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房笼罩着暗红色光线，酸酸的药水味混合着烟味、普洱茶香，钻进张轩恺的鼻子。

他站在暗房中，用放大机放大相片——这是大学摄影课的一项作业。随着相纸在药水中轻轻摇曳，影像一点点浮现出来。

“那个瞬间，我想我爱上胶片摄影了。”

复兴的胶卷：从小众到潮流

当手机迈入亿级像素时代，一秒可连拍数十张照片，算法能轻易修正瑕疵，那种需要等待拍完整卷胶卷，手工操作显影、定影等环节才能看到成片的胶片摄影，却重新回到了年轻人的视野。

2022年冬天，新疆，20岁的张轩恺收到人生的第一台胶片相机勃朗尼卡。他带着它去了儿时最熟悉的农贸市场。

这台相机使用120规格的胶卷，一卷仅有12张底片。按完12次快门，他花了三四个小时。

其中一张照片拍的是农贸市场背后的雪山，小羊散落山间。“完全还原了我肉眼观察到的景象，特别真实。”胶卷齿孔和编码、欠曝带来的颗粒感，都让他直观体会到胶片的独特之处。

后来，胶片摄影渐渐成为张轩恺生活的一部分：出门随身携带，把过期胶卷放进冰箱储存，淘玩长相奇异的相机，和同好们交流自己的“废片”经历。

胶片摄影曾是20世纪主流的影像记录方式。21世纪初，数码技术崛起，胶片产业萎缩。但是近年来，“胶片复兴”这股风潮在年轻人中流行。美国《财富》杂志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35%的全球胶片相机用户年龄在18到30岁之间；据《半月谈》2026年报道，在主流社交媒体平台，与“胶片”相关的话题浏览量已突破200亿次。

2024年，“葱师傅”嗅到潮流背后的商机，在杭州开了一家主营胶片相机维修与拍立得拍摄服务的店铺。

见到“葱师傅”时，他刚刚修好一台奥林巴斯Trip 35，在灯光下做着最后的检查。“我基本每天会收到2-3台送修的机器，依据工时、复杂度、零件成本和故障类型，维修价格在100-1000元不等。”他介绍，客人来自五湖四海——浙江、上海、辽宁、香港、澳门……年龄集中在20-30岁。

青年群体对胶片摄影的兴趣，使得胶卷、胶片相机的市场需求回温，供给端率先感知这一变化。

国产胶卷品牌乐凯分别在去年和今年重新推出C200、C400彩色胶卷。乐凯影像市场部副经理常梦礼回忆，“2025年，在上海国际摄影器材和数码影像展览会上亮相的C200彩色胶卷，不到半小时100卷就卖光了，大大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2012年，因市场萎缩与成本压力，乐凯彩色胶卷停产。2018年，受贸易争端影响，进口胶卷价格大涨，原本20-30元便能买到的胶卷，价格飙升至近百元。常梦礼说，当时不少人涌入乐凯的股吧、公众号留言，希望乐凯复产。

如今，除了研发彩色正片、电影卷等新产品，乐凯还在开发两款家用设备：一是彩色照片扩印放大机“时光宝盒”，可将胶卷底片放大投射到相纸上；二是智能化的“桌面冲卷机”，相当于把暗房搬进家里，让普通玩家足不出户即可完成胶片的冲洗与扫描。

常梦礼发现，年轻玩家追求的是“情绪价值”。操作机械相机的触感、等待冲洗的未知感，如同开盲盒，充满了期待。与数码摄影“即拍即看”的确定性相比，胶片摄影提供了一种延迟满足的仪式感。

回潮的逻辑：寻求链接和共鸣

胶片回潮并非孤例。2000年前后广泛使用的CCD相机（采用电荷耦合器件传感器的早期数码相机）近几年在二手市场被热炒，拍立得相纸一度“一纸难求”，连早已停产的撕拉片（一种可剥离即时显影胶片，拍摄后需要手动“撕拉”出相纸）也频频出现在社交平台上。它们看似技术路径各异，却共享同一套消费逻辑：提供手机算法无法复制的独特成像质感。

“2024年底，撕拉片在网上被明星带火之后，来店里拍摄撕拉片的人明显多了，生意最好的时候，我一天拍过23张撕拉片。”一位照相馆店员透露，撕拉片的价格水涨船高，有的拍摄价格已经超过每张500元，但即便如此，依然持续有顾客上门。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师刘杰曾在媒体采访中指出，社交媒体构建并放大某一种审美，不断吸引着潜在的消费群体。复古摄影方式的兴起本质上是一种技术消费，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年轻人通过这种方式在互联网或社群中寻求某种链接和共鸣。

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黄珩曾对青年群体胶片摄影实践做过具体研究。他认为，年轻人将胶片摄影视为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技术亚文化，通过取景、过片、冲洗等操作流程获得仪式感，实现自我身份的表达与确认。“在这个意义上，胶片对年轻人来说不完全是‘怀旧’，而是一种新鲜事物。”

