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没有足。

说人话，就是这只“小金碗”没有脚，站不稳。

展柜里，这件南朝小金器像半颗剥开的坚果，也像一枚微微收拢的花萼。器口内收，腹部鼓起圆润弧线，向下渐渐收紧，最后凝成圆而略尖的底。

它不能像寻常碗盏那样平放，手一松，器身便向一侧倾去。

一千五百年前，人们究竟怎样安放它，又怎样使用它？

若盛水、香露或其他液体，它是否要被托在掌中？是否配过高足托？还是尖底原与另一构件相接，组成一套今天已经离散的器物？

考古学界目前同样没有看明白。

面对文物，承认“不知道”，比迅速安上一个用途更尊重历史。何况，这件一级文物真正的谜，不止尖底。

它满身錾刻：花叶舒卷，鸟鱼藏在图框中，神兽穿行其间。五层纹饰从口沿一直缠绕到尖底，像一件有神明祝福的容器。

今年5月，“余广州 平且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广州”展览（下文简称“平且康”展览）在南汉二陵博物馆开幕；记者从馆方获悉，7月，这件一级文物“金钵钵”加入展览。此前不久，李岩、潘洁的新书《海丝流金》由岭南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中一章正是从遂溪窖藏出发，追索它与图像、海路的关系。[1]

展览、文物、新书，在此刻相遇。

一千五百年前，谁曾托住它？第一幕，先把同罐的素面金碗请出来。

【壹】

把素面金碗请出来

金钵钵的第一重谜，是它怎样站立。要回答，不能只凝视展柜，还得回到1984年粤西的一只陶罐。

据遂溪县博物馆1986年刊于《考古》的发掘简报，1984年9月29日，遂溪县边湾村女青年邹银在平整旧屋基时，发现一只带盖灰陶罐。次日，当地最初收回完整及破碎银器七斤一两、金环两件、两件当时称为“鎏金盅”的尖底小器、20枚萨珊银币、六件金戒指等，另有部分流散。人们后续整理又辨出刻文字银碗、素面金碗、73件银镯、一只银盒和两件银首饰。[2]

据发掘简报与《海丝流金》，本文呈现的金钵钵是两件“鎏金盅”中的一件；另一件后藏于遂溪县博物馆，器形、装饰方案与它近似。

至少两件同型器同罐出现，说明尖底不是偶然，而是被有意重复的设计。

同罐还有一件带矮圈足的素面金碗。古人当然知道怎样给碗“做足”——偏偏这两件，被做成尖底。

同窖出土不等于同一作坊；这个对照提醒我们，尖底对应着另一种使用动作，或另一套器物关系。

于是三种假说依次登场。

第一种，手持。

金钵钵一手可托。若用于饮用、奉献或短暂仪式，未必需要落案。程雅娟还举出襄阳南朝画像砖上仙人双手托举供奉器的图像。[3]

不过，画像砖中的托盏与遂溪金钵钵，不是同一器形，所以，它能提示手势，却不能为钵钵写下用途。

第二种，另配托座。

百济武宁王陵出土过银杯与盏托的组合：杯底嵌入托座中央，杯和足由此成为一体。程雅娟据此提出，遂溪器物或许也曾有连接构件。

但遂溪同出器物中未见原配托座，器底是否留有焊接、连接或长期承托的微痕，仍待研究。

第三种，与木、金属或其他材质的构件配合。

尖底也可能曾被承接在木、金属或其他构件中。构件后来腐朽、散失，或早已分离；解释与器形相容，实物却尚未出现。

在接受采访时，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全洪还“请”来一只更遥远的对照：约公元前800至前600年的伊朗新埃兰尖底银杯。照片显示，后来人们陈列它时，透明托圈承住腹部，尖端悬空。

