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名古屋，瓦伦·桑亚尔（Varun Sanyal）发现，亚运会的系统里没有自己。

这名印度综合格斗运动员拿着证件来到注册柜台，工作人员反复查询，始终查不到他的名字。在一段后来删除的视频里，桑亚尔抱怨：“我完全是他们系统里的幽灵。”

等了10个小时后，桑亚尔终于拿到一个房间。睡了30分钟，他被两名同样被分进这间房的印度运动员弄醒——系统把同一个房间分给了三个人。

“这简直是一团糟。”

桑亚尔参加的综合格斗，正是本届亚运会新增的项目之一。新项目，新面孔，随着各国代表团陆续抵达，住宿、餐饮、交通、注册，一连串问题在开幕前集中出现。

9月19日才迎来开幕式，名古屋亚运会的麻烦已接踵而至。

等不来的早餐，开错球场的大巴

最早引发争议的是住宿。

9月11日，韩国男篮球员卞俊亨在社交媒体上传了一段视频。画面里，洗手池下方不断漏水，卫生间地面已经积水。他在视频上写下“救救我们”。

这是韩国男篮在名古屋的临时住宿——名古屋港区的集装箱式住房，35平方米的单元里放着四张床，单人床长1.95米，身高超过两米的球员躺下去，腿伸不直。

韩国篮协副会长郑在勇怒批：“如果只看住宿条件，这是有史以来最差的亚运会。”

几天后，另一批运动员发现，麻烦从早餐就开始了。

9月13日上午10点，在筑波进行最后阶段训练的印度田径队抵达酒店，等了四个多小时才完成入住。男队、女队和教练组被安排进三家不同的酒店，距离训练场都有数公里。

第二天早晨，男队吃早餐被告知没有收到相关预订，一些人只能自己外出找吃的。当晚，原定接他们去训练场的班车也没有出现。

不过，这并不是名古屋亚组委一方的问题。《印度时报》称，早餐等安排的疏漏，更多指向印度方面工作人员和组委会的交接问题。

韩国男足的遭遇则都是组委会的锅。

9月14日，主教练李敏成前往瑞穗公园橄榄球场参加赛前发布会，原定接送的车辆没有出现，组委会让他改乘出租车，好在他找到了另一辆官方车辆，才赶到现场，只迟到了几分钟。

第二天晚上，出错的还是大巴。韩国队和卡塔尔队进行男足小组赛。两队原本应该提前抵达球场，在开赛前50分钟进行热身，但两队都迟迟没有出现。

后来才发现，两辆由组委会安排的大巴都开去了错误的地点——瑞穗公园内的棒球场。

不是一支球队走错了，是两支球队一起走错了。那座棒球场，当天甚至没有承办任何亚运比赛（棒球项目设在爱知县的其他城市）。

等司机找到正确的球场，两队大约比原计划晚了30分钟。韩国队抵达时，距离开球只剩一个多小时，场外还下着大雨。

“这种事情本不该发生在国际比赛中。”一名韩国队工作人员告诉韩联社。

9月16日上午，韩国队前往半田进行恢复训练，麻烦又来了。训练原定10时30分开始，组委会安排的车辆没有出现在酒店。韩国足协只能临时找车，最终训练比原计划晚了20分钟。

三天，三次交通保障问题，差点引发问题。

“球队按照组委会指定的时间出发，在去棒球场再返回球场的过程中遇上了交通拥堵，前后花了将近一个小时，几乎就要更改开赛时间。”韩国足协相关人士赛后告诉韩媒。

“这不是正常的大赛运营”

韩国足协事后并不接受组委会的道歉，公开吐槽称：“这不是正常的大赛运营。”

到了9月16日，组委会的系统又出了问题。中国代表团约240人抵达名古屋机场，信息核验系统故障，大巴无法调度——体操队21人的名单，系统里只认出2人。全队等了近6个小时。

印度赛艇队上午10点落地，同样等了4个多小时。现场只提供饮水，不提供食物，有运动员苦笑：“这些事情，比比赛还难。”

中国羽毛球队最终没能等到官方大巴，在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的帮助下联系侨胞租车，才离开机场。

