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战争的硝烟散去，山河动荡的过往仍深深刻在中华民族的血脉里。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惠州作为华南抗战的重要阵地，留下了深重的家国记忆。这座城市四度沦陷、饱经苦难。从1938年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到1945年侵略者在水东街包公巷码头屈膝投降，惠州军民与全国同胞并肩浴血，聚成抵御侵略的坚固防线。作为东江流域鲜为人知的抗战受降地，水东街包公巷码头见证了这座城市从饱经苦难、胜利受降到如今灯火繁华的岁月变迁。本期文脉，让我们一同寻访抗战遗址，在和平年代里重温那段烽火岁月，感受城市风骨。

铁血同袍：民间力量筑起抗战防线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在卢沟桥发动七七事变，战争的阴云迅速向全国蔓延。1938年10月12日，日军以攻下广州为目标，从大亚湾澳头登陆，铁蹄踏破粤东门户，惠广会战拉开序幕。短短一日，淡水、平山相继陷落，日军兵临惠州城下。

城防告急，一场有百余名惠州学生军以身赴死的阻击战在飞鹅岭展开。飞鹅岭地处惠州古城西南处，扼守惠州城郊高地，自古便是城防要塞。在当时驻守飞鹅岭的国民党军莫希德151师直属团中，有百余名刚从省立惠州中学、博罗中学招募的学生军。这批大多本拥有光明前程的知识青年，当时恰巧正在此地参加秋季军训，却为掩护城内数十万百姓撤离而舍身殉国。

1938年10月14日，日军大举进攻飞鹅岭，年纪尚小的学生军们立下“只要活着就不让日军前进一步”的铮铮誓言，与守军一起为城内百姓争取撤退时间。黄昏时分，大部队按计划撤往罗浮山，百余名学生军选择死守阵地。深夜日军发动偷袭，学生军依托碉堡顽强抵抗，日军恼羞成怒，向碉堡内大量投掷手榴弹，这群风华正茂的少年全部壮烈牺牲。

“飞鹅岭，颈长长，碉堡里面好多枪。军阀拿来打内战，人民拿来打东洋”，这首惠州民谣代代传唱着飞鹅岭上悲壮往事。如今，岭上留存的碉堡、战壕遗迹，如一座无言丰碑，让后人得以回望那一段峥嵘岁月。

如果说飞鹅岭一战是惠州民军用生命筑起的防线，另一群人则在没有硝烟的地下战场，用智慧与胆识护住了中华民族的文脉。

战火蔓延，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大批为躲避迫害而汇聚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精英身陷险境。危急时刻，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周恩来的指挥下启动了震惊中外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行动。其中，惠州凭借水陆通达的区位条件和坚实的群众基础，成为了整条营救线路上至关重要的中转节点。

位于惠州桥东的东湖旅店，原为1935年惠州籍爱国人士翟雨亭兴建的私人洋楼，在战火中改为旅店。1942年2月至6月，中共惠阳县委指派年仅22岁的卢伟如以中国香港富商身份入住东湖旅店，包下一二楼作秘密中转站。彼时，三楼住着国民党第一八七师师长张光琼，一楼设有岗哨，军警密集，卢伟如偏偏认定“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在东湖旅店，上演了险象环生的营救转移工作。

此后，茅盾、邹韬奋等一众摆脱日军封锁的文化界知名人士，在东江游击队的护送下，穿越层层关卡分批抵达惠州中转，再沿东江北上安全撤离。1942年除夕，二十余名文化界人士齐聚东湖旅店，茅盾夫妇亲自下厨，烹制了一道家乡风味的浙江“风味鸡”，在颠沛流离的烽火岁月里，共度了一个朴素却温暖的团圆之夜。这场历时两百余天、纵横粤港两地的秘密营救行动，被茅盾盛誉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从飞鹅岭上壮烈殉国的学生军，到东湖旅店里惊心动魄的转移行动，在惠州这片土地上，抗战从来不只是沙场上的刀光剑影，全民抗战的火种，在东江大地深深扎根。

至暗时刻：沙下惨案血染西枝江

热血抗争的背后，是日寇铁蹄带来的无尽苦难。自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作为拱卫广州的军事重镇，惠州成为了日军觊觎的目标。据惠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10月至1945年，日军先后四次侵入惠州，烧杀抢掠，造成惠州军民直接伤亡2.1万多人，间接伤亡人口达10万以上。相关情况亦见中共党史出版社《广东省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

日寇的暴行在四次沦陷中不断升级。1938年10月，日军首次从大亚湾登陆进犯惠州，大肆虐杀城内百姓，在水东街一带纵火焚烧店铺，驻惠三月余后弃城，临走时炸损东新桥、圆通桥。1938年11月4日的《新华日报》报道指出，日军在惠的暴行“其惨酷情形，较其他沦陷区尤有过之”。