新埃兰尖底银杯与遂溪“金钵钵”的年代、尺度、纹饰和文化语境都不同，不能据此排出源流谱系。但这个遥远对照说明：西亚较早的金属器中，已有尖底银杯的实例。

三种假说都有解释力，也都有证据缺口。眼下较稳妥的判断也许是：它的完整使用状态，可能需要一只手、一件托座，或另一个已经失去的部分。

没有足的金钵钵，从一开始就在等待一种关系。

【贰】

从器口向尖底，一层层读下去

现在我们把用途暂且放下，目光从器口缓缓移向尖底——金钵钵的第二重谜，就刻在器壁上。

有时候，“中西合璧”四字说得太快，就会成为武断结论，所以不妨把器身当作一卷环绕的小画，从第一层读到第五层。

第一层贴着口沿：两道弦纹之间，细密篦纹围成一周，先替下面的图像束起边界。

第二层是连续的忍冬纹或卷叶纹。它在魏晋南北朝佛教艺术中常见，却并非只服务于一种宗教场景：看到忍冬，可以讨论佛教艺术影响；但只凭一周卷叶，不能把整件器物定为法器。

第三层占据器腹。七个长六边形图框中，鸟、鱼、花叶、瓶形图像与两只神兽依次出现。那个瓶形图像，1986年的发掘简报当时还没有认出。

个别形象仍有不同辨名：宝瓶或德瓶，凤鸟或朱雀，莲花或蒲公英纹。名称的游移本身就是研究现场——古代图像处在几种传统的交界处，现代名词未必能一次框定。

值得停下来细看的，还有两只神兽。

一只人面鸟身，另一只为兽面（或鸟首）鸟身。《海丝流金》一书中把它们与南朝画像砖中带有自铭的“千秋”“万岁”联系起来：神兽展翼曳尾，与花叶、鸟兽共同构成长寿、护佑和升仙的图像世界。

程雅娟的辨名并不一致。这里，不妨让它们暂时保留一点无名的自由。

《海丝流金》还把“认出它们”的过程写了下来——

李岩起初困惑于这批窖藏的孤立：遂溪附近尚未发现能与大批贵重器物相称的高等级聚落，也很少见到可以直接指向海上贸易的遗存。后来，他到广西浦北越州故城发掘现场，站在纵横的遗迹之间，看出土器物，听越州故城执行领队、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韦伟燕介绍遗址情况，又注意到遗址中的海外珠饰；地图上的一个村庄，开始与北部湾东北岸的州城和聚落相连。回到遂溪这批材料，他在当地博物馆同仁帮助下反复端详纹线，逐渐辨出“千秋”“万岁”和“德瓶”。

器物看似孤立，未必真的孤立；有时只是它周围的考古地图还没有展开。把区域材料连起来，再回到器物上细读纹线，它才显出更多来路。

第四层又回到忍冬。主画带被上下两周不断伸展的卷叶包围，像两道植物编成的护栏。

第五层落在尖底。外层十六瓣，内层十瓣。若依1986年的发掘简报把它读作重瓣莲花，当器物被托在掌中或承在支座上，莲瓣便从下方一层层翻开，托起满器的鸟、鱼、花叶与神兽。

从器口到尖底，忍冬、莲花、瓶、鸟、鱼和神兽一层层排下来。金钵钵很小，里面容纳的图像世界却并不小。

图像给用途提供线索，但图像不能把用途坐实。

今年5月，记者从第五届岭南青年考古论坛（由暨南大学历史学系主办，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越王博物院、深圳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协办）上获悉，来自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黄书玉，在讨论广西汉至南朝材料时，使用了“佛教相关文物”这个较克制的概念。她认为，早期广西尚少见能够直接确认的佛像或单体造像；一些三宝佩、莲花纹及其他图像可以旁证佛教文化因素的传播，却不能与佛教作为一套完整宗教体系的传入简单画上等号。[5]

这把尺子同样适合我们的金钵钵——

器表出现莲花、忍冬和瓶形图像，足以让人联想佛教文化因素的传播；但它是否供在寺院、用于何种仪轨，仍需器物组合、出土情境或使用痕迹作证。

全洪注意到，这套构图在萨珊波斯、印度或拜占庭器物中尚难找到直接对应；六方连续纹、人首鸟身等，又能在三燕、朝鲜半岛和日本古坟时代材料中找到近似。不同传统之间的关系，仍待研究。

