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遭遇海上危机，海防观念随之发生深刻转型，催生了各区域海军的建设实践，洋务运动时期的广东海军便是其中极具特殊性的一支。

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后率先反思“以守为战、以逸待劳”传统海防思想，意识到建立更先进船炮水军的迫切性。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指导思想广为传播，学习西方先进军工技术成为时代共识。1874年日军侵台，清廷掀起海防政策大讨论，原计划建立北洋、南洋、粤洋三大海军，筹建过程中由于现实条件制约，实则变为北洋、南洋、福建和广东四支，广东海军因此诞生。

作为地方主导筹建的海上力量，广东海军不仅无朝廷专项拨款，还需向北洋、南洋水师调拨银两，只能依靠捐输、增开税种、增加洋药厘金等多种方式筹办海防经费。凭借着广东的造船地缘优势和雄厚基础，近代广东海军走上了自造为主、外购为辅的建军路径：建造多艘浅水兵轮，委托福州船政局协造主力战舰，同时外购鱼雷艇应急，主张学习西方技术。此外，培养海军人才的思想也在萌芽。多任两广总督接续推进海军人才培养事业，先后开设鱼雷学堂、兴办广东水陆师学堂等，严格筛选培育新式海军专才。

近代广东海军存续时间短、规模小，但其在国家海防重心北移之时主动作为，坚持舰船国产化探索，构建本土海军教育体系，为近代海军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洋务运动时期的广东海军创建

洋务运动时期的广东海军（内文以近代广东海军称之）是19世纪70年代筹建的一支近代化海军，其存在时间不长，于1909年海军编制改革中被整合收编。目前，学界对这支海军的整体性研究较为匮乏，相关记载碎片化。比如对近代广东军舰的描述，散见于戚其章《晚清海军兴衰史》，孙克复、关捷《甲午中日海战史》，王宏斌《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广东海防史编委会《广东海防史》等专著中；对近代广东海军军事装备的描述，散见于张家瑞《中国近代海军舰船装备建设探析》、张敏《晚清海军舰船装备国产化问题研究（1866—1895）》、杨杰《论洋务运动时期德国对中国海军装备建设的影响》等论文中；对近代广东海军军费筹措的研究，散见于吴兆清《晚清四洋海军经费探析》《晚清四洋海军述评》等论文中。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欲对近代广东海军创建的前因后果，自筹经费、艰难经营之状态，自造为主、外购为辅之发展策略，注重海军人才的教育、培养及近代广东海军军舰的组成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梳理和分析，以求读者对近代广东海军有全面的认识，进而引发思考，从中汲取有益经验。

一、近代广东海军在海防观念转变中意外创建

近代海防观念的转变最早可追溯到林则徐。鸦片战争前，林则徐认为夷船所恃在外洋空旷之处，“若使竟进口内，直是游鱼釜底，立可就擒。”且夷兵一至岸上，“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因此，在林则徐看来，只要守卫好内河，以逸待劳，以众击寡，便可“百无一失”。但经历了英军的船坚炮利后，林则徐对自己的海防策略产生了怀疑，进而反思，意识到建立更先进的船炮水军的重要性。“逆船在海上来去自如，倏南倏北，朝夕屡变”。“若折誓不与之水上交锋，是彼进可战，而退并不必守”。建立船炮水军才是“海疆久远之谋”。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与屈辱条约的签署，使有识之士对西方的船坚炮利有了全新的认识，对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重新反思，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指导思想，开启了“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曾国藩于1861年上奏说：“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独有，在中华则震其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访幕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其明确主张学习西方先进船炮技术。李鸿章明确指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使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除技术外，亦认识到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和培养科技人才的重要性。冯桂芬在其著名的《校邠庐抗议》一书中提出“采西学”“制洋器”“善驭夷”等主张，其本质就是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这一时期，学习西方先进军工技术开始成为各阶层的主流思想，这是海防观念转变的一大进步。

1874年春，日军侵台，海防危机引起清政府的极大震动，总理衙门就此发起了一场关于“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和“持久”的海防政策大讨论。丁日昌建议，“拟设北、东、南三洋提督”，建立三洋海军。李鸿章极力赞成，并建议：“北洋宜分驻烟台旅顺口一带，东洋宜分驻长江口外，南洋宜分驻厦门、虎门。”浙江巡抚杨昌浚也极力支持建立三洋海军的主张，他在所上《海防条议》中讲道：“臣窃谓南、北、中三洋宜设水陆三大支……外洋有此三大支水军，练习三数年后，海上屹然重镇，可分可合，可战可守，近则拱卫神京，远则杨威海面。”

