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澎湃新闻报道，4岁男童小王跟随奶奶赵某的朋友李某，前往李某位于17楼的家中玩耍。李某进入卧室更换衣物时，男童从窗户坠落至楼下花台，重伤致残。经鉴定，小王截瘫肌力4级以下属七级伤残；两椎体以上压缩性骨折属九级伤残；左侧肱骨骨折累及骨骺属十级伤残。事发后，小王父母将李某诉至法院，索赔63万余元。近日，红星新闻报道了这一案例。

法院审理认为，李某在赵某默许下，带小王到其17楼的高层住宅玩耍，即形成双方事实上的无偿临时照看关系，李某由此产生保障小王在其管控空间内的人身安全的义务。但李某未尽到与临时照看义务相匹配的高度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小王坠楼受伤具有因果关系，故李某应承担主要责任。

赵某在明知小王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情况下，放任李某代为照看，且未告知李某相关的注意事项，在李某善意带走小王后也未进行有效阻止，故赵某在履行相关监护义务时，存在过错，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故法院判决，酌情由李某承担60%的责任。

“无偿临时照看关系”与“重大过错”

这起案件涉及幼童权利受害以及如何保护的问题。幼童小王的监护人赵某因为基于与李某的邻居朋友关系，放任李某带走小王代为照看，在履行监护义务时明显存在过错，无疑应当承担责任，这是民法典对监护人保护被监护人权利的基本要求。

问题在于，李某将小王带到自家高层住宅玩耍，结果在自己换衣服时将小王单独留在客厅，未将其照看在自己的视线可及范围之内，导致小王坠楼受伤，这个责任为何判定为主要责任？

对此，其实有两种解释，一是正如判决书所认为的，李某带小王到其17楼的家中玩耍，即形成双方事实上的无偿临时照看关系，李某由此产生保障小王在其管控空间内的人身安全的义务。

但李某在换衣过程中，将毫无风险认知的幼童单独留在客厅，未尽到与临时照看义务相匹配的高度注意义务，存在重大过错。这里的“无偿临时照看关系”，实际上是在用民法上的监护人要求来评价李某的行为，即李某带走小王后，就形成了临时监护关系，等于将赵某的监护关系转移到了李某身上，故李某应承担超过一半的法律责任。

另一种理解是，法院有意避开了“监护”关系，以“重大过错”判决李某承担责任。

从侵权责任角度来看，案发过程表明，李某对幼童小王的照护的确存在不周，未尽到高度的注意义务，违反了法律规定。我国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了侵权责任的一般原则，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就是过错责任原则。基于此，与赵某未履行好监护责任相比较，李某也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民事赔偿外，李某是否应承担刑事责任

本案还有另外一个疑问，那就是：李某是否有刑事责任的可能性？

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五条规定了一个过失致人重伤罪的罪名，即过失伤害他人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本案幼童小王遭受了重伤，虽是其自己翻窗坠楼，但法院判决确定了李某对此有重大过错，似乎主客观方面符合了该罪要求的构成条件。

在此，必须严格区分民法上的过错与刑法上的过错，二者认定的标准差异很大。民法上的过错，主要是判断有没有违反注意义务，重点看客观损害结果，由结果与行为的关系来推断出行为人是否有过错。很多时候看有没有尽到“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不一定深挖内心真实想法。所以，民法上过错的涵义比较宽泛，认定不如刑法严格。

刑法上的过错，是一种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包括故意和过失，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过失是指，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

所以，刑法上的过错更强调行为人的主观恶性，重点考察行为人内心真实的心理状态，探究行为人实施行为当时真实的内心想法。事实上，刑法明确规定了“故意”和“过失”，民法典只是规定了“过错”。这也显示出二者的差异。

就本案而言，李某带孩子到家里玩显然没有恶意，尽管没有照看好小王，出了意外，但这种过错达不到刑法中的主观罪过程度，不能追究刑事责任。同样地，刑法也不能无视人们之间的种种善意，否则就可能引发不良的社会效果，这也是司法判决应该考虑的。

儿童坠楼事件时有发生，尤其是对幼童的照护必须是安全第一。家长作为监护人不可轻易将幼童交予他人照看，而其他人更不能轻易做“好人”，如果的确需要代为照看的，一定要尽到最高安全注意义务，防止发生安全事故。毕竟，一旦发生意外，法律不会因为照看者是无偿做好事而免除民事责任。

（羊城晚报•羊城派综合自澎湃新闻、黑龙江广播电视台、红星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