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多年前，外国商人居留澳门，定期乘船到广州参加“交易会”。白天入城看货议价，商定价格称作“拍板”——这个词，今天在粤语里依然熟悉。

明代不是一直有海禁吗？这样的海外生意如何做起来？广东又为何能够率先打开通商局面？

9月20日下午，海洋史学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李庆新做客广东省博物馆，在岭南大讲堂第十七期主讲《从“三司通贡”到“两省通商”：明中期海外贸易转型与制度演变》，兼谈南海西北陆坡发现的明代沉船。

从朝贡贸易到商舶贸易，从广州—澳门“二元中心”到福建月港，从深海沉船到欧洲“中国时尚”，他从制度、市场与贸易的“溢出效应”三个层面，讲述了明代中国如何在大航海时代重构海贸秩序。

本次活动为岭南大讲堂第十七期，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羊城晚报报业集团主办，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东省博物馆（广州鲁迅纪念馆）协办。

朝贡的旧规矩，怎样面对海上的新生意？

讲座开场，李庆新以数幅地图铺开明代海贸的空间背景。他重点介绍了17世纪早期的《塞尔登地图》，指出其价值主要体现在航线及其节点：闽南—粤东地区与越南中部会安，构成东北亚、东南亚海上交往的两处枢纽。由此，制度变迁被放入更广阔的海洋网络中观察。

明代前期，海外贸易主要置于朝贡体制之下。浙江、福建、广东三市舶司，分别承接日本、琉球以及东南亚、印度洋等方向的朝贡往来，形成“三司通贡”的格局。使团可以携货通商，民间私自出海贸易则受到海禁限制。

市舶司之上，一度还有“顶头上司”。李庆新特别指出，永乐年间起，朝廷派遣“市舶太监”，凌驾于三省的市舶管理机构之上。他们代表皇权，掌握市舶管理的实权，并经常插手地方事务；后来地方调整贸易制度，也牵涉与宦官的利益博弈。

1405年至1433年，郑和七下西洋，将朝贡交往推向高潮。此后，尤其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后，明朝与北方蒙古势力长期对峙，军费压力增大，维持朝贡贸易的财政负担也更加突出。

变化，甚至落在接待贡使的一桌饭菜里。

曾任兵部、吏部尚书的马文升，在《敦怀柔以安四夷疏》中记述成化年间（1465—1487）以后的接待情形：“肉不过数两，而骨居其半；饭皆生冷，而多不堪食；酒多搀水，而淡薄无味。”肉少骨多，饭冷酒淡，贡使坐下来，竟无从下箸。

朝贡原本讲究“厚往薄来”：海外带来贡品，朝廷给予丰厚回赐。到了此时，连一顿接待饭也显出了窘迫。

从饭桌转向制度，李庆新接着展示万历《大明会典》。其中记载，弘治年间（1488—1505），朝廷调整贡物估价、给价和抽分等办法，重新衡量贡赐中的经济得失。“抽分”，就是从货物中按规定比例抽取一部分。对贸易收益的重视，开始更多进入制度考量。

禁令之外，民间的生意已经跨越省界。成化十四年（1478），江西浮梁商人方敏、方祥、方洪兄弟筹银600两，购买景德镇所产瓷器2800件运到广州，与广东商人合谋出海，换回胡椒112包、黄蜡1包、乌木6条、沉香100箱、锡20块，最终被官府查获。

景德镇的瓷器，广东的商人与船只，海外的香料木材，一宗案件连起跨区域、跨国界的海洋贸易网络。

李庆新引用谢杰《虔台倭纂》中的一段话，点出了禁令与现实的矛盾：“寸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

“广中事例”：广东怎样从通商中找到出路？

广东的先行，体现在一套逐渐形成的新办法里。李庆新所说的“广中事例”，是指明中期广东形成的、以广州—澳门为中心、以抽分制为核心的商舶贸易管理体制。

为什么首先发生在广东？在回应羊城晚报记者提问时，李庆新将关键归为两点：葡萄牙人东来，广东首先面对新的通商需求；地方军事、财政开支紧张，需要从海贸中寻找财源。这两项条件，从具体处境上解释了广东为何先行。走私对旧制的冲击，在闽浙同样存在。

大航海时代，葡萄牙人循海路进入印度洋，继而来到东亚。据李庆新介绍，正德八年（1513），葡萄牙人从马六甲航抵广东屯门一带。“广东是首当其冲。”他说。

如何接待不循朝贡程序而来的商船，成为广东官府面前的现实问题。嘉靖《广东通志》记载，屯门、虎头门、十字门、浪白澳等海澳，都是中外私商活动的据点。葡萄牙人托梅·皮列士在1512年至1515年间完成的《东方志》，留下了具体的交易记录：外国船在屯门停靠，消息传到广州，商人前来估价、缴税，然后交易。

