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州市民林女士（化姓）向羊城晚报反馈，她在夜间公共厕所遭遇偷拍。8月30日凌晨，两名嫌疑人被抓获，其手机私密系统内藏有上百条偷拍视频，涉及KTV、课堂、阳台等场景，并伴有大量小额转账记录，疑似用于售卖牟利。更恶劣的是，事发后，一嫌疑人竟折返现场假意协助寻人，又接连偷拍了三名女性。

近年来，偷拍事件频频见诸报端，其黑色产业链如何运作？技术迭代带来哪些新变化？为何会屡禁不止、该如何治理？

私密系统藏上百条视频

事件发生于8月29日晚上约7点半。林女士（化姓）在公共卫生间如厕，低头看到厕间隔板下方缝隙有手机伸入偷拍，当即出声喝止。“我说知道你在偷拍，我现在就报警。”林女士回忆，被当场戳穿后，对方却丝毫不慌，从容离开。


8月30日凌晨两点多，两名嫌疑人被抓获。林女士说，涉案手机被发现搭载独立私密系统，与普通主系统完全隔离。“私密系统里面只有相册、聊天软件及境外色情赌博网站。”林女士透露，一打开私密相册，大量被隐藏的偷拍素材扑面而来，覆盖KTV、课堂、阳台等多个私密场景。她还在涉案手机中发现大量小额转账记录，疑似存在售卖偷拍视频牟利的行为。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林女士表示，两人并非临时起意，分工明确、互相掩护，心理素质也很强。事发当晚大家聚集现场、寻找嫌疑人时，其中一名嫌疑人竟融入人群，主动说“协助搜寻”。在被撞破偷拍并报警后，嫌疑人还在同一厕所连续偷拍了三名女性，“几乎每隔10分钟拍一个。”

偷拍视频流向何处

偷拍视频的流转渠道有哪些？信息安全专家何展强解析，当前偷拍行为主要分为两类模式：一部分行为人仅出于心理猎奇需求，拍摄影像用于个人观看，或在小范围互换传播，无牟利意图；另一部分则是职业化黑色产业链，分工清晰、链路成熟，已形成完整违法闭环。

何展强进一步介绍，目前境内偷拍资源交易大多隐匿于私域社群、小众私密群组内，以小额交易、资源互换为主。这类传播隐蔽性强、线索碎片化，“若无当事人举报和明确线索，相关部门很难全域筛查，更难以在海量的信息中主动开展溯源打击。”

更难以打击的是跨境规模化黑产，极少数成熟犯罪团伙依托境外非法平台运营，搭建起拍摄、上传、会员付费、平台抽成的完整盈利链路。一方面，境外服务器脱离境内监管体系，难以实现跨境追查；另一方面，跨境黑产普遍采用境外账户、虚拟货币结算，导致侦查难以闭环。

电子数据取证专家、广东中科司法鉴定所所长丁丽萍分析，偷拍黑产难以根除的核心原因，在于社会猎奇消费需求长期存在，为灰色产业链持续提供生存土壤。与此同时，偷拍设备不断迭代升级，“针孔摄像头、智能偷拍眼镜等新型偷拍设备体积微小、隐蔽性极强，加上网络普及让数据传输更加快捷便利，被不法分子大量利用，极大提升了取证、抓捕难度。”

何展强还指出，AI技术滥用已成为隐私侵权的新型重大风险，“AI合成侵权取证难度极高，侵权界定模糊，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受害者防无可防。”

偷拍为何屡禁不止

偷拍会面临何种法律处罚？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程轶圣介绍，在民事层面，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32、1033条，受害人可要求删除销毁影像、赔礼道歉并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第一款第(六)项，偷拍他人隐私处五日以下拘留或一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处五至十日拘留，可并处罚款。若偷拍后传播、售卖，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罪、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

多位律师坦言，违法成本过低、追责门槛偏高是偷拍黑产久治不绝的核心症结。程轶圣表示，当前执法实践中，偷拍行为大多以行政处罚了结，难以对不法分子形成震慑。刑事追责门槛较高，还面临发现难、取证难、法律适用存在争议、平台责任落实不到位、受害人维权动力不足以及产业链条隐蔽跨境化等明显难点。例如，在传播淫秽物品罪中，偷拍视频是否属于“淫秽物品”有时存在争议。这就导致实践中刑事追诉比例不高、全链条常态化打击效果尚未完全显现，呈现“立法较严、执法司法实效有限”的特征。

广东源浩律师事务所律师黎思思则指出，目前整体治理存在“后端严、前端松”的问题，现行法律无独立“偷拍罪”，单纯偷拍不入刑；大量被害人不知情或不愿报案，案件隐匿性强。

如何更有效打击偷拍黑产

那么如何才能更有效地打击偷拍黑产？黎思思建议，应当设立专门的偷拍、偷窥侵犯隐私罪名，将私密场所多次偷拍、大规模偷拍行为直接入刑；明确电子数据溯源证据效力，弱化对被害人指认依赖；大幅提高前端单纯偷拍的行政处罚力度。

程轶圣认为，要从立法和执法同步完善制度：适度降低对偷拍、非法存储、交易、传播他人私密影像行为的刑事入罪门槛，强化全链条的刑法规制；显著提高对偷拍行为本身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力度，对在厕所、浴室、宾馆等私密场所实施偷拍、以牟利为目的传播等情形依法从重追责；进一步明确网络平台在内容审核、投诉处理、及时删除、断链屏蔽、证据留存和协助取证方面的法定义务，对怠于履责的平台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许礼进呼吁完善立法体系，建议借鉴域外刑法，在我国刑法中增设独立的“侵犯公民隐私罪”或“偷窥罪”。

丁丽萍建议，在强化法律惩处的同时，技术层面强化审核监管，重点加强对各类偷拍设备的源头管控与流通筛查，从源头压缩违法空间。

何展强认为，偷拍治理并非单一技术或法律问题，而是综合性社会治理难题，需要多方协同发力：完善相关立法，细化批量偷拍、隐私影像传播、AI肖像侵权的处罚标准；引导正向舆论导向，破除受害者污名化认知，鼓励公众主动维权。

文、图｜记者 李海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