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是理解中国历史变迁与中外交流的重要视角。明代海外贸易制度的演变，既见证着朝贡贸易向商舶贸易的转型，也折射出国家治理、地方实践与民间力量之间的复杂互动。

近日，著名海洋史学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李庆新做客岭南大讲堂，介绍了他对明代中期海外贸易转型与制度演变的见解。讲座结束后，羊城晚报记者对李庆新老师进行了专访。

羊城晚报：您为什么长期关注明代海外贸易制度？

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制度研究我做了很多年，这是个很宏大的问题，涉及面非常广泛，以往就存在许多有待深化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改革开放，世界发展日新月异，学术潮流、学术取向发生很多变化。因此，学术发展需要我们从历史问题出发，不断思考、探索历史问题，推动原有学问进入新境地。现在我们做研究的条件都改善了，古籍、文献、史料等方面同上世纪80年代不可同日而语，很容易看到大量的中外文献，为学术研究奠定了全新的史料基础，用现代的眼光、现在的要求、现有的资源，去重新审视明代海外贸易制度，大有可为。

这里有一点不能不提，就是近些年来，考古发现有非常重大的进展。水下考古让很多沉船被发现，包括南海西北陆坡的那两艘明代沉船，还有福建、东南亚也发现那个时代的沉船，都为我们研究相关问题提供难得的实证资料，补充、印证、充实原有研究。有些新材料、新发现甚至可能会改变原来的一些“定论”。

羊城晚报：明初推行海禁政策的原因是什么？产生了哪些影响？

李庆新：明朝海禁其实是国家海防、海疆经略、海洋治理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军事体制。从国家层面来说，海禁体现明朝对海洋、海疆的管控。从元代到明初，海疆出现了很多不稳定因素，像倭寇、海盗在北方到南方的海域都造成了很大动乱，严重冲击沿海地区的社会秩序和海疆安全。所以明初海禁，主要是针对来自海洋的不稳定因素而采取的应对措施和策略。

当时海禁非常严厉，不仅是军事行为，同时也是法律行为。明朝在沿海建立了许多卫所，落实海禁措施，维护海疆秩序。在法律上禁止沿海民众“通番”贸易、“泄露事情”，禁止使用“番货”（外国商品），禁止制造二桅以上大船等。

从历史长时段来看，明代以前，唐宋时期相对比较开放，没有如此严厉的海禁举措，民众遵循贸易规矩，可以出海贸易。所以，明代海禁虽然维护了海防安全、海疆稳定，但客观上也遏制了唐宋以来的中外交往蓬勃发展的势头，也不利于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羊城晚报：明朝中后期贸易的转型和制度重构中，广东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李庆新：明代海外贸易分为朝贡（贡舶）贸易和商舶贸易两种形式。在明初制度设计中，朝贡贸易是国家主导的合法的贸易形态，而商舶贸易属于中外私商贸易，是非法的贸易形态，受到朝廷打压。但是商舶贸易始终没有被禁绝，而是以走私、灰色经济的状态在中外交往中暗中流淌。明中叶这两种贸易形态的转变更替，体现着官方和民间力量的博弈。朝贡贸易走向萎缩，商舶贸易逐步走出非法状态形成主流，广东地方政府在推动这种贸易转型中得到朝廷的认可，形成了一些新的制度。我认为，这是明朝海外贸易的第一次局部开放。

广东在贸易转型和制度重构上先行一步，有多种因素起作用，关键因素有两点：一是明中叶欧洲人东来中国，广东首当其冲。葡萄牙人来华第一站就是广东屯门，广东地方官府在与葡萄牙人打交道、做生意过程中，在朝廷允许下对原有的朝贡贸易管理体制作出更改，形成以抽分制为核心的新的管理体制，后来葡萄牙人获准在澳门居留。二是当时两广地方动乱，军费开支、财政紧张，广西需要得到广东的财政支持。广东官府将贸易抽税作为开拓财源、补充财政经费与军费开支的重要举措。这些变化在正德、嘉靖前期进行，时人称之为“广中事例”。隆庆改元，明朝允许福建漳州月港开海，“准贩东西二洋”。这是明朝海外贸易的第二次局部开放。明中期浙江海防形势长期紧张，市舶司被撤销，终明之世没再恢复，广东、福建成为明朝海外贸易的两个主要区域。

羊城晚报：回顾明朝贸易历史，带给我们哪些启示？

李庆新：首先要坚持对外开放。开放是一个国家有实力、社会有活力、文化有自信的体现，是国家发展、社会发展的正道常态，有开放才有交流，才能达到交流互鉴、文明进步。

第二，要积极拥抱海洋，走向世界。贸易可以改变旧世界，可以打造新世界。进而言之，海洋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也至关重要。谁拥有海洋，掌握海权，谁就拥有世界。

第三，要建立良好的制度。“制度是重要的”，有效的制度可以确保对外交往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在对外交往中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

第四，在明代对外交往中地方的作用很重要。广东作为中国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的“南大门”，对外贸易、海疆治理的重镇，在具体的制度建设、机制操作上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鉴古知今，以史为鉴，有很多历史启示值得思考和总结。

文字丨记者 杨帅
拍摄丨记者 周成
剪辑丨记者 王炯勋
包装丨记者 余梓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