乐团招聘网站上看到广州交响乐团在招小号演奏员，便报了名。

那是他第一次听说广州。

“我刚来的时候，听到大家讲粤语，会觉得像来到东南亚，大家都像在讲外语。”但广州很快接纳了这个台湾年轻人。

被广州交响乐团录取后，杨捷的生活逐渐稳定下来。身着西装，坐在国内一流的乐团里，身边皆是志同道合的乐手。对于任何一个学院派出身的演奏家来说，就是理想的归宿，“就这样一待就待了十年”。

十年来，杨捷的小号声始终与广州这座城市同频共振。从白云国际机场T3航站楼首航的欢腾，到十五运会开幕的荣耀时刻，他的悠扬乐声一次次融入城市跃动的脉搏。

2024年，通过考试，他又成为星海音乐学院的外聘教师，每周两次往返于乐团与校园之间。从乐师到老师，他的身份在广州一点点叠加。

也是在这段时间，他遇见了现在的妻子——一位典型的“厂二代”。妻子的父母早年从四川来广州创业，经营着一家五金工具工厂，她在美国留学七年，骨子里却兼具川妹子的直爽与广东人的务实。

“她是很理性的一个人，对未来很有规划，但也就相对悲观一点，容易焦虑。”杨捷这样描述妻子，“我是比较‘活在当下’的那种，从小就很幸运，什么都很顺利，总觉得船到桥自然直。”

一个奉行浪漫主义的台湾乐手，一个务实的四川女孩，两个看似来自不同星球的人，偏偏走到一起。

疫情期间，演出行业按下暂停键，杨捷开始思考“除了吹小号，还能多做点什么”。而彼时杨捷的未婚妻也想在父母安排的人生轨迹之外再多一些探索，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再“折腾点别的”——开一家西餐厅。

“我们都是餐饮‘小白’，”杨捷坦承，“但我懂艺术领域的东西，品位、审美、人文表达；她从小在商业家庭长大，对金钱和成本格外敏感。”两人的分工自然而然形成：他负责菜品研发与餐厅氛围营造；她掌管成本核算与运营管理。用杨捷的话来说，就是“我负责花钱，她负责赚钱”。

2023年，Afterglow西餐厅在番禺新造正式开业。选址时，很多人都劝他，这里位置太偏，没有客流，可杨捷却一眼看中了店面门口的珠江江景，还有两棵挺拔的木棉树。“这里很‘广州’。”他说。

“我的想法比较阿Q。”杨捷俏皮地开着玩笑，“我们在这个地方没有竞争对手，就算做得难吃，也是这里的第一名。”

一家有“音乐家人设”的西餐厅

走进Afterglow，你会发现这里不像普通的西餐厅。

楼梯拐角放着一架钢琴，墙上挂满了杨捷收藏的黑胶唱片，柜子里陈列着几把 vintage（老式） 小号。每周总有那么几天，杨捷会带着学生在二楼的包间里上课。小号声从窗户飘出去，楼下喝咖啡的客人偶尔会抬头看一眼。

“我像是在替餐厅打造一个专属人设。”杨捷说。

餐厅里，唯一使用的半成品是薯条，其余所有菜品均为新鲜现做。桃子沙拉用当季新鲜水果腌制，从不用罐头；鲜虾都是手工剥壳；台湾高山蔬菜“山苏”，更是专门从福建或台湾空运而来。他说，这是自己想偷偷塞进餐厅的一点私心——“我想把一些台湾的特色食物，介绍给广州的朋友。”

有供应商建议他用预制菜，说“口感效果一模一样，根本吃不出来”，被他直接拒绝。“我自己会吃，我的家人会吃，我的朋友会吃。”谈及餐厅的经营理念，杨捷始终坚定，“我只想遵从内心，分享我认可的生活方式。”

这种"遵从内心"也体现在餐厅的活动上，杨捷把这里变成了一个音乐沙龙的聚集地。

2023年，坂本龙一离世，杨捷在西餐厅办了一场主题音乐会。他没有只演奏那首著名的《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而是翻出了这位音乐教授早年的学院派作品，一边讲解创作背景，一边现场演奏。去年巴赫诞辰纪念日，他请来大提琴家朋友，在这间小小的西餐厅里，完整演奏了全套《大提琴无伴奏组曲》。

“据说我们是全国第一个在西餐厅演完全本的。喜欢大提琴的、喜欢巴赫的，都觉得这是一个壮举。”说这话时，他的语气里藏着一丝孩子气的得意。

这些活动大多不赚钱，有时甚至要歇业半天，但杨捷觉得值得。

西餐厅里，有一间专门留出来的琴房。这里不仅是他教学的地方，也是他精神世界的延伸。每周，他都会在这里给学生上课，从零基础的孩子到准备艺考的高中生。课后，学生和家长可以在餐厅享用美食。

“看着学生从零基础，到能完整演奏一首曲目，那种满足感，和我在舞台上演出时一模一样，同样珍贵。”杨捷说。

在Afterglow，音乐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殿堂艺术，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杨捷会在这里举办小型的音乐会、分享会，甚至陌生人饭局。他试图打破古典音乐的刻板印象，让人们在吃饭、聊天中自然地接触音乐。

当被问及如何平衡乐团工作、教学和餐厅经营时，杨捷说：“其实很难，但我尽量做到万无一失。”他利用排练和演出的间隙打理餐厅，利用周末的时间给学生上课。他像一个高超的指挥家，协调着生活的每一个声部。

“不完美”却“最耐看”的广州

十年过去，杨捷对广州的评价很独到——“广州什么东西都不是最好的，但全部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这里的收入不是全国最高，但物价也绝不是最贵；这里的房子有些老旧，但“就像一个人的五官，不一定有最大的眼睛、最挺的鼻子，但搭配在一起，就是最耐看的脸庞”。

还有广州的生活节奏、饮食文化，都让他渐渐习惯，深深眷恋。

“广州在餐饮上的包容度极高。”杨捷说，在这里，他能吃到地道的湘菜、川菜、西北菜，甚至能在小北路一带吃到比西北当地还要美味的手抓羊肉，天南地北的味道，都能在这座城市找到。

杨捷的性格里，有一种典型的“台湾人”的温和与浪漫。他追求仪式感，喜欢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2025年，他策划了一场特别的求婚。在一场小型音乐会上，他突然停下演奏，对着台下的她，缓缓吹起一段专属旋律，随后单膝跪地，许下爱的诺言。现场有他提前安排的“临时演员”，也有不知情观众的惊讶与祝福。

2026年2月，杨捷和妻子在广州领证结婚。来广州十年，他在这里买了房、有了车，有了自己的事业，也找到了共度一生的人。

“很期待下一个十年，”他说，“肯定还有很多个更美好、更美满的十年。”

采访结束时，夕阳正落在珠江上。杨捷的餐厅面朝江水，两棵木棉树在窗外静静伫立。

十年前那个忐忑地住进无窗旅馆的台湾青年，大概不会想到，自己现在会在广州拥有这么多身份——乐团乐师、学校老师、餐厅老板、广州女婿。每一种身份都是一段乐章，而他是那个执着的演奏者。

“音乐是唯一没有办法现场停留的艺术，”他说，“没了就没了。没有一样的音乐会，没有一样的现场演出，人生也是如此。”

但杨捷的广州十年，已经被他认真地吹奏过了，每一个音符，都清晰可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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