所以，它仍像一件有神明祝福的容器。只是，这份祝福从哪里来，不能只向纹样追问。

【叁】

1984年的陶罐里，装着一小片印度洋

问题又回到这只金钵钵：这么多远方因素，为什么会在遂溪相遇？

真正把窖藏放回地理中的，是边湾村旁的一条河。

据1986年发掘简报以及《海丝流金》转述的陈学爱2000年回顾，边湾村在遂溪县城以东约两公里，西溪河从村旁流过，再经五里山港入海。这里不是已知古港城，却有一条具体水路通向海。

装住远方之物的，却是一只地方日常陶罐：深灰、无釉，饰水波纹与弦纹，肩部及近足处各有四耳。

一只属于地方日常的陶罐，替一批贵重物品守了一千五百年。

盖在器物之上的银碗，复原后呈十二瓣莲花形，外口沿刻有文字。1986年简报称其为“波斯文”；据全洪文章转引，吉田丰后来把铭文与石国（Chāch）及“42”这一重量或货币计量联系起来。释文细节仍有差异，称“刻文字十二瓣银碗”更稳妥。[4]

Chāch就是中亚的塔什干绿洲一带。因此，这件银碗至少告诉我们：1984年的陶罐里，不只有“波斯”这一条线，中亚也在场。

镜头再收紧：数量最多的，是银镯。

1986年的发掘简报记录银镯73件，其中约60件为同一式，内径偏小，截面向内呈凹形，不宜作普通手镯佩戴，可能原是衣、帽饰件。两件金环表面锤打粗糙，简报整理者认为它们不像佩戴物，更接近财富积蓄。

当“手镯”不是一只，而是同式成批出现，便要把它放到首饰以外思考：它们也许还关乎身份标识、财富储存或分配方式。

再看最容易辨认来路的20枚萨珊银币。

1986年的发掘简报将这批银币分为四式，认为它们铸于萨珊王沙卜尔三世至卑路斯时期，年代约在公元383至484年之间。但钱币的铸造时间，不等于窖藏的埋藏时间，更不等于金器的制作时间。钱币铸成后，可能长期流通、被人收藏或改作饰物，许多年后才与其他器物一起埋入陶罐。

这些银币到了岭南，未必继续只作钱使用。简报记录了穿孔现象；展览还概括指出，广东发现的波斯银币中有被剪碎者，但并未说明剪碎者就是边湾村这二十枚。

一般而言，穿孔的钱币可以被缀在衣帽或饰件上；被剪开的银片，则可能按重量进入另一套交换逻辑。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提出一个问题了：一枚钱离开原来的制度之后，还算不算钱？

它可以携带着波斯王的头像、祭坛和铸造年代；但到了岭南人的手中，也可以成为佩饰、银料或财富储备。物没有停在原义里。每经过一群人，它都可能获得一种新的用途。

金钵钵仍在陶罐中央，四周却渐渐有了银币、银碗、银镯，也有了中亚、波斯和印度洋。

这里的“印度洋”不是一条直线，是许多段已发生变化的旅程：钱币被穿孔，中亚文字落于银碗，远来金属进入地方财富系统，纹样又在金器上重组。最终，一只粤西陶罐成为它们共同沉睡之处。

同罐而眠，不等于同地出生；共同出土，也不等于共同制作。

【肆】

图像也是一种传闻

旅程越远，名字越多。金钵钵的第三重谜，是我们究竟该给它哪一个名字、哪一个“国籍”。

四十多年来，它先后被称作“鎏金盅”“铜鎏金器”“龟背纹鎏金盏”“贴金银盅（杯）”，今天的展览定名则是“南朝花叶鸟鱼纹窝形金器”。

名字的变化，像一条研究史留下的水位线。每一次新的辨认、检测与比较，都会改变人们对它的材质、用途和来历的判断。

全洪还提出，它或可与中古文献中的“金叵罗”相联系，并据伊朗语词源和唐代饮器语境，推测它可能是一只酒杯。[4]

这个名字很诱人：若始终端在手里，尖底便有解释。但相关语词证据晚于遂溪窖藏，也没有文字与器物逐项对应；“饮器说”仍不能变成展柜定名。

甚至，今天名称里的“金”字也未完全定案。

展览定名为“金器”；馆方“文物上新”称新检测显示含金、银；广东省博物馆藏品页仍列作“铜器”；全洪则判断为“银胎贴金”。完整检测方法和数据公开以前，这些记录只能并列。[4]