1941年5月，日军第二次入侵惠州，以鸣炮为号四处放火，仅仅三日便将西湖名胜尽毁，城内八九成房屋被焚，惠州人痛称此次浩劫为“大烧屋”。

而最为惨烈的，是1942年2月的第三次沦陷。据《广东省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记载，日军入侵惠州城后，实施了历时3天的大屠杀，被杀害居民的尸首约600具。在今老船厂遗址位置发生的“沙下惨案”震惊南粤，正是日军报复性屠城的铁证。

1942年2月初，日军第三次进犯惠州，在飞鹅岭、挂榜山一带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阻击，日军酒井部中川联队队长被击毙。城池陷落后，恼羞成怒的日军将复仇的屠刀挥向无辜平民。史料记载，日军将城内未及撤离的百姓抓捕押至西枝江边，用铁线穿透手掌或肩膀，将民众串联捆绑，随即用刺刀捅杀后推入江中，西枝江一度被鲜血浸染。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惠州民间艺术大师刘汉新的外公当时被日本人抓做壮丁，亲眼目睹了“沙下惨案”，刘汉新根据祖辈回忆口述还原惨痛细节：“日军逼迫民众剪出二十余公分的铁线，将众人双手反绑，十几二十人串成一串，押至深水区域，悉数刺杀后踢入江中。老船厂近水区域水深流急，被推入江中的百姓几乎无一生还。”

曾任广东省文史馆馆员、惠州华侨中学校长的王映楼（已故）在其书《惠城四次沦陷》中记录，日军撤走之后，百姓回城，但见城外城内积尸遍地，棺木匮乏，只能钉薄板安葬死者，哭号之声震天动地。

刘汉新口述，许多当时逃亡出城的惠州百姓，起初并不知晓“沙下惨案”发生，待重返家园时，只见西枝江水赤红一片，才知道无数同胞惨遭屠戮。

1945年1月，惠州第四次沦陷。彼时日军已日薄西山，遂打出“中日亲善”的怀柔幌子，背地里依旧推行高压暴政，仍有数百平民惨遭杀害。

昔日繁盛的惠州城，四度沦陷、四度光复，在日军的反复入侵之下变得满目疮痍。如今，西枝江滔滔江水早已归于平静，却永远冲刷不尽惠州人民在抗战中流的血，洗不去侵略者罄竹难书的罪行。

迎来曙光：包公巷码头见证胜利

四度沦陷的伤痛刻骨铭心，但漫漫长夜终会迎来曙光。从1938年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将战火引入南粤东江大地，到1945年驻惠州的日军投降，惠州这片土地上艰苦卓绝的抗战，最终在包公巷码头画上历史句号。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盘踞惠州的日军大势已去，城内多处日军驻地停止主动军事行动，但依旧维持驻防状态，并未即刻完成交接。9月16日，驻惠日军投降仪式在水东街包公巷码头举行，这一消息传遍府县两城，大批市民涌向码头，共同见证这一洗刷耻辱的历史时刻。

包公巷位于现水东街，得名于清代一座立于上塘街与下塘街交汇处的包公庙，包公巷码头曾紧靠东江边，现也与包公庙一起化为了城市变迁中的历史记忆。

为什么受降仪式会选在包公巷码头一侧？羊城晚报记者在与刘汉新共同走访考证时发现，这与包公巷的军事、地理条件紧密相关。刘汉新认为：“包公巷码头紧临当时的惠平车站，当时被日军驻扎，停了很多车甚至坦克；同时距离日军的储备司令部很近，水路和陆路交通便利，方便中国军队接手。”

1945年9月16日下午3时，随着几声响彻云霄的长鸣汽笛，三艘载着中国军队的火船缓缓靠近水东街包公巷码头。当中国受降代表、国民党第六十五军第一五四师师长郭永镳一行从码头台阶走到街口，驻惠日军的三名日军将佐摘下军帽，双手横托指挥刀放在胸前，低头以示迎接。随着一声号令，日军军旗全部倒下，刀枪落地。

在场群众爆发出震天动地的“胜利”“万岁”欢呼声，几个乡绅激动地将毡帽扔向半空。据刘汉新回忆，他的长辈曾讲述过受降当天的情形：当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许多曾被日军欺辱的民众冲出门去，拿起扁担等物件砸向日军。

如今的水东街已是热闹的历史文化街区，当年的包公巷码头旧址也不复存在。硝烟散尽，大亚湾燃起的战火，最终在东江之畔归于平息。那些倒在飞鹅岭上的年轻身躯、那些惨死沙下的亡魂、那些在东湖旅店的无名英雄，还有无数为国捐躯的先烈故事，都化作城市记忆、融入民族血脉，留待后人回望铭记。

【文脉手记】被看见才能被铭记

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记者循着历史的脉络，走访了惠州多处抗战旧址。行走在如今繁华的东江江畔，城市日新月异，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地方，如今多已难寻昔日踪迹，周边鲜有相关的标识与记录，不少居民对其背后的故事也知之甚少。这种“记忆的断层”，不禁让人思绪万千。

