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中国由众多区域组成，各个区域的经济、文化存在差异，发展进程亦非同步、均衡。一些原本发展滞后的边缘地区，通过中央与地方的持续整合互动，逐渐摆脱了落后面貌，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最终推动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广东虽自秦代起便已纳入王朝版图，但长期被中原人士视为“异域殊方”，历代王朝对当地的管控松散薄弱。入明以后，中央强化对广东的系统治理，广东也主动融入以理学为主流的华夏文化，进而跃升为华夏文化的先进区域。成化年间，邱濬盛赞南海“在前代固若遐外，然在今日，则内地也。其风俗视华夏不殊，而且日趋于古，人文日新月盛”，此言不仅彰显出明代广东人认同帝国的“身份感觉”，同时也折射出广东的“华夏化”转向。本文认为，理学在广东的传播与实践是明代广东完成“华夏化”转向的核心线索，广东融入国家的本质是在理学的沟通与调和之下，地域社会与王朝国家最终在文化认同上实现深度融合的过程。

军政经略的系统化：平定动乱与22个新县的增设

宋元以降的广东遍布盗寇、乡豪及“猺、畲、疍”等群体。明代广东此起彼伏的动乱，实乃宋元以来悬而未决的赋役征发与户籍管理问题的延续。与此同时，明代广东的地域开发加速，生计方式趋于多元，官府推行的海禁、矿禁政策严重阻碍了广东山海之地商品的流通，导致传统的市场秩序陷入混乱，海盗、山贼与倭寇势力席卷而来。

在此背景下，军事征剿与政区析置开启了明代广东融入王朝国家的先机。景泰三年（1452），明朝正式设立两广总督，将广东、广西作为一个系统的军政单元进行统筹经略，翻开了对广东实施全面治理的新篇章。督抚摒弃以往对广东放任自流的治理传统，在实施戡乱的同时，积极在山海之地拓展府县化体制。有明一代是广东析置新县最为频繁的时期，新县达22个之多。战争是明代广东设县最重要的背景，22个新县全都在督抚结束军事大征以后增设，设县其实是结束大征的善后之策。大规模的政区析置举措奠定了今日广东省的行政区划格局与省域边界轮廓。

明代典制规定，编户不足20里的县份需裁减县丞、主簿的员额，称为“裁减县份”。广东22个新县中的裁减县份多达19个。推进府县化必须权衡行政成本高低，“盗区”里户稀疏，难以支应新县运转，督抚会陷入恢复治安以及严控行政成本之间的两难境地，设立精简职官员额的裁减县份既可以满足设立新县的迫切需求，又能对新县的职官员额加以限制，契合了新县地方财政支绌的现实，因而广泛运用于广东的治理实践之中。

广东府县化体制的深度拓展，标志着朝廷和两广总督对广东的治理策略从暴力征服转向理性的行政治理。明朝在广东的军政经略最直接的动力是为了维护大一统，设立裁减县份实际上是要在全域建立以理学为中心的王化秩序。裁减类新县的增设以及户籍编制确保朝廷对广东的控驭更为直接，宋元至明初广东乡豪势力武断乡曲、纵横山海的社会根基被清除，广东山海之地最基本的行政制度框架由此奠定。

基层社会的宗族化：宗族建设与理学社会化

理学社会化指理学在地域社会中从理论变成实践的过程。宋明理学士绅“得君行道”与“觉民行道”的路径转向均是理学力图干预现实、重构社会秩序的具体实践。他们致力于创建书院、强化宗族组织与推广乡约。明清广东宗族社会的形成是理学社会化的结果。

宗族作为华南地区民众与国家互动、在区域社会内展开竞争与资源控制的组织形式，深刻反映了区域社会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的转向。习得理学知识的广东地方精英深谙运用王朝意识形态与政治规则之道，策略性地包装自身的利益诉求，从中汲取合法性资源，提升个人以及宗族声望，将理学对个人与宗族的积极作用发挥到极致。这一过程客观上促成国家对广东的文化统合，并使礼法秩序深深嵌入地方社会中。