因此，本文以“金钵钵”作行文简称，以“金器”沿用展览定名，不意味着材质讨论已经结束。

至于产地，是的，人们一般都很容易产生替它寻找“国籍”的冲动。

但一件器物的履历，可以拆成许多问题：原料从哪里来，器形在哪种传统中成熟，纹样由谁錾刻，又经哪些商人和港口抵达遂溪？这些问题未必共享一个地理答案。

“波斯说”的根据，是同窖萨珊银币与外来文字银碗；它们证明流通网络连接伊朗和中亚，却不能证明所有器物同地、同工制作。

工艺又提供反证。程雅娟指出，典型萨珊贵金属器多以锤揲工艺塑造高起伏图像，遂溪器却以浅细阴线平铺纹饰；她由此质疑“典型萨珊工匠直接制作”，转而从朝鲜半岛的细线錾刻、多边形图框和组合器中寻找近似。[3]

与波斯币同出，不足以让金器自动“入籍”波斯。

“朝鲜半岛制作”同样只是假说：工艺可以随工匠和图样移动，也没有生产遗址、金属来源或器底痕迹等证据，足以把两地定在同一条生产链上。

《海丝流金》的可贵，就在于没有急着给它颁发新“国籍证书”，而是把同型器、素面金碗、银碗铭文、钱币、图像和越州故城放回同一张关系网。

器物会被重新命名，远方也会在传述中被重新解释。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林英研究的“大秦传闻”，又提供了另一面镜子。[6]

她指出，公元1至5世纪，中国人关于罗马帝国的许多知识经安息、贵霜、南印度及南海航路等多重中介辗转而来；2世纪中叶后，越来越多新消息从印度和南海方向进入中国。[6]

传闻也有价值：它保存了知识在路上“变形”的样子。

林英据此分析，《后汉书·大秦传》把大秦宫室材料写作“水精”；到两晋南朝，琉璃又进入仙境，成为神仙宫室的材料。商品抵达中国，意义也在“入境”。[6]

金钵钵上的图像或许也经历了类似翻译：莲花、忍冬与瓶形图像进入岭南后，被放到“千秋”“万岁”、朱雀、鱼纹和吉祥观念之间，重新组织成另一套图像语言。

钱币会被穿孔，图像也会被翻译、被重画。

因此，图像何尝不是一种传闻。

【伍】

金钵钵，把我们带到越州

金钵钵把我们带回边湾村：是谁，把这一罐财富埋进坡地？

1986年简报推测，物主可能是商人，也可能是原文所称的“俚僚民族的头领”，随后便收住：“现尚无史料可考证。”[2] 陈学爱后来引入“都老”，同样未能落实姓名、族属与身份。[1]

大量银环、钱币和金银器像一份可拆分、携带、重新计价的家产。“商人”和“地方首领”也未必非此即彼；但再往前一步，证据就不够了。

能确定的是两地的位置：边湾村旁有水路，经五里山港就能出海；从边湾村往西北，地图上直线约九十公里，就是广西浦北南流江畔的越州故城——那里离北部湾东北岸不远了。李岩回复记者时，把二者关系概括为：“应当是南朝越州城海丝遗存的溢出效应。”

“溢出”在这里不是一条已获考古证实的运输线，它是一种区域网络说：视野从陶罐推向州城、聚落、河流、港湾与地方人群。

时间上，二者并非同时起步。根据历史文献记载，越州于471年立州，474年筑城。遂溪窖藏里最晚一组银币为卑路斯在位期间铸造，铸币年代可到484年；但484年只是铸币年代，不是入土年代。银币在流通、转运并抵达中国之后，才可能与其他器物一同入罐，因此窖藏埋藏必然更晚。

1986年的发掘简报也据钱币将其入土年代判断为南朝晚期，按考古学分期，大致相当于梁、陈时期。也就是说，边湾村这罐金银入土时，六十公里外南流江畔的越州城已经建立并运行了一段时间。

在上述第五届岭南青年考古论坛上，韦伟燕与李宁博的报告，恰好为这些图景补上了一些细节。

韦伟燕在报告中介绍，越州故城外已经发现十余座遭到破坏的砖室墓，考古人员在三个地点抢救清理了五座。墓葬规模不大，随葬品以罐、碗、碟等瓷器为主；因为没有纪年材料，报告者暂按考古学分期判断为南朝早期，约当宋、齐时期。墓地与州城在时间上如何衔接，还需继续核定。