嘉靖十四年（1535），葡萄牙人克里斯托旺·维埃拉在《广州来信》中，将广州描述为“中国全国对外贸易的中转站”。李庆新同时提醒，信中关于福建贸易不兴旺的观察，“也不一定完全正确”，当地走私同样活跃。这份海外记录，突出反映了广东当时的贸易条件与制度优势。

另一边，地方官府急需解决军饷问题。两广长期战事消耗巨大，广西又常需广东接济。嘉靖八年（1529），时任广东巡抚林富向朝廷陈述“市舶之利”，其中一项直指军费：“除抽解外，即充军饷。”

林富算的，还有百姓的“生计账”。他说，小民持少量本钱，买进胡椒辗转交易，也能从中获利。供御用、充军饷、增府库、惠民生，通商的收益牵动着上下各方。官府从海外贸易中开拓财源，也有了更充分的理由。

正德十二年（1517），广东官员提出的抽分办法获得朝廷认可，征收比例由十分抽三调整为十分抽二；贵细货物解送京师，其余留在地方，变卖以充军饷。嘉靖初年，市舶宦官被裁撤，广东市舶司继续存在，改由负责海防的海道副使兼管，市舶管理权由此转入地方官员手中。

从允许商船交易，到调整税收、安排停泊与居留，广东逐步将海上的生意纳入新规则。在李庆新的研究框架中，这构成明朝第一次局部放开对外贸易。

住在澳门，到广州参加“交易会”

四百多年前的广州，已经定期举办“交易会”。谈到与今天广交会的历史联系，李庆新用了审慎而引人遐想的表述：这里“可能是一个遥远的、比较早期的源头”。

这番生意，连着广州与澳门两个地方。在李庆新的概括中，澳门位于珠江口西侧，面向外海，供外商居留、大船停泊；广州地处珠江水系内缘，连接广阔腹地，汇集货源、组织交易，也承担管理职能。一个对接远洋，一个联通腹地，两地形成贸易管理的“二元中心”。

葡萄牙人抵达广东以后，经历并不平顺。正德末年至嘉靖初，他们在屯门海域、茜草湾先后与明军发生冲突，被逐后转向闽浙，后来又回到广东沿海活动。据李庆新介绍，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获准在澳门居留，外国商船“湾泊无定所”的状态逐渐改变，澳门作为广州外港，被纳入新的贸易管理体系。

“外国人到了广东这边来，首先在澳门这边进行丈量、抽税，然后再到广州这边做生意。”李庆新用一句话，讲清两地如何配合。

广州的“交易会”是什么模样？据施白蒂研究，早在1550年（嘉靖二十九年），澳门葡萄牙人获准参加在广州举行的半年一度的“交易会”。讲座中，屏幕上展示出《利玛窦中国札记》，其中写道：“葡萄牙人已经奠定了一年两次集市的习惯。”一次在一月，展销从印度来的货物；另一次在六月末，销售从日本运来的商品。“这种公开市场的时间一般规定为两个月，但常常加以延长。”李庆新介绍，这类具体记载，他在国内文献中尚未见到，欧洲人的记录却十分详细。

佛罗伦萨商人卡莱蒂的《周游世界评说》，则记录了1598至1599年前后的场景：澳门的葡萄牙商人推举代表，乘中国船“龙头划”赴广州采购；代表们白天入城看货议价，晚上回到船上食宿。

谈妥价格，文献译作“拍板”。李庆新特别提到，这个今天粤语里也常用的词，让几百年前的交易场面有了熟悉感。他同时说明，当时的交易会与现代广交会不同，也与传统岭南墟市不一样，呈现国际性商品交易的特点。

“上省下澳”，则把两地往来的方向说得格外形象：“上省”，是外国商人赴省城广州交易；“下澳”，是中国商人到澳门做生意。李庆新指出，这一机制在清代十分重要，明代后期已有雏形，具体操作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福建也开海，为何走出另一条路？

福建方面也在关注广东的做法：既然通商可以补军饷、惠民生，为什么这里仍受严禁？讲座所引文献中，已有官员建议仿照广东市舶办法，认为可以“通商惠民，上下咸利”。

类似呼声也出现在浙江。嘉靖三十四年（1555），活跃于东南沿海的海商武装首领汪直，提出参照“广中事例”通关征税，重开浙江对日本的贸易。嘉靖中兵部尚书郑晓也主张“官为抽税，以充军需”。但浙闽海防紧张，这些诉求长期难以落实。

李庆新将福建的变化放回更大的海洋格局：1565年，西班牙远征队进入菲律宾，福建与海外市场的联系日趋密切。隆庆元年（1567），朝廷同意福建巡抚涂泽民之请，准许漳泉商民“贩东西二洋”。位于今福建漳州龙海海澄一带的月港，成为合法出海贸易的重要口岸。

这是继广东之后，明朝第二次局部开放贸易。

同样是开海，商人走的方向却不同。

按月港的规则，中国商人可以驾船出洋，外国商人不能入境通商，官府主要向本地出海商人征税。广东则允许外国商人在澳门居留，中外商人到澳门、广州交易，双方都进入征税范围。

