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近日习近平总书记访问埃及并参观大埃及博物馆的重要契机，9月6日，“尼罗河的赠礼”特展闭幕前的最后一场讲座在南越王博物院举行。

主讲嘉宾北京大学颜海英教授，她既是国内最早深耕埃及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促成中埃萨卡拉联合考古项目，还是上海博物馆“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的首席策展人，主导策划了这场全球规模最大、亚洲等级最高的古埃及文物出境展。

自特展开幕以来的大半年时间里，羊城晚报博物天下工作室全程独家跟进贯穿整个展期的系列学术讲座。借此次讲座机会，记者专访颜海英教授，围绕中埃文明交流互鉴新格局、中国埃及学的特色与突破等话题展开深度对话，聆听她治学三十九载的所思所感。

新时代中埃关系向纵深发展，广东未来大有可为

羊城晚报：今年正值中埃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访埃。您感受到这几十年来中埃交流合作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颜海英：我觉得最大变化是双方的合作更加深入。过去中埃合作集中在经济、交通等领域，但近些年两大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愈发密切，越来越实。

这种变化在普通观众身上体现尤为明显，国内观众对古埃及文明的喜爱与好奇远超我们的预期。兴趣虽浓，认知尚浅，这种张力恰恰成为当下文明交流的内在动力。

羊城晚报：您在《它的冷门，我的机遇》一文中提到，1994年博士毕业时自己还是当时全国唯一一名埃及学方向的应届毕业生。从“冷学科”到“埃及热”，再到今天中埃关系迈上新台阶，您作为全程的见证者、重要参与者，最大的感慨是什么？

颜海英：最大的感慨是，埃及学在中国的发展，本身就是国家实力变化的缩影。学界有句话：“一个国家是不是强，就看有没有埃及学。”

博士毕业那年，我们没有条件去国外做考古，只能依赖西方的二手资料。现在国家强盛，学科才有了发展机遇，前往埃及开展考古研究工作不再是梦，这也是我们骄傲的地方。

放眼世界，埃及学最强的确实是西方国家。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去埃及探险、考古，大量文物也因此流散到了西方各大博物馆。中国作为埃及学研究的后起之秀，与埃及的合作模式跟西方截然不同——我们的考古队叫“中埃联合考古队”，大家是同事，是朋友。

此外还有话语权的问题。一个学科要健康发展，必须有多种话语、多元视角。现在西方同行称我们是“冉冉升起的新星”，中国对古埃及文明的解读必然会带来新的角度，这才是符合学科健康发展的模式。

羊城晚报：“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能为广东文博事业带来怎样的启示？在中埃文明交流不断深化的背景下，您认为广东在文博、考古等领域可以有哪些作为？

颜海英：一个展览不能只停留在展厅里，它应该带动整个城市的文旅。未来的埃及展可以将路子走得更宽些，和所在城市、地区的旅游及教育结合得更广。

提到广东，我觉得它未来在中埃交流互鉴领域大有可为。埃及考古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埃及有很多广东企业，甚至成立了自己的商会，如果广东参与到未来的项目里，会有越来越多企业家愿意作贡献，政策上也能提供更多弹性与支持，这些都是广东的优势。

此外，广东还是中国水下考古的重要发祥地，水下考古经验丰富。而埃及除了亚历山大附近的水下遗址，红海沿岸也有很多考古工作亟待开展。

中国的埃及学需要知行合一，也要剑走偏锋

羊城晚报：无论是文博领域的交流，还是考古项目上的合作，近年来我们都取得了丰硕成果，请您介绍一下目前中埃在文博考古领域的合作格局和氛围。

颜海英：目前在埃及共有5支中国考古队，有做传统考古的，有做水下考古的，再就是我们的萨卡拉中外联合考古队，走的是科技考古的路子。在合作模式上，埃及方面负责发掘，我们把出土资料做数字化处理，再进行整理、编辑和研究。

很多人会好奇：埃及人为什么愿意把版权交给你们？知识产权问题怎么解决？这背后既有偶然机遇，也有长期积累的基础。并且我们首次提出用阿拉伯语、英语、中文三语联合发表。

所以萨卡拉这支队伍实际上探索出了一个新模式：一起发掘、一起整理、一起研究、一起办展，形成“研展一体”的完整闭环。这个模式我觉得值得推广。

埃及不缺考古队，传统考古队有300多支，但问题在于发掘完了之后，整理、研究、发表都跟不上。将来谁是埃及最好的搭档？我觉得是中国人。有信任、有感情，有成功的前期合作基础。