真正耐人寻味的，是她在报告末尾留下的问题。越州故城内可以辨认出两组器物：水波纹罐、四系罐等常被研究者视为本地俚獠人群的物质文化；唾壶、莲花纹碗碟等瓷器，则与长江中下游联系较深。可是，目前城外清理的墓葬里，看到的主要是后一组瓷器。

那么，文献所见的俚獠人群葬在哪里？

这个问题没有现成答案，却让“融合”两个字变得具体：一座南朝州城内部可以同时存在不同来源的器物传统；进入墓葬的组合，又未必如实复制城中全部人群。

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的李宁博则把视线推向浦北县域。2024至2025年，考古人员在浦北调查了153处南朝至隋唐时期山岗遗址，其中大多数是聚落。低丘上散落着大量与当时人们生活有关的陶片、瓷片，报告者根据采集的标本结合文献记载初步推测，其中许多遗址可能与当地俚人有关。[5]

这153处遗址让州城之外的人群重新显现出来。越州不再只是孤零零的一圈城墙；把尺度放大到浦北县域，一片片山岗聚落也开始显现。至于这些聚落居民与州城、与城外砖室墓究竟是什么关系，仍待进一步发掘。

黄书玉谈图像，韦伟燕追问墓葬，李宁博展开聚落。三组材料并不相同，指向的却是同一件事：

文化交流，总要经过具体的人，落进具体的生活，并在图像、墓葬与聚落中留下不同的痕迹。

【陆】

再看“广州”：要换一把“尺子”

接下来，金钵钵把我们带向“平且康”展名中的“广州”。但这里的“广州”，至少有三层：州级政区、州治古番禺城、现代广州市。它们逻辑相连，却不是同一回事。

据《三国志》，公元226年，孙吴从交州分置“广州”。它首先是一个横跨今广东、广西相当范围且不断调整的州级政治地理空间。

这片州域的治理中心是古番禺城，大体在今广州老城区一带。自秦设番禺县、置南海郡治于此，南越国又以此为都；217年交州刺史步骘迁州治番禺后，县、郡、州三级治所逐渐汇聚于同一座城。

一座城上，叠着三种不同尺度。

“金钵钵”并非古番禺城出土物，也不能因进入展览便倒推为南朝广州城产品。它与“广州”相接的，是更大的岭南海陆网络；至于边湾村的行政隶属和器物具体路线，仍须逐段核定。

上述展览的展名“余广州 平且康”，取自一块西晋文字砖。金钵钵进入展厅以后，“融合”不再只是一个字面上的漂亮词：不同来路的图像、钱币、银碗和地方陶罐，也让粤西、桂东南与古番禺州治在同一片岭南世界中彼此可见。

【柒】

一千八百年前，“广州”与海路在文字中相遇

广州建城至今已有约2240年。公元226年，现存正史中首次出现“广州”州名；州名历经早期撤置，264年复置后进入相对稳定的沿用阶段。2026年，在回望这座古城绵延两千余年的同时，人们也纪念“广州”得名1800年。[7]

同一时代的文字，留下了一些海路回声——

也在226年，一名史书所谓的“大秦贾人”进入孙吴人的视野。

《梁书》卷五十四《诸夷·中天竺国》追记，大秦贾人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孙）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史书没有说他到过广州，更不能证明他从罗马本土直航南海；但分交州置广州时，远方知识也正沿海路进入孙吴政权。[8]

五十五年后，一则海路异物的文字记录，又把人们的视线引向“广州”——

《艺文类聚》所引晋代殷巨《奇布赋》序记载，公元281年，“大秦国奉献琛，来经于州”，其中“火布尤奇”。序文中的“州”承上指广州。[8]

异域珍物经州而来，官员接触它，文人再以自己的知识命名和解释。物品经过“广州”，意义也随之改变。

考古则从地下补出古番禺城的实体。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程浩曾在上述岭南青年考古论坛上介绍，广州小马站—流水井古城遗址揭露东汉城墙，东晋加固并包砖，南朝再向外扩展；南越国宫署遗址还发现南朝大型房址、排水暗渠、砖路和水井等遗迹。