简言之，月港为中国商人安排出海通道，广东则把外商来粤的生意组织起来。

两套办法的制度渊源也不同。“广中事例”脱胎于传统朝贡制度，继承并仿照宋元市舶制度；月港更多取法内地商税制度。隆庆六年（1572），漳州知府罗青霄参照南赣“桥税事例”，制订商税规则，随后逐步完善：原本管理内地钞关的征税经验，被用来管理海上贸易。

“于通之之中，寓禁之之法。”

所谓“寓禁”，是在通商过程中，把船只数量、往返期限、贸易货物和违禁品查验纳入管理。开海仍有边界，通商也有章法。

从“三司通贡”到“两省通商”，粤闽成为明朝对外贸易的主要区域。李庆新强调，这一格局由地方逐步调整、最终得到朝廷认可而形成，带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终明之世没有根本改变。

海底的两艘船，把问题带回屯门

接下来，屏幕上出现Ⅰ号船出水的珐华器，蓝、绿、黄等釉色交映；另一幅水下照片里，Ⅱ号船上的深色乌木一根根码放在海底。这些来自约1500米深海的船货，可能与广东产生怎样的相连？

Ⅰ号沉船初步断代为正德年间，以大量陶瓷器为主要遗存；Ⅱ号沉船初步断代为弘治年间，以原木为主，其中包括来自印度洋地区的乌木。

前面方氏兄弟案件中纸面所见的瓷器、乌木等货物，在深海中呈现出另一种实物参照。

秦大树、宋建忠等学者认为，Ⅰ号船从广州出发的可能性最大，目的地应是马六甲；Ⅱ号船则最可能从马六甲装载乌木，返航广州。李庆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Ⅰ号船的出发港很可能位于珠江口屯门一带：当时这类商船不大可能进入广州城内港区，更可能活动于外围海澳。

Ⅰ号船上，景德镇瓷器与广东惠州白马窑仿龙泉青瓷同船出现，也为判断商船与广东沿海的联系提供了依据。

上川岛花碗坪遗址，则保存了澳门开埠前中葡交往的另一组线索。讲座中，带十字图案的青花瓷片，以及一件带外文铭文的瓷瓶残片，与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的完整瓷器相互参照。李庆新据此讨论中葡贸易中的瓷器订制，以及随贸易而来的宗教与文化交流。

由船货与遗址回到制度，李庆新在讲座末尾提出三层思考。

“制度是重要的。”商船怎样停泊、货物怎样征税、商人到哪里交易，规则的调整影响着生意能否展开。商舶贸易逐渐确立主导地位，也给面向海外的手工业生产打开了空间。

市场的力量，则把珠江口与内地产区连接起来。“广州这边是一个店铺，景德镇那边是个厂家。”李庆新用广东人熟悉的“前店后厂”作比喻：内地窑场烧瓷，商品经水陆交通汇聚广州，再由珠江口走向海外。生产、供货、销售跨越地域衔接，背后是商人对市场和利润的判断，也是“看不见的手”所推动的经济选择。

第三层，是贸易的“溢出效应”——影响超出了商品买卖本身。中国瓷器与工艺品进入欧洲，参与塑造当地的“中国时尚”；思想、宗教、技术与艺术也随人员、货物流动。李庆新将话题接到日常餐桌：马铃薯、玉米、番薯、番茄、辣椒等美洲作物，随着大航海时代以来的交流陆续传入中国。遥远的航路，最终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演讲结束后的提问环节，有观众把历史接到今天的“广货行天下”：商品成功出海，究竟靠产品，还是港口、商人与市场？

李庆新从商品的稀缺性、实用性与质量谈起：贵重的纹章瓷有它的市场，航海贸易中实用的“广东罐”也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把眼光放得更远，还要看商品怎样生产、流通、推介。在他看来，建立良好的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拥有有效的制度体系与广阔的海外市场，是广货持续发展、长盛不衰的重要条件。

他还提到：“我们看一个制度的发展，既要看到它一个时段的状态，更重要的是看到它的过程。”回应羊城晚报记者提问时，李庆新说，明代海禁从未中断，却在执行中不断调整；与此同时，“反海禁的力量其实一直在壮大”，最终推动海禁“开一个口子”，在通商过程中实现制度转型。

从“三司通贡”到“两省通商”，市场、财政、海防与地方实践不断改变着制度的边界，广东由此率先在禁与通之间开出一条新路。五百年前的海船，已经远去，而深海中的瓷器与乌木，仍在讲述：贸易改变世界，制度也在决定贸易驶向何方。

总策划｜任天阳

总统筹｜林如敏

执行统筹｜龚丹枫 邓琼 温建敏 骆苹

文｜潘玮倩 张晗 实习生 赫连天梓

图｜梁喻

视频｜周成 邓鼎园 林心怡 麦宇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