总理衙门在对各督抚大臣海防条议梳理和汇总的基础上，正式确定了建设近代海军的方针，并强调北洋水师优先。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1875年5月30日）谕令：“著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沈葆桢以两江总督兼南洋海防大臣的身份，开始督办南洋的海防事务，其管辖范围包括浙闽（包括台湾）湘鄂两广豫诸省的海防和江防。沈葆桢随即奏请以十年时间建成北洋、南洋、粤洋三大海军，分辖直隶山东、苏浙、闽粤的海防。这便是三洋海军名称和管辖范围的由来。而他管辖的南洋海军又分为南洋和粤洋，南洋包括苏浙沿海，粤洋是指闽粤沿海。在督办南洋海军筹建中，沈葆桢作为两江总督，对闽粤海军的发展无力问及，又因闽粤各自为政，并未统一发展为粤洋海军，原计划的三洋海军实则变为四洋海军，即北洋、南洋、福建和广东四支海军。这样近代广东海军随之创建。

二、近代广东海军在艰难经营中的发展策略选择

广东海军发展的主要困境是经费短缺。海防大讨论之后，清廷规划建立三洋海军，并没有设置单独的广东海军，因而广东海军不仅无朝廷的专项拨款，还要每年从本省厘金项下拨银30万两给北洋水师，粤海关四成洋税也要移交给南洋、北洋水师。广东海军建设全靠本省自行筹措，广东督抚通过捐输、增开税种、增加洋药厘金等多种方式筹办海防经费。

捐输是广东海军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捐输主要出自官员、商人、士绅。光绪五年（1879），绅士温子绍捐造蚊船海东雄。光绪十一年，张之洞试造浅水兵轮四艘，其经费“于闱姓捐款内提洋银二十万元”。光绪十二年七月（1886年8月），张之洞与福州船政局商议，由福州船政局协造八艘兵轮，最终，福州船政局只完成协造巡洋舰“广甲”“广乙”“广丙”和炮船“广庚”。其中“广甲”“广乙”“广丙”经费，“除闽厂协济造船一半工料外，其余皆系官绅、盐商逐年筹捐。”

捐税、洋药厘金是广东海军经费的另一重要来源。捐税有沙田溢坦花息、沙田捐、沙田升科，两广总督瑞麟、广东巡抚蒋益澧为支付向英、法购买轮船的经费，开征沙田溢坦花息，“查有清丈溢坦花息一项，前经奏明截至同治六年底止，收银三十九万余两，拨充军需。兹拟请在军需项下，照依上年拨过坦息原数划出，连本年续收之银，专支轮船巡洋经费。”光绪元年（1875），广东巡抚张兆栋开办沙田捐以用于海防建设，此次沙田捐最终共收银191159.77两。光绪七年（1881），广东开始抽收鸦片厘金，由商人包办，并将之前的洋药捐与膏厘合并，每年认缴90万两。光绪八年，张树声奏请开办沙田捐输，补升沙田捐，以筹海防经费。

虽然广东海军缺乏政策支持和自筹经费艰难，但广东具备的造船地缘优势和雄厚基础，使近代广东海军走上了自造为主、外购为辅的筹建之路。而李鸿章在筹办北洋海军的过程中，认为中国制船造炮技术落后，以自造强军遥遥无期，便采取外购战舰组建北洋海军的策略。北洋海军的10艘主战舰（巡洋舰）、6艘防御舰（炮舰）中，只有一艘巡洋舰制造于福州船政局，其余都购自英、德。外购船舰策略在短期内效果显著，北洋海军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三洋海军。但外购策略的弊端显而易见，外购需要巨大的财政支出，且严重影响国内军事技术的更新换代，并对国外军事技术及人员形成依赖。从长远看，近代广东海军自造为主的建军策略是走强军之路的必然趋势。

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下令关闭闽、浙、江三处口岸，仅保留广州一处对外通商口岸，又限定黄埔为外商船舶唯一停泊口，自此黄埔地区成为船舶修造中心，船坞林立。咸丰二年（1852），黄埔地区形成柯拜、旗记、于仁三家大型船厂共同垄断船舶修造业的状况。同治二年（1863），香港黄埔船坞公司创办，公司陆续兼并或收购柯拜船坞、旗记船厂、于仁船坞公司等分布于广州黄埔、香港九龙的几乎所有大型船坞，形成垄断局面。光绪二年（1876），时任两广总督的刘坤一向香港船坞公司购买位于黄埔的柯拜、录顺、于仁的三座船坞及附属设施，并入广东机器局，开始用来修造船舶。张树声继刘坤一担任两广总督后，继续支持黄埔船坞修造轮船，并于光绪七年仿照英国设计的蚊子船（炮艇）样式，成功制造出“海东雄”号。光绪十年，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主张大力发展广东近代海军。他指出：“外国所恃以为战者四：其争战于外海者，恃铁舰；其水陆攻守兼用者，恃快枪、巨炮；其设守于海口者，恃各种水雷。”基于当时军事技术水平，张之洞认为，制造铁甲舰和巨炮，战于外海，短期内不可能实现。“巨炮难于猝成，即成亦不能多，惟有一面购备，一面学制”。“铁甲巨舰工用繁重，算理精微，中国工厂未备，非数十年之内不能学制。惟有购之外洋以应急”。据此，张之洞便选择了自造为主、外购为辅的海军发展策略。