回望中华民族十四年抗战的浴血斗争，故事从无远近之分，英雄牺牲亦无大小之别。在聆听本土知情人士口述沙下惨案细节时，真实沉痛的历史过往令人动容。被江水淹没的生命、被岁月尘封的苦难，不该随时代更迭被悄然淡忘。

文字能定格历史，历史则鼓舞人们创造未来。缅怀历史，纪念胜利，珍爱和平。这不仅是对逝去同胞与先烈的最好告慰，更是我们在新时代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

【史海钩沉】抗战初期叶挺曾任东江游击指挥

1938年10月日军大亚湾登陆及先后攻陷惠州和广州后，东江战事急速展开，前粤军、红军各部均奋起参加抗战。惠阳、宝安一带大量失去指挥接济的粤军散兵，以及各地民间武装纷纷奋起抗敌；各方力量在东江地域收拢旧部、招募新兵，抗日烽火燃遍东江两岸。

据时任中共粤东南特委组织部长吴有恒所撰《叶挺当过东江游击指挥》一文记载，叶挺11月前往韶关，会晤保定军校同窗谭邃。当时余汉谋设立东江东路守备区总指挥部，统筹敌后抗战，由张瑞贵任总指挥、谭邃任副总指挥。因谭邃因病赴港就医，便向余汉谋举荐叶挺接任相关指挥职务，叶挺随即被任命为“东路守备区副总指挥”，统编东江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随后，叶挺在香港通过廖承志对接中共粤东南特委，特委当即抽调人员枪械配合其工作。1938年12月，叶挺进驻深圳，将曾生率领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设为指挥部警卫营。据《申报》记载，叶挺奉命回粤主持东江游击战。12月初，他指挥部队歼灭占领惠州的两百余名日军，又挥师包抄石龙，将日军节节阻断。为此，中共粤东南特委向广东省委和中央报告，称叶挺组建的队伍英勇抗击日军。叶挺任职，地方上太平了。

蒋介石得知叶挺任职东江后心生忌惮，责令余汉谋撤销任命、令叶挺返回新四军。为维护第二次国共合作大局，1939年1月，叶挺将东江游击指挥部移交中共粤东南特委，同年2月返回皖南新四军军部。

（作者为惠州市岭东文史研究所副所长）

【文脉专访】筹拍电影《绝战飞鹅岭》导演黄琦:

让更多观众看见飞鹅岭少年

烽火散尽，东江两岸留下的英雄气概早已融入这座城市的血脉之中。然而，仍有诸多鲜为人知的抗争记忆，如飞鹅岭学生军的悲壮过往，长久蛰伏于地方史料之中。如今，这一段历史正通过电影镜头重新走进大众视野。

导演黄琦与惠州红色题材渊源已久。早在2006年，他曾执导中国电影史上首部反映东江纵队的胶片电影《东江特遣队》，多年来深耕广东本土红色影视创作。如今他将目光投向惠州飞鹅岭上学生军的故事，筹备拍摄电影《绝战飞鹅岭》，希望用影像再现这段传奇往事。羊城晚报记者对话黄琦，一同回望那段属于飞鹅岭少年的热血壮歌。

羊城晚报：这一次为什么会选择并不被大家熟知的飞鹅岭作为创作核心题材？

黄琦：来到惠州之后，我一直扎根广东文化开展创作，先后执导了《东江特遣队》《暖心》《秋雨绵绵》等作品。我觉得既然留在这片土地，就要讲好、拍好惠州以及大湾区的故事。我从文学作品当中读到飞鹅岭这段真实历史，同时还了解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山大学抗日先锋队曾多次奔赴惠州参加救亡工作，团结了多方力量，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个故事拍成电影。

羊城晚报：有哪一些抗战故事和史料细节最打动您？

黄琦：关于抗战，大家经常听闻关于湘军和川军的故事，却很少有人知道数十万粤军的事迹。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给惠州百姓带来深重灾难，也正是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飞鹅岭上出现了十几岁的学生军为家国、百姓献出年轻生命。抗战前期，广东人民付出了巨大牺牲，我很希望让更多观众看见这段历史。

羊城晚报：这群飞鹅岭学生军给您带来了怎样的创作触动？

黄琦：史实里，有一百余名学生军坚守飞鹅岭阵地，和日军浴血搏斗，用自己的生命换取惠州百姓撤退的时间。另外，和东江纵队不少成员来自富家子弟、知识分子、爱国华侨相类似，飞鹅岭的学生军大多家境殷实。正是这份舍家为国的牺牲精神，深深打动了我。

羊城晚报：您希望《绝战飞鹅岭》这部电影传递怎样的精神？

黄琦：在影片筹备阶段，我就有意立足惠州本土，尽量实现在本地取景拍摄，学生军的演员也在惠州本土完成选拔。在拍摄过程中，更是有不少小演员被真实历史打动，边拍边落泪。我希望当代年轻人可以透过这部影片读懂，几十年前飞鹅岭上的学生军是以怎样的姿态诀别、用生命守护脚下这片土地的。

图、文| 吴浅语 邬晓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