距离开幕式只剩两天，东道主的运动员也未能幸免。

日本代表团副团长水鸟寿思在新闻发布会上举了个例子：一支队伍有5名男运动员和5名女运动员，住宿系统按人数给他们分了5间双人房。

“从数字上看，人数是对得上的。”水鸟寿思说，“但在实际操作中造成了很多问题——男女被安排住在一起，教练和运动员被安排同住，需要存放大量医疗设备的理疗师，也被安排与其他人合住。”

日本奥委会其实留了一手，他们此前已经担心住宿出问题，在名古屋预订了一批酒店作为后备。

水鸟寿思在发布会上证实，对于那些确实难以协调的情况，“我们正在考虑启用日本代表团提前准备好的备用住宿”。

外国运动员还在为住宿、交通和注册发愁，东道主自己的代表团，也开始准备换酒店了。

运动员村没了，总人数却没有少

如果只看运动员人数，名古屋并没有创造亚运会纪录。

杭州亚运会报名阶段共有12417名运动员和4975名随队官员，设40个大项、61个分项和481个小项。

名古屋的运动员人数低于杭州，小项减少到469个，但规模依然庞大：超过11000名运动员，加上随队官员总数约17000人；与此同时，大项增加到43个，综合格斗、板式网球、台克球陆续进入亚运版图，其中一些项目直到筹备后期才加入。

作为参照，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运动员约为10700人。单看运动员数量，这届亚运会参赛规模超过了巴黎奥运会。

而名古屋亚运会原本并不是按现在的人数准备的。

最初主办方准备的是最多容纳15000名运动员和随队官员的住宿设施。随着报名推进，人数超过上限。最终来到日本的运动员和官员，约17000人。

与此同时，申办时规划的主运动员村也被砍掉。名古屋最初准备利用旧名古屋竞马场地块建设主运动员村。早期财务预算为300亿日元。随着建材和人工成本上涨，预算不断攀升。

2023年，主办方决定放弃原有建设方案，运动员村的计划被正式取消。

酒店、邮轮和临时集装箱住宿，接过原本属于运动员村的功能。停靠名古屋港的“歌诗达·赛琳娜”号邮轮有1500间客舱，最多接待约4000名运动员和随队人员；名古屋港区约200栋集装箱式住宿预计容纳约2000人；更多代表团成员分散在不同的酒店。

名古屋亚运会面对的压力已经很清晰：原本按最多15000人准备的服务运营体系，如今要面对17000人。

住宿分散，需要重新协调的不只是床位，吃饭、训练、班车、证件、医疗、代表团服务，都被拉到了更多地点和更多环节之间。

一边是，亚运会的规模并未真正缩小，项目仍在增加；另一边，办赛方式却希望更节俭、更分散。这样的选择，需要的是更精细的组织和协调。

至少从开幕前这一连串乱象来看，名古屋还远未理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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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主办方从申办之初就确立“简约办赛”理念，本届亚运会在开源与节流两端仍面临不小压力。

2016年申办时，名古屋方面曾承诺“简约办赛”，办赛经费七成由公共财政承担。如今临近赛事开幕，本届亚运会的实际总经费已经升至最初规划的3倍以上。部分原本用于削减支出的措施，也带来了新的成本压力。

为了弥补简化开幕式带来的视觉缺口，组委会不得不投入更多资金采购AR/VR技术设备；削减志愿者规模后，又要额外开发大量自动化服务系统维持赛事运转；当住宿、交通等基础保障受到质疑后，主办方还面临临时提升相关保障水平所带来的追加支出。

此前东京奥运会相关贪腐丑闻给日本社会造成的信任冲击仍未消散，一些企业对于投入巨额营销费用、押注赛事带来的品牌回报，变得更加谨慎。主办方希望通过企业赞助分散压力，但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此外，本届亚运会门票销售也并不理想。日本共同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截至8月下旬，亚运会门票销量约为70万至80万张，售票率还不到四成。

对于名古屋而言，19日即将开幕的亚运会不只是一场“竞技赛”，也是一场“经济赛”。名古屋所在的爱知县以丰田汽车等制造业闻名，但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存在感相对有限。主办方一方面努力压低赛事成本，另一方面又期待通过亚运会这一国际窗口吸引游客、扩大城市知名度，并撬动新的消费和投资。

如何在“省钱办赛”与“办好赛事”之间找到平衡，又能否借亚运会把赛事流量转化为长期的城市发展增量，将成为这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留给外界观察的一笔更大的“经济账”。

（羊城晚报•羊城派综合自澎湃新闻、中国新闻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