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雷演唱会上的求婚当事人报警了。摸臀事件的当事人也报警了。

两件事，同一个走向。公共空间里的摩擦，最终都推向了警局。报警本身没有问题，但当一个社会的公共空间摩擦越来越多地需要靠警察来收场时，值得追问的就不再是“谁对谁错”，而是：为什么我们在现场，已经无法消化那些情绪了。

2018年，冯巩自导自演了一部电影叫《幸福马上来》。他在里面演一个叫马尚来的社区调解员，重庆人，街坊邻居都喊他“调解超人”。退休了也不消停，开个工作室继续管闲事——东家婆媳吵架，西家漏水纠纷，楼下碰瓷，楼上噪音，他都要管。

电影里有个核心设定：马尚来能解决这些事，不是因为他有多大权力，而是因为他就是街坊本身。他认识每一个人，知道谁家什么情况，说话有人听。他不是法官，不是警察，他就是那个住在隔壁、你从小看到大的马大叔。他往中间一站，说一句“都消消气，听我说两句”，大家就真的会消消气。

马尚来处理纠纷，从不报警。不是因为他没有这个选项，是因为他知道，一旦报警，事情就从“邻里纠纷”变成了“治安案件”，双方再也没有台阶下了。他的工作不是判断对错，是让人从情绪里走出来。

这是过去公共空间的样子。那时候，处理摩擦的方式是“调解”。调解的权威来自现场，来自周围的目光，来自“大家都看着呢”这种朴素的公共压力。

今天，如果两个人在餐厅里吵起来，第一个出现的不是调解员，是手机。

有人会拍视频，有人会发网上，有人会在评论区站队。视频会被剪成15秒，配上文案，推到几百万人的信息流里。评论区里分成两派，吵得比现场还凶。第二天热搜上了，流量赚了，当事人被网暴了，但谁也没有得到一个说法。

马尚来式的人物消失了。不是因为没有热心人，而是因为热心人也被算法训练成了内容生产者。你劝架，不如拍下来发上网有流量。你调解，不如站队骂人涨粉快。你花二十分钟让双方冷静下来，不如花十五秒拍一段冲突视频能上热搜。

在每一个摩擦现场，周围的围观者不再是缓冲带，而是放大器。

赵雷演唱会上的那对情侣，被全场嘘完之后，周围的观众不是在劝，是在拍。拍完发抖音，配文“鸟巢求婚被嘘名场面”。第二天热搜上了，评论区吵了，那对情侣的情绪被放大了一万倍，但没有任何人真正在意他们当时是什么感受。

摸臀事件也一样。餐厅里的摩擦本来可以在几分钟内被周围人调解掉，但视频被发上网后，事情变贴上“4岁男童被指性骚扰”的标签。双方都被推到了极端立场上，再也没有退路。

情绪没有被化解，只是被转移了。从现场转移到网上，从当事人转移到网友，从邻里调解转移到算法推荐。最后剩下的，只有两个极端：忍着，或者报警。

在算法时代，情绪被大规模采集、加工、分发、变现。每个人每天面对的信息量是过去的几十倍，愤怒、委屈、焦虑被反复调动，却很少得到真正的安抚。现场调解不解决问题，去网上讨说法也不解决问题，到最后，只剩下一个最后的出口——报警。

这不是为了解决问题，是为了证明“这件事不是我的错”。因为在算法主导的舆论场里，你永远不知道谁会站在你这边，谁会反过来骂你。唯一能证明你没有错的，是一张报警回执。

这不是法治意识的进步，恰恰是公共空间自治能力退化的信号。当所有情绪都被算法收割殆尽之后，我们用来处理摩擦的“中间地带”已经消失了。

马尚来要是活在今天，大概也调解不动了。不是因为他老了，是因为所有人都忙着拍视频，没人听他说话了。当围观者变成了拍摄者，当调解变成了流量，当情绪变成了商品——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一个马尚来，而是一整个能够消化冲突的公共空间。

文 | 记者 邵梓恒
图 | 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