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僧人寒山子，大约生于玄宗开元年间，卒于敬宗宝历至文宗大和年间，享年百岁上下。寒山子以诗闻名于世，亦以诗留名于史。寒山子诗集，流传有很多版本，今存世诸本中刊刻年代最早的便是周叔弢自庄严堪旧藏南宋初年刻本。在这里，我想简单讲述一下这个版本的形成过程，以供读者参考。

寒山诗集的初编与改编

关于寒山子诗最初结集成书的情况，清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馆臣即尝引述《太平广记》收录的五代前蜀道士杜光庭撰《仙传拾遗》，以事说明：

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历中，隐居天台翠屏山。其山深邃，当暑有雪。亦名寒岩，因自号“寒山子”。好爲诗，每得一篇一句，輙题于树间石上。有好事者，随而录之，凡三百余首。多述山林幽隐之兴，或讥讽时态，能警励流俗。桐柏征君徐灵府序而集之，分为三卷，行于人间。（见《太平广记》卷五五《神仙》之“寒山子”条）

惟四库馆臣以为上文记述的史事，俱已“无从深考，故就文论文可矣”。逮余嘉锡重新解读《仙传拾遗》这段文字，则谓“光庭既云‘桐柏征君徐灵府序而集之’，则其所叙寒山事迹，必即采自灵府之序。……盖灵府于元和中移居天台，已不及识寒山，其后始闻其名，又得其诗，乃爲之序而集之。……《嘉定赤城志》谓灵府居天台云盖峰，目爲方瀛。会昌初，频诏不起。大中、咸通中，与道士叶藏质重修天台桐柏崇道观。……灵府所序之《寒山子诗集》，光庭自得见之。其书既行于人间，则传世者非一本，光庭之言，绝非臆造。……辑寒山诗者，莫早于灵府”（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二〇《别集类》二“寒山子诗集”条。案下引余嘉锡观点俱出此）。据此得以明确，杜光庭最早编纂成集的寒山子诗集，应是一种三卷本，收诗共三百余首。

这种三卷原本后来发生很大变化。一是诗集的卷次已经由三卷改编成为一卷。见于各种目录著录的宋代版本以及传世宋本实物，都是编作一卷，与其三卷旧帙，自已明显不同。二是目前已知的所有这种一卷本寒山子诗集，后面都附有拾得的诗篇，而在这之前的徐灵府初编本，则完全看不到附有拾得之诗的迹象。三是后来的版本都在卷首增有一篇伪题作唐贞观年间台州刺史闾丘胤的序文，取代了徐灵府的旧序。“闾丘胤”宣称，他指令天台山国清寺僧道翘，觅得寒山子“于竹木石壁书诗，并村野人家厅壁上所书文句三百余首，及拾得于土地堂壁上书言偈，并纂集成卷”。余嘉锡早已考订指出，这也就意味着现存诸本寒山子的诗集，都是出自这种带有伪闾丘胤序的所谓道翘编录本。

这种所谓道翘编录本出现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唐代后期。如同余嘉锡指出的那样，唐僧本寂另外还撰著有一种释义本，曾经一度“流行宇内”（宋释赞宁《宋高僧传》卷一三《梁抚州曹山本寂传》）。这一释义本尚见于《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书作“《对寒山子诗》七卷”。又《崇文总目》著录本寂此书，作“《寒山子诗》七卷”，余嘉锡以为其书名乃“误去‘对’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此书，另附有说明云：“天台隐士，台州刺史闾丘胤序，僧道翘集。寒山子隐唐兴县寒山巖，于国清寺与隐者拾得往还。”可见本寂依据的底本，必属所谓道翘编录本无疑。余嘉锡推断本寂卒于唐昭宗之世，而《宋高僧传》记述本寂注《对寒山子诗》是在唐懿宗咸通年间后一段时间之内（宋释赞宁《宋高僧传》卷一三《梁抚州曹山本寂传》），所以这种伪道翘编录本出现的时间，必定在唐懿宗咸通年间之前。

余嘉锡另有推论云“《唐志》所载《对寒山子诗》，有闾丘胤序而无灵府之序，疑本寂得灵府所编寒山诗，喜其多言佛理，足爲彼教张目，恶灵府之序而去之，依托闾丘，别作一序以冠其首，谬言爲道翘所辑，爲之作注”。即把本寂定作伪撰闾丘胤序并在篇末添附拾得诗的人，此说缺乏相应的证据。审视所谓闾丘胤序，词句、文义俱殊欠妥当，本寂的注本，篇幅多达七卷，较诸徐灵府的三卷原本，篇幅已经增多一倍，其疏释寒山子诗作，自然多有发挥引申。若是本寂伪冒闾丘胤之名来撰述此序，用以取代徐灵府的旧序，那么，如此费心费力写入的序文，何以不对自己将要在书中阐述的义理，适当予以说明？现在我们在闾丘胤的序文里，实际上根本看不到这样的迹象。这是明显违背常理的事情。因而，伪道翘编录本出自释本寂的推断，目前恐怕还不易遽然宣告成立。