正在浙大读博的郑方楚“入坑”就始于跟随潮流。她着迷于网上流行的复古感照片，于是翻出家中“压箱底”的胶片相机，开始记录自己的生活。

“玩胶片摄影，可以拥有三次幸福：第一次是按下快门，第二次是将胶卷送洗，第三次是看到成片。”郑方楚说话时眼睛亮亮的，好像在重温那些时刻。

她把一小盒胶卷当作封装回忆的“时间胶囊”。她翻看着照片，有阴天下静谧的西湖、翠郁的瑞士山脉、展开笑颜的家人、与朋友的嬉笑打闹，彼时彼地的情绪记忆涌上心头。

而对于美术系学生马千理来说，胶片是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

阳光照射在面前的建筑上，他把相机架上三脚架，俯身钻进黑布。布里很暗，屏幕上的景物却是倒着的，他前后推拉相机，直到模糊的建筑影像变得锐利。测光表举到眼前，光圈快门的数字在心里过一遍，随后在机器上设置数值。他将底片盒推入机器，抽出挡光的黑片，屏住呼吸，轻轻捏下快门线。

马千理刚刚操作的是一台大画幅相机——使用4x5英寸及以上画幅胶片的大型座机类相机，属于专业摄影器材。

“一张大画幅黑白胶片差不多6元，彩色胶片更烧钱，价格要翻好几倍。”他说，考虑到耗材成本，自己会认真对待每一次快门，确保构图和对焦接近完美状态，思考哪些东西是真正值得记录的。

专注当下，是他践行的“摄影哲学”。电影《白日梦想家》中，摄影师肖恩在喜马拉雅山上好不容易发现了雪豹，却迟迟不按下快门，他说：“有时候我不拍……我只想沉浸在那个时刻。”马千理深以为意，他不再执着于抓住一个转瞬即逝的瞬间，“用肉眼感受这个世界更加重要。”

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陈锋曾在《半月谈》撰文，将年轻人热衷胶片摄影的现象，解读为在“加速社会”中主动慢下来。在追求效率的数字时代，胶片摄影提供了一种“减速”的体验，被视为对快节奏生活的一种温和抵抗或回应。

美国学者詹妮弗·劳赫在其著作《慢媒介：拥抱离线生活》中提出，数字时代的焦虑并非源于技术本身，而是源于一种将速度与效率奉为圭臬的生活方式。她认为纸质书信、黑胶唱片、胶卷等模拟媒介代表另一种节奏，让使用者重新拥有自己的时间。

光影的魔法：触碰世界的真实

“真实”正在变成一件需要辨认的事。

2023年，德国艺术家鲍里斯·埃尔达格森用AI生成的图像《虚妄记忆：电工》夺得索尼世界摄影奖创意类大奖。他拒绝领奖，并坦言投稿只是想测试：“摄影比赛是否为AI图像的参赛做好了准备？答案是没有。”

此后，类似的风波并未停止。比如，2025年呼和浩特全民摄影双月赛中，AI生成的作品获一等奖，后因网友质疑而被撤销奖项。

“有图有真相”的旧信条开始松动，人们不得不问：如果图像可以由算法生成，摄影还剩下什么？

在这个意义上，胶片摄影重新显露出它的价值。

光线穿过镜头，投射在银盐感光材料上，发生的是不可逆的化学反应。按下快门后，人在某一时刻与光共生的痕迹，被诚实地记录在底片上，这无法被篡改，甚至很难被精确复制。

在中国探寻山水美学的美国摄影师秋麦，偏爱胶片独特的颗粒感，“那是化学反应留下的自然纹理，放大后依旧柔软细腻、充满呼吸感，这与中国古典水墨画的笔触质感不谋而合。”

这份独特质感，在清晰锐利的数码照片中，凸显出一种“氛围感”美学。为此，相机厂商尼康在部分机型中加入“胶片颗粒”功能，模拟胶片的应用程序层出不穷，为画面增添复古韵味。

在艺术创作中，胶片也具有优势。英国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坚持用胶片拍摄电影，正是看中它的还原度。他认为，胶片能捕捉到人眼所看到的画面，更好地表达现实世界中真实生活应该有的样子。

胶片的魅力不仅体现在成像，还在于过程。

杭州高氏照相机博物馆的馆长高继生，经常给学生们解答老相机的操作问题。他感叹：“现在拍一张照片太容易了，指尖一动就好。但胶片摄影涉及光圈、速度、对焦、测光、暗房放大等诸多环节，要钻研精通很难。在这点上，胶片摄影具有数码摄影无法比拟的操作难度与探索空间。”

浙江传媒学院摄影系副教授张雯也有相同的感受：胶片摄影需要身体持续参与。她用“体感”来形容身体与环境互动的过程，这是生成式AI无法给予的物理实感。

而在时间纬度上，胶片相机承载了一场人与历史的时空对话。

在杭州拱宸桥东的粉墙黛瓦间，高氏照相机博物馆内陈列着2500多台老相机，从1810年清嘉庆年间杭州才女黄履发明的“千里眼镜匣”，到1959年杭州市制造的第一台相机“西湖照相机样机”，一段段故事在这里流动。

“上世纪90年代初，我看到大量的精品相机被老外淘走，我坐不住了。”于是，高继生、高峻岭父子二人在1993年创办了这家博物馆，让更多老相机留在国内，为历史留住物证。

喜爱收藏相机的张轩恺说，收集物理实体，可以让自己触及到那些未曾经历过的历史与世界。他把胶卷照片作为一种“索引”，“化学成像保留了拍摄时的光线、湿度与氛围，我想通过感受这些内容，与陌生的世界建立链接。”

时代的快节奏不会消失，算法与虚拟只会更深入地嵌入日常，但我们至少还有一卷胶卷的时间，等待一场光与影的“魔法”。

（文中“葱师傅”、郑方楚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