我们当下的文物数字化工作，实际上是在实现一种更高维度的文明共享。即使无法抵达考古现场，人们也能跨越国界、跨越时空，真切感知古埃及丰富的文化遗产。同时，中国还能帮助埃及实现文物的“数字回归”。

放眼未来，通过数字化手段，中国或许可以搭建起世界历史的数据库，服务于文明研究与文化共享，这也是一个文明古国应有的担当。

羊城晚报：您一直强调中国的埃及学不能只在别人的学术基础上开展。今天，中国的埃及学研究在国际学界处于怎样的位置，未来如何实现进一步突破？

颜海英：中国的埃及学起步晚，起点高。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以平等的姿态去研究其他古文明，这与西方埃及学的背景截然不同，后者是帝国主义时代的产物。而到了今天，我们更增加了一份使命，那就是文明互鉴。

文明互鉴要真正做到深入，就必须知行合一。我读博士时印象很深，导师带着我们专程从长春到北京故宫去看马骨化石，因为上面刻有楔形文字。那是我们当时唯一能见到的国外文物。而今天的学生是如此幸运，我们鼓励他们在考古工地训练、在博物馆训练，让他们走出象牙塔，将知行合一的理念落到实处。

此外，如果按部就班地培养人才，中国的埃及学永远追不上西方。因此，我们要剑走偏锋，将培养方式从过去的面面俱到改为今天的因材施教。利用我们的特长，去开拓那些曾被西方学者忽视的领域。多一些自己的发现，多一些自主的开拓，这是我对中国埃及学未来的期待。

三十九载志向不改，我与金字塔有着奇妙的缘分

羊城晚报：有没有某个考古瞬间、某件文物，让您被这个古老文明触动？

颜海英：在我看来，古埃及文明与中华文明虽然相隔万水千山，但存在诸多共性，尤其体现在精神层面的宇宙观、世界观、生死观。古埃及擅长以图像等具象载体传递思想理念，总能引人不断深度思索，这也是我深耕埃及学、多年来始终保持研究热情的动力。从1987年至今，39年来我的志向从未改变。

我第一次踏上埃及土地是1999年，第一站直奔吉萨金字塔。当时路况非常颠簸，我们在车上交谈，不经意间的一次转头，金字塔骤然映入眼帘。那一刻，有种梦想照进现实的冲击，在那里时间就像静止了，我真正体会到何为“永恒”。

2022年，中埃萨卡拉联合考古项目启动。站在考古工地放眼望去，可以看见二十多座金字塔，我们的考古工作，就是在金字塔的怀抱里展开。可以说，我和金字塔之间，有着一份奇妙的缘分。

羊城晚报：您如何看待近年来国内掀起的这股“埃及热”，古埃及文明为何能如此吸引中国观众？

颜海英：我们当下身处多媒体时代，习惯图像、视频等多元媒介。而古埃及依靠图像、仪式等载体传递思想，这套表达方式恰好契合当代年轻人的审美与接受信息习惯。

大家知道在不同语境不同语气中，文字的含义都完全不同。如果用多元的表达，比如将图像、仪式、文字融为一体，通过场景再现还原当时的语境，能很大程度减少解读误差。

总体而言，我觉得这是个好现象，人们更加精准地接近古埃及文明的灵魂，有助于将古代智慧从中打捞出来。

透过“埃及热”，我们也可以看到背后的现实困境：很多现代人就像“空心人”，物质生活富足，但精神世界空虚。对此，大家不妨走向历史，去多一些思考，找一些答案。世界上有这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学者我们把它解读、转化，希望能够治愈更多现代人的心灵。

羊城晚报：今年年初发布的新书《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策展人手记》，能否为大家简要推介一下？

颜海英：很多人一直在问：“这个展览为什么这么火？”其实这本书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作为上海埃及展的策展人，我和同事薛江把展出文物的完整信息、相关的考古研究以及策展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全部写进了这本书里。

这次展览把很多原本不出名的文物推成了明星文物，正是依托于我们扎实的研究，而且是中国人的独立研究。这是一部既能让读者在知识上解渴、又能在阅读中过瘾的文明全景图，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启发。

文、图 | 记者 何文涛 郑与时
视频 | 记者 郑与时 秦文栋 何文涛 麦宇恒
统筹 | 朱绍杰
监制 | 邓琼
出品 | 羊城晚报博物天下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