城墙反复修筑，水被引导，官署与道路持续使用——“州治”由此成为一座真实运转的城市。

同时据“平且康”展览说明，广州北郊狮带岗晋墓出土的蓝色玻璃碗残片被联系到萨珊玻璃传统；萝岗水西贝底山南朝墓中的小型玻璃珠，则被归入“印度—太平洋珠”相关材料。

一片玻璃，几颗小珠，一罐金银。

它们与金钵钵不在同一处出土，也不属于同一批主人。但它们共同照亮一种历史可能：岭南沿海有人抵达、货物换手、钱币穿孔、图像重画，远方知识也被不断翻译。

《南齐书》卷五十八篇末写道：“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牣积王府。”[8]

这些材料不能替每一件器物画出确切路线，却照亮了流动的时代背景：远来的商船与货物，将南方州郡接入更广阔的海域；城池生长，人员、物品与知识在古番禺汇聚、转运并被重新解释。

当时的“番禺”未必生产所有岭南海路器物，它更重要的角色，是海域网络中的转化枢纽——远方之物来到岭南，往往获得新的名字、用途与意义。

结语

历史的辽阔与可能

现在，回到展柜，也回到最初的问题。

是的，我们仍不知道，这只金钵钵一千五百年前究竟用来做什么。手持、配托、组合器、饮器，都在等待新证据。

可一路追问下来，问题已经不只剩“它是什么”。

把视线移出器表，证据开始彼此托举——

陶罐里有同型尖底器、素面金碗、刻文字银碗、73件银镯和20枚萨珊银币；陶罐外，有通海河流、越州墓地、浦北山岗聚落、古番禺州治，以及更远的印度洋世界。

我们最初在问：谁曾托住它？而考古和文献材料却一次次把它放回关系中。

同型器证明尖底是设计；素面金碗显出另一种安放方式；银币和刻文银碗保存远方流动；地方陶罐、墓地与聚落，又把它带回岭南人的生活。

答案没有变得简单，却因保留复杂而更接近真实：器物从不独自抵达历史。保留它的多义，不急于用一个名称、一种用途或一处产地，把漫长的流动压成唯一答案，也许是一种很好的当下选择。

此刻，展柜轻轻托住这只“金钵钵”；而在更深的历史中，托住它的，是一条河、一座州城，是往来其间的人与物，也是一次次的命名、研究与“破译”。

【资料注释（择要）】

[1] 李岩、潘洁：《海丝流金：小小金银器映射的万里海丝路》，广州：岭南古籍出版社，2025年12月，主要参见自序及第四章。

[2] 遂溪县博物馆（陈学爱执笔）：《广东遂溪县发现南朝窖藏金银器》，《考古》1986年第3期，第243—246页。

[3] 程雅娟：《伴波斯银币出土的朝鲜三国时期鎏金盏——遂溪县边湾村窖藏龟背纹鎏金盏考》，《装饰》2021年第1期，第82—86页。朝鲜半岛制作、原配托座和手持供奉器均为该文提出的假说。

[4] 全洪：《两广出土汉晋时期域外金银器与海上丝绸之路》，载深圳博物馆编：《丝路留金——亚洲文明古国冶金艺术》，北京：文物出版社，2024年，本文主要参见第37、40—41页。

[5] 《第五届岭南青年考古论坛会议手册》及记者现场采访。

[6] 林英：《公元1到5世纪中国文献中关于罗马帝国的传闻——以〈后汉书·大秦传〉为中心的考察》，《古代文明》2009年第4期，第54—62页。

[7] 《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吴主传》载黄武五年（226年）分交州置广州后“俄复旧”；卷四十八《吴书·三嗣主传》载永安七年（264年）“复分交州置广州”。本文所称“建城约2240年”，按公元前214年番禺城肇建的通行纪年推算。

[8] 《南齐书》卷十四《州郡上·越州》；《梁书》卷五十四《诸夷·中天竺国》；《艺文类聚》卷八十五《布帛部上》所引《奇布赋》序；《南齐书》卷五十八篇末。

文 | 羊城晚报记者 潘玮倩 实习生 赫连天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