光绪十一年（1885），张之洞试造浅水兵轮4艘，名曰“广元”“广亨”“广利”“广贞”。光绪十二年七月（1886年8月），张之洞主张在黄埔设船局续造浅水兵轮，拟以一年半为期造成浅水兵轮十艘，配齐应用炮械，最终建造“广戊”“广己”“广金”和“广玉”4艘兵轮。除建造浅水兵轮外，张之洞认为卫海口还要多购鱼雷艇，多布水雷。为此，他从德国挨吕屏什好船厂（ElibingSchichau）订购8艘鱼雷艇，即“雷乾”“雷坤”“雷离”“雷坎”“雷震”“雷艮”“雷巽”“雷兑”。同时他又强调：“若欲攻击群舸，出没重洋，非有铁甲、穹甲快船之属不可。”认为欲从守卫海口，到战敌于外洋，铁甲舰必不可少。“此时惟有专筹巨款，购之外洋，以应急需。及此三数年间，练驾驶于中华，学制造于西国，两者确有把握，方可举办。”主张先购之外洋以应时需，在外购的同时，学习西方的制造技术，并练习驾驶战舰的技能。

三、近代广东海军发展中对军事人才培养的意识及策略

广东濒临南海，是中西交往的枢纽，历来是海防重地，肩负着守卫中国南大门的重任。鸦片战争从这里爆发，后屡遭西方侵略者的践踏，重视海军和培养海军人才的思想很早便开始萌芽。鸦片战争时期，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于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如钦天监夷官之例，而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工匠习其铸造，精兵习其驾驭、攻击”。”他认识到发展海军必须培养海军人才。

洋务运动中，培养近代海军人才成为普遍共识。马建忠建议：“一曰分设小学以广收罗……”“二曰设立大学院以专造就，……”“三曰设学生练船以知驾驶”，分层次、系统化地培养海军人才。其中，广东是其规划海军人才培养的重点地区。

刘坤一任两广总督期间（1875—1879），筹划设立了西学馆，但苦于经费无出，最终没能实现。继刘坤一后张树声担任两广总督（1880—1884），他认为“谓轮船驾驶、机器制造之学必须无藉于外人，始为自强之实际。”认识到海军人才的重要性。他继续之前停办的西学馆，后改名为实学馆。

张之洞在光绪十年（1884）继任两广总督后，继续积极发展广东海军教育。他指出：“西国之强，强以学校”，认识到军事学堂教育是培养海军人才的重要途径。当年，张之洞在黄埔岛创设水鱼雷局，并在水鱼雷局内开设鱼雷学堂，学习德语、数学、鱼雷艇驾驶、鱼雷和水雷制造、使用等，专门培养驾驶鱼雷艇和操纵鱼雷的人才，并实行严厉的淘汰制，鱼雷学堂共培养5届毕业生，合格者仅有19名。

1887年，张之洞创办广东水陆师学堂。他在《创办水陆师学堂折》中明确提出：“其水师则学英国语文（英语），分管轮、驾驶两项。管轮堂学机轮理法、制造、运用之源；驾驶堂学天文、海道、驾驶、攻战之法；其陆师则学德国语文（德文），分马步、枪炮、营造三项。”张之洞对水陆师学堂的生源有着严格的要求和选拔标准，又因人而异进行教育培养，“是海军教育的一大创举”。张之洞强调：“学之为事，讲习与历练兼之。”即课堂教学与实践相互结合，相辅相成。水陆师学堂的开办卓有成效。

四、近代广东海军军舰的基本配置及组成

光绪十一年（1885），张之洞制造浅水兵轮“广元”“广亨”“广利”“广贞”。从这时起才改变了广东过去没有外洋兵轮的局面，广东海军才具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战舰。后又建造“广戊”“广己”“广金”和“广玉”4艘兵轮，又与福州船政局协造舰船“广甲”“广乙”“广丙”和炮船“广庚”。此时，广东海军建设达到了最好水平。

广东海军近代舰船共12艘，最大的特点是全部属于自造，是国产化装备，其中8艘制造于黄埔船局，4艘由福