又余嘉锡论述寒山子诗集的版本，述云：“寂之所注，当即根据徐本，盖闾丘胤之事，本属诬枉，所谓僧道翘者，子虚乌有之人也，安得辑寒山之诗？……《仙传拾遗》录寒山事，无一语及丰干、拾得，则二人之诗自非徐本所有。据《宋高僧传·拾得传》，本寂所注，实兼有拾得诗，不知寂何从得之，岂本寂所自搜求附入欤？抑《仙传拾遗》之文爲《广记》删削不全欤（观其文义，似本无拾得事）？未可知也。”对此，我很赞同余嘉锡所倾向的徐灵府原本并没有附入拾得诗的看法，而从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在寒山诗集后面附缀拾得诗，最早只能追溯到所谓道翘编录本。换句话来说，就是我们完全可以清楚确认，本寂据以做注的底本，只能是所谓道翘编录本。这是因为本寂的《对寒山子诗》带有伪闾丘胤书序，而如上文所述，伪闾丘序本自已明言附编有“拾得于土地堂壁上书言偈”。

至于余嘉锡称“本寂之注，至宋已亡，独其原诗尚存耳”。亦即流传于后世的寒山子诗，本是这种七卷本本寂注本之注文佚失之后，剩存下来的寒山子原诗。虽然余氏讲述的情况，并不能完全排除，这一说法后来也得到了学者钱学烈的认可，钱氏还明确给出一个本寂释义脱佚的时间，径称“本寂的对寒山诗到宋代即被删去，祗留下闾丘僞序和寒山诗”（钱学烈《寒山子与寒山子诗版本》，刊《文学遗产》增刊第十六辑），但按照我的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更应该是这种附有本寂注释的七卷本寒山子诗入宋以后便连原诗带注文一道亡失不存，而不大可能是这种寒山子诗中的本寂注释部分脱佚失传而仅剩下寒山子的原诗存留于世间。换句话来说，也就是在本寂注本失传之后，只有伪称道翘所编附有拾得诗作的一卷本寒山子诗原本，因本来就是单独流行而依然传布于人世。清人徐乾学曾收藏有一部元刻本《二圣诗》，徐氏《传是楼宋元板书目》著录作者为“寒山、拾得”，余嘉锡云“二圣之名，疑亦沿用唐、宋之旧”，所说很有道理。

从“二圣”到“三隐”

这种附有拾得诗的“二圣合册”本寒山子诗集，“至南宋刻本，‘二圣’忽变成爲‘三隐’，于丰干始有诗二首”附入，与寒山、拾得诗合刻为一书，并称“三隐”。余嘉锡既已推论伪闾丘胤序出自本寂杜撰，复谓本寂杜撰此序并注解寒山子诗后，“闾丘遇三僧之说盛传于世，不知何时其注爲人所削，而寒、拾之诗幸存，宋之俗僧又僞撰丰干诗附入其中，谓之‘三隐’”。实则由“二圣”递变而至于“三隐”，本来是世俗传布过程中，很容易衍化生成的事情，初不必设想上述种种情景，强加解说。

自庄严堪旧藏本的递藏与刊刻

存世早期寒山诗的刻本，无一不是出自所谓道翘编录的寒山子诗集。在这些存留于世的早期寒山诗刻本当中，刊刻年代最早的便是周叔弢自庄严堪旧藏南宋初年刻本。

在归入周氏自庄严堪之前，此本曾先后庋藏于毛晋汲古阁和清宫天禄琳琅，今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而周氏在民国十三年尝以之影刻印行。昔商务印书馆汇印《四部丛刊》，民国八年的初次印行本采用一部朝鲜刻本（当时误称高丽椠本）作为底本，至民国十八年重印时，则改用周氏影宋刻本。近年出版《中华再造善本》丛书，更将宋版原书直接影印行世。此周氏旧藏南宋初年刻本，除了拾得诗和所谓“拾得录”以外，还已经附有丰干的诗作和“丰干禅师录”（惟所附诸诗，书口处仍镌作“寒山诗”），故著录清宫藏书的《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谓乃“宋时所称《三隐集》也”（清彭元瑞等《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六“寒山子诗集”条）。实际上也可以称述这种附有丰干、拾得诗等内容的诗集为《三圣集》，国家图书馆就藏有一部元刻残本四明释梵琦和《三圣集》。

关于这部自庄严堪旧藏本刊刻的年代，傅增湘尝谓其“刊工与宋刊《武经七书》、耿秉本《史记》多同，是孝宗、光宗间浙本”（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一二上）。今查书口所镌刻工姓名，如章椿，尚别见于绍兴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外台秘要》，又如徐忠之名亦别见于绍兴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旧唐书》（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一二《集部》。夏其峰《宋版古籍佚存书录》之《刻工卷》），因而其付梓的具体时间，或许还会稍早一些，有向前推溯至高宗时期的可能。

不过在已知南宋刊本中，它并不是刊刻年代最早的版本，还另有一种“江东漕司本”，其梓行年代要略早于此本。另一方面，继此南宋初年刻本之后，又有南宋孝宗淳熙十六年国清寺僧志南刊本，也一并附镌有丰干、拾得二人诗作，另外还附有“朱晦庵与南老帖”、“陆放翁与明老帖”以及释志南撰写的《天台山国清禅寺三隐集记》。此本后世习称“国清寺本”。

江东漕司本和国清寺本的旧刻原本虽然都没有流传下来，但都有衍生文本流传。在已知的三种宋刻本中，唯有自庄严堪旧藏的这种南宋初年浙刻本，问世后从未重刻翻印，直至周叔弢获藏后以之影刻再现。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