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奥斯卡最佳导演得主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史诗巨制《奥德赛》,正在内地热映。

影片改编自古希腊不朽经典《荷马史诗》(含《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两部),诺兰将荷马笔下那段英雄归乡的传奇,以磅礴影像重现银幕——特洛伊战火熄灭后,伊萨卡国王奥德修斯,踏上了漫长而艰险的回家之路。

不止于电影,这部史诗亦是无数艺术家的灵感源泉。古往今来,以《奥德赛》为题材的画作层出不穷。诺兰在创作中也借鉴了这些视觉遗产,细心的观众已经发现,片中诸多“名场面”,与经典画作形成了巧妙呼应。

这些画作定格的,是史诗的哪一个瞬间?它们折射出怎样的西方美术史脉络?诺兰执导的电影《奥德赛》,又能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新视野?

羊城晚报特邀广州美术学院教授樊林,选取三幅以《奥德赛》为主题的画作,深入解读其艺术特质、所属西方艺术流派脉络,以及对当代艺术创作的启发——

当巨人显露温柔:
《奥德赛》穿越千年的自处之问

 

在诺兰执导的电影《奥德赛》中,奥德修斯一行人在归乡途中因风暴搁浅,误入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的山洞。值得关注的是,诺兰并未借助AI技术呈现这一场景,而是搭建了一座高达18米的实体巨人形象,并在影片中浓墨重彩地刻画了波吕斐摩斯深沉的孤独感。

在欧洲绘画史上,法国象征主义画家奥迪隆·雷东曾创作油画《独眼巨人》。雷东描绘的是波吕斐摩斯温柔地凝视海面上的仙女加拉特亚,与电影中表现巨人蹂躏奥德修斯及其同伴的暴力场景不同。

这一处理方式,恰好折射出雷东所处时代的精神氛围,也体现了象征主义对古典题材的重新诠释——转向内在观照。19世纪下半叶,全球社会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加速转型,在这样一个飞速进步的时代,个体如何自处、如何面对自我与孤独,成为普遍的精神课题。大量诗歌、文学与绘画作品,皆在回应这一心态。

电影《奥德赛》同样以大量镜头刻画独眼巨人的形态,譬如他在山洞中独自安睡,奥德修斯与同伴们围绕其侧。这一构图突显出巨人庞大躯体下的孤寂形态,甚至带有一丝无助。而这正是古希腊神话最具魅力之处——神与人同形同性,它毫不避讳地展现出人性中所有的柔弱与脆弱,甚至放大。

关于《奥德赛》的核心议题,奥德修斯的傲慢始终为观众所热议。这种傲慢,也普遍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之中。电影《奥德赛》借此提醒观众,人生必须如履薄冰,审慎对待每一个环节。然而,仅此尚不足以描摹命运所施加的种种考验。

因此,在欣赏电影《奥德赛》时,我们有必要回归叙事本身,回归其根本命题——命运如何试炼奥德修斯以及他身边的每一个人。

影片中还有一处引人深思的细节:奥德修斯与伙伴们发现独眼巨人竟会言语,便疑惑于巨人为何不愿沟通。而事实上,现代人在遭遇困境之际,也往往未能借助沟通来消弭分歧。这种“不沟通”的状态,同样日复一日地考验着我们。

当乳母认出乞丐:
《奥德赛》中最动人的“识别”时刻

 

在经历了漫长的漂泊与磨难之后,奥德修斯终于回到故乡伊萨卡岛,却仍要面对神所安排的最终考验。他选择伪装成乞丐,以此接受命运的挑战。

诺兰在电影《奥德赛》中对这一情节的处理忠实于原著:老乳母欧律克勒亚为奥德修斯洗脚时,依据其小腿上的旧伤疤,辨认出她日夜惦念的主人。这一细节早已埋下伏笔——奥德修斯少年时在帕耳那索斯山跟随外祖父狩猎野猪,意外留下这道伤疤,当时正是乳母亲手为他包扎了伤口。

