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三学生武晨曦举做起了上门代扔大件家具的生意。从去年年底开始，她通过社交平台接单，帮人处理旧沙发、旧床、旧衣柜。她说，客户里年轻人居多，也有老年人，老旧小区全屋拆除的单子比较多。目前她一周大概能接两三单，一个月八九单左右。

收费按家具材质、拆卸难易度、电梯房还是楼梯房来定。武晨曦举例：“普通布艺沙发，电梯房180到200块钱。”如果是楼梯房，大件家具一层楼梯费10元，“因为搬运比较困难，电梯房价格就低一点。”从联系客户到扔完，简单的沙发、床、衣柜，两三个小时就能搞定。

“我也是从社交平台上面刷到有其他人在做，但是是别的城市。”武晨曦对记者说。她是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的大三学生，去年年底开始尝试这个业务。选择“代扔大型家具”这个细分方向，原因很直接：“那肯定是要赚得要多一点。”

找她代扔家具的客户群体比较广泛，有大学生，有老年人，年轻人更多一些。需求场景包括写字楼、自己家里添置新家具后旧家具要丢掉。“自己又不好搬又不好拆，小区物业又不能丢，所以只能联系专业的这些人来做。”

她接到的订单里，最多的是沙发和床。老旧小区那种十几二十年的房子，房东拿出来重新装修，全屋家具要丢弃的比较多。

据了解，武晨曦一个人运营线上平台的广告宣发，有业务了再联系认识的师傅一起上门。“固定的人数真的是没有的。”她说，自己联系了三个左右的师傅，都是做房屋拆除、装修这类业务的。

“他们本身是有自己的事在做的，都是搞装修的。”有单子的时候，师傅来兼职，按半天120到150元支付工资。“如果只做了一两个小时，支付的工资就更少一点，作为他兼职的额外收入。”

目前她一周大概能接两三单，一个月八九单左右。收入增加不了太多，“师傅的人工费比较高，搬运走还要丢去固定的垃圾处理厂，垃圾处理费也比较高”。她暂时没有细致统计过具体利润。

做这行遇到的最大麻烦，是小区物业不让大型面包车进入。“有的小区地面、地库，绝对不允许任何小区业主以外的车进入，卡得很死，半分钟都不能进去。”武晨曦说，她曾遇到一个武汉的小区，最后让业主去跟物业沟通，把车停在小区侧门，再找拖车从楼下拖到门口。

武晨曦告诉记者，父母知道也鼓励了她。“觉得上大学期间多去试错，本来试错成本也比较低，多去试一试，积累点社会经验是好事。”

武晨曦觉得，现在武汉做这行的人已经不少了，但大部分是本身从事家具搬运、回收旧家具的群体。

未来，她有把这个做成长期创业项目的想法。“如果业务量大了之后，还是会跟搬家公司、回收平台这些有合作的想法。”

大件旧家具“扔比买还难”
回收规则应该更明晰

扔大件旧家具，应该付费吗？其实，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很多地方也有比较明确的规定。一般来说，如果居民自行将废弃的家具投放至大件垃圾投放点、集散站等指定地点，是无需支付费用的；如果找企业上门搬运回收，那么产生的服务成本则需要居民来承担。

北京市《关于加强本市大件垃圾管理的指导意见》中就明确指出，“按照产生者付费原则，产生大件垃圾的居民合理承担大件垃圾清运费”。《西安市大件垃圾收运处置管理工作指导意见》中也有“有偿搬运、免费处置”原则，即大件垃圾搬运至辖区城管部门指定的投放点之前的所有费用由产生大件垃圾的家庭、单位承担，之后的所有费用由辖区政府承担。

“谁产生谁付费”，这一逻辑并不难理解，事实上这也是垃圾处理领域的普遍规则。但为何这笔钱会给一些人带来“负担感”，让人觉得花得“冤枉”？仔细看来，网友们关于“代扔费”的质疑并不是对“谁产生谁付费”的直接否定，而是指向当前服务模式存在的短板。

一方面，“代扔费”的定价常处于一种模糊的黑箱状态，人们找不到明确的指导价格和可以依赖的公共回收平台，价格不透明、不同企业报价不一等现象比比皆是。另一方面，在付费之外，扔大件垃圾的免费选项不够明晰。虽然政策要求因地制宜设置大件垃圾投放点，鼓励设立集中投放日、定时定点投放。但在现实中，部分社区没有专门的大件垃圾投放区，投放点位置、开放时间等信息也缺乏统一公示，这就导致很多居民根本不知道附近有免费投放点，也不知道社区提供的相关便民服务，于是便产生了“不得不付”的无奈感。

大件垃圾处理是一项需要多方协同的系统工程，居民作为源头的一环，其参与度和配合度十分重要。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明确规则，让大家清楚地知道大件垃圾该怎么扔、往哪扔，拟定清晰的收费和服务标准，也要加大信息宣传力度，让人们了解社区、物业等单位提供的服务支撑，并便捷地享受到这些服务。

建立起一套清晰、透明、便民的处置指引与服务网络，不仅能将人们关于“代扔费”的疑问拉直，也有助于普及让责任共担、合理付费的理念，从而解决好大件垃圾回收“最初一公里”的难题。

（羊城晚报•羊城派综合九派新闻、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