明代是广东宗族组织迅速发展并走向普及的重要时期，当地异彩纷呈的宗族文化可溯至明中叶。广东宗族社会的形成与其时“士大夫化”的发展转向密不可分。经历明初系统的军政经略以后，乡豪逐渐失去地域社会的支配地位，科举制在广东持续发展，进士举人人数显著增加。自明中叶始，广东更是涌现出邱濬、陈献章、梁储、方献夫、湛若水、黄佐、霍韬、林大钦、薛侃、翁万达等一批声名卓著的学术大儒与政治精英。

在嘉靖十五年（1536）首辅夏言“三议”（其中“乞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祀始祖”与“乞诏天下臣工建立家庙）”之前，广东士绅已经开启本地的宗族化进程。他们在父系继嗣的血缘基础上，努力推进“敬宗收族”的理学实践，如香山黄氏、南海石头霍氏分别在黄佐、霍韬的带领下营建祠堂、编修族谱，南海庞尚鹏、冼桂奇撰写家训教化族人。广东原本就有庶人僭越祭礼的风气，夏言的改革相当于承认民间的祭礼僭越风气，广东亦利用了“大礼议”的政治影响，背景各不相同的士民在不同利益诉求的引导下参与宗族建设活动，宗法伦理的庶民化趋势加快，极大地促进了明代广东的宗族化转型。到康熙初年，宗族已经成为广东地方社会的支柱。

文化正统的在地化：省域知识的建构与忠义伦理的传播

理学规范着明代广东地域秩序的生成与发展走向，在思想文化领域体现为文化正统的在地化。明代广东地方文化的创制既根植于正统的程朱理学，又结合广东当地的历史情境加以发挥，突出体现为广东地方精英对省域知识的积极建构与忠义伦理在当地的广泛传播。

省域知识的建构是省制推行以后的结果，实质上是正统意识形态通过省志文本所呈现出来的地域性表达。香山人黄佐编纂的嘉靖《广东通志》是广东士绅首次系统建构关于本省的知识体系与省域认同的尝试，奠定了广东人书写广东史的基础，力图重构广东在整个国家中的位置。该志整合并化用本地先贤与当时士绅关于广东“礼乐教化之地”的叙述，运用演绎性很强的经学、子学的知识体系与“气化论”来阐释广东的时空定位以及星宿分野体系，力图褪去广东的“异域”色彩，在形而上的层面论证广东一直内在于王朝的统治体系当中。

此外，正统意识形态的忠义伦理进一步深入到广东的乡村社会之中，突出地反映在明中叶广东佛道、“淫祀”与理学此消彼长的发展趋势上。成化、弘治年间，在广东动乱频发的压力之下，为了劝忠教化、凝聚人心，陶鲁、刘大夏、陈献章等仕宦积极在新会县宋元决战故地崖山营建大忠祠、全节庙等忠义祠庙，进而衍生出捍卫华夏正统的“夷夏之辨”的话语体系，崖山逐渐成为明中叶广东的忠义伦理象征。

增城县沙堤湛氏宗族基于明初曾为乡豪的先祖湛怀德率五百死士驰援南雄侯赵庸平定曹真、苏友兴之乱的忠义事迹，结合理学大儒湛若水的经营，将私家历史转化为地域社会的公共记忆。若水门徒洪垣凭借出任广东巡按监察御史的契机，推动湛怀德义士祠重修并载入祀典，明初的乡豪最终转型为官方认可的乡贤。民众顺应地方仕宦致力于“化民成俗”、传播正统意识形态的形势，在文本上建构忠君爱国的祖先形象，塑造“故家大族”的宗族地位。理学完成“隐喻化”，内化为广东社会秩序的一部分。

明代广东的“华夏化”转向既外化为国家力量的建立，又内化为人群认同的重塑：前者依托强势的权力运作得以构建，后者则以文化正统的在地化为基础。在这种双向奔赴的秩序建构过程中，理学发挥了沟通作用，王朝礼法与地方传统都得以兼顾，广东因而成功归纳到大一统中国的范畴，生动地展示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

清代民国广东与国家的进一步整合，其实建基于明代，相关的社会发展线索均可在明代找到端绪与渊源。只有先看清明代广东的“华夏化”转向，才能深入理解清代、民国与当今广东的发展变迁，进而贯通理解广东为何能在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进程中成为前沿阵地，直至今日仍在继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华美篇章。

注：作者是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广东工业大学讲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优博项目“不殊华夏：明代广东地域社会形成研究”（23FYB03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