回望西方艺术史,这一“辨认时刻”在不同时代都曾激发画家的创作灵感。例如,在约公元前440年制作的一只红绘式深腹杯上,古希腊人以近乎剪影的形式记录了这一瞬间。由于古希腊未留下大型绘画,后人往往通过陶瓶、陶罐上的彩绘来了解其绘画成就,这类作品在艺术史上被称为古希腊“瓶画”。

这只红绘式深腹杯两面皆绘有图像:一面是老乳母为奥德修斯洗脚并认出他的情景,另一面则是奥德修斯的妻子珀涅罗珀和织布机。

在《奥德赛》中,珀涅罗珀面对占据王宫、挥霍财产并逼迫她改嫁的求婚者,佯称必须先为公公织完裹尸布才能再嫁。为拖延时间,她白天织布、夜晚拆解。这一举动本身,既是对爱情的坚守,亦是对命运的反诘。当古希腊人举起这只酒杯时,仿佛也一并端起了命运的时刻。

这些“识别”或“辨认”的瞬间,成为了西方艺术史上经典的叙事母题。无论是耶稣基督被认出,还是微服出巡的国王身份被识破,往往都仰赖于某一具体而微的瞬间。瓶画中的老乳母之所以能辨认主人,并非凭借奥德修斯昔日英姿或显赫王冠,而在于一切外在都已改变之后,唯有记忆、情感与某个微弱却确凿的信号,依然忠实于过往。

诺兰在电影《奥德赛》中的叙事,正是建立在这一深厚的西方文明传统之上。

当“辨认”成为经典:
《奥德赛》中的“识别”时刻为何被反复表现

 

在西方艺术史上,“相认”这一瞬间曾多次被图像化呈现,且在不同风格演变的阶段,画家们的解读方式各不相同。这使得该场景成为一个饶有趣味的切入点,帮助我们窥见西方艺术史的流变。

1849年,法国学院派画家古斯塔夫·布朗热完成了一幅描绘欧律克勒亚辨认出奥德修斯的画作。这幅作品代表了新古典主义风格在学院的创作中对历史题材的处理方式——对古典意味的服装样式、建筑空间的精确交代,以及人物情感含蓄内敛的表达。

尽管当时印象派与后印象派尚未登场,学院体系却已面临新兴技术带来的挑战:1839年摄影术已经被法国科学院宣布确立,摄影对绘画构成冲击与挑衅。学院派绘画的坚守,便体现在对母题的选择上——历史题材依然占据核心地位。

然而,颇为耐人寻味的是,布朗热的这幅画在对“瞬间”的捕捉上,反而不及公元前440年的瞬间那样凝练。1849年的作品更倾向于对一个完整故事场景的还原,而非聚焦于眼神、情感的碰撞。

由此引发一个追问:既然我们已经身处古人无法想象的繁荣与飞速发展之中,为何仍需不断回望古典?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回归古希腊神话本身,进行一种更为本真的解读。而这种解读,也正是诺兰通过电影引导我们去做的——即如何回归“命运”这一母题。

在电影《奥德赛》中,奥德修斯的旅程被具象化为苏格兰的高地、冰岛的海,甚至超出了文字。诺兰以极具沉浸感的影像语言,完成了《荷马史诗》经典情节的可视化转译,试图将观众带回那些重要的时刻。而贯穿全片的“辨认”时刻,正是此前所有叙事最终汇聚、回归的核心节点。

综上所述,文明史应成为我们理解电影《奥德赛》的基石。我们亦可将自身的命运、时代的处境,乃至周遭给予我们的种种考验,投射其中。这部电影的价值,正在于它激发个人的思考以及群体的讨论,也提醒我们命运的背后有个“风神”。

文 | 记者 谢婉莹 梁善茵
 视频|记者 梁善茵 谢婉莹 实习生 陈炫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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