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今年恰逢陶行知（1891—1946）逝世80周年，也迎来我国第42个教师节，让我们一起纪念这位“近代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也更好地“学陶”“师陶”和“研陶”。

陶行知是五四运动以来极具影响力的人民教育家，他最为教师们熟知的两句名言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和“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他勉励教师们要以赤诚和仁爱之心投身教育事业，亦创建了一套“爱的教育”理论，体现了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国情和时代的特色。事实上，在重温陶行知的生平故事时，我们更可以发现陶行知具有强烈的爱国心，这促使他真正成为一位“近代中国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陶行知的生平故事

陶行知自小接受传统私塾教育，15岁进入崇一学堂。1909年，18岁的陶行知考入南京汇文书院。1910年，汇文书院与宏育书院合并成立金陵大学堂，他随之升入该校文学系，1914年毕业。

在崇一学堂读书时，陶行知曾与其他同学谈论出国读书的意图，许多同学计划出国后就不再回国，陶行知没有跟同学们争论，只在学生宿舍墙壁上写下：“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来。”这句话表明，他早已立下学成归国、服务国家的志向。

其实，早在17岁时，陶行知曾一度像孙中山、鲁迅和郭沫若等一样，萌生行医济世、习医救国的念头，并以优异成绩考进杭州广济医学堂。但进入广济医学堂的第三天，他便决定离开，因为他发现学校规定学生必须入教洗礼才可实习医科——陶行知觉得，这是对非基督徒的歧视，与他所了解的基督教不符。再过一年他便考入上述南京汇文书院读书。

在金陵求学的五年里，陶行知增长了知识、锻炼了才干，其政治思想和人生价值观也得以深化。求学期间，陶行知经历了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变革。当时，许多年青学子怀抱“读书为救国”的志向。陶行知也逐渐形成了民主共和、自由、平等和博爱的信念，他在大学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曾指出“共和”精义的根本就在“自由、平等和博爱”三大信条。其中，“博爱”（即“民胞”）是“共和”之大本，这是陶行知“共和”思想的一大特色：必须兼具“博爱”精神。

大学毕业后，陶行知拿到一笔奖学金，计划前往美国伊利诺大学（今译作伊利诺伊大学）修读政治学，准备学成回国服务。此前，他曾尝试从医救国；后来选择修读政治学，也出于同样的报国志向。1915年夏天，他决定转向教育，认为教育才能更有效地改变国家的未来。那年秋天，他毅然离开美国伊利诺大学，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师从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和教育史学家孟禄（Paul Monroe）。他也是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从学医到修读政治学，再到研究教育，他始终怀抱着一颗爱国心。

“教育救国”的实践

1917年，陶行知收到时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郭秉文的邀请，回国在该校任教育学专任教员兼教务助理，后任教育专修科主任、教务主任。1921年，陶行知参与筹组中华教育改进社，后任该社主任干事、总干事，致力于推动教育改革。1923年，陶行知更与晏阳初、朱其慧等共同发起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继续推行平民教育。此后，他又先后开展乡村教育、普及教育和生活教育等实践，发起“小先生运动”、倡导民主教育和创造教育。

民国初期，不少知识分子特别尊崇西方的科学与文化。陶行知在美国读书时，是杜威的学生，也学会了什么是“进步的教育”“教育即生活”“教育即成长”等先进的现代教育理念；但他不认同“全盘西化”，也并不同意将整套西方的教育哲学照搬来中国。

立足中国实际，陶行知对杜威的教育思想作了创造性转化。杜威主张“教育即生活”，陶行知则提出“生活即教育”，提倡在生活里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而教育。换句话说，即在生活中接受教育，在各种生活环境中进行教育。这样的教育贯穿人生始终，因而也是一种终身教育。

另一方面，当杜威主张“学校即社会”的时候，陶行知却主张“社会即学校”。这两者有什么不同呢？陶行知曾以鸟笼作比喻：当我们说“学校即社会”时，就像是将一只活泼可爱的小鸟从天空中捉下来、放在鸟笼里；然后将它生活所需的一切放进笼里，要它学习在笼子里生活。笼子里的生活并不能完全等同外边世界的生活，它甚或可以是“弄假”和“不真实”的。“学校即社会”就是这样。但若是说“社会即学校”，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社会即学校”是要让孩童回到自己的生活环境中接受教育，这样才是孩童真正需要的教育。

换言之，陶行知并非照搬杜威的教育理论，而是立足中国社会实际，对其作出创造性转化。“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等主张，体现了他探索教育思想中国化、寻求适合中国国情教育道路的努力。

另一方面，陶行知仍然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他曾醉心于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亦两度将自己的名字改写，本来是“陶文浚”，1911年改名为“陶知行”，表明他并没有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且坚守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不过，他后来（1934年）又改名为“陶行知”，表明他是希望更进一步“完善”王阳明的“王学”。

阳明心学（亦称“王学”）主张“知行合一”，受其影响，陶行知起初在教育领域主张“教学合一”，后来进一步提出“教学做合一”（即“教、学、做”是一件事，三者是结合为一的）。他认为，生活和教学都应从“做”开始，活一天，便“做”一天；“做”是行动、是思想、是新价值之产生；“做”是发明、是创造、是实验、是建设、是生产，是探寻出路。

为什么要将“陶知行”再改名为“陶行知”呢？因为他发现“教、学、做”三者中，“做”最为重要，他说：“事怎样‘做’便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比如种田是要在田里做的，所以必须在田里学、在田里教。1934年正式改名以前，他已不再停留于自己早年从阳明心学中接受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而转为主张“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换言之，陶行知尝试从新的视角重新理解知与行的关系，超越自己早年对阳明心学的理解，为中国教育寻找一条新的出路。他的教育主张立足中国社会和民众的实际生活，强调从实际生活处境中思考教育的问题，这也是来自他的“爱国心”“教育救国”和“教育处境化、中国化”的新思维（包括他的中国版的“爱的教育”）。

“爱的教育”在中国

陶行知在推动“平民教育”和“生活教育”的同时，也强调“爱的教育”。1927年，他在南京晓庄创办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简称“晓庄师范”或“晓庄学校”，为中国教育探索新的道路。

晓庄学校的一个重要教育理念是“爱的教育”。陶行知在《晓庄三岁敬告同志书》中说：“晓庄是从爱里产生出来的。没有爱便没有晓庄。”在他看来，晓庄爱人类，所以他爱人类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中华民族；因为他爱中华民族，所以他爱中华民族中最不幸的农民。这种爱从农民出发，从最多数最不幸的人出发，他的目光，没有一刻不注意到中华民族和人类的全体。

“晓庄是从这样的爱心里出来的……爱之所在即晓庄之所在。”晓庄的教育理念，集中体现在“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句话中。

从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的角度来看，“爱的教育”就是一种新的文化思维。事实上，陶行知在中国所主张的生活教育、乡村教育、平民教育，都是从“爱的教育”延伸出来的，也是一种大同世界的教育思维，因为他的教育理想就是“爱满天下”。

就中国传统教育而言，陶行知“爱的教育”的主张，是一种新的道德教育探索，可以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结晶。他所主张的“爱的教育”和“爱满天下”的教育理念，已经是中国版的“爱的教育”，是他特别为中国人民而设计的，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需要，体现了他“教育救国”和探索教育中国化的努力。

“爱满天下”是他的教育理想，而以教育服务中国人民，正是他爱国心的具体体现。

文|吴梓明（作者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大学文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广州市新时代民族宗教领域研究智库专家成员，现任广东省江门市中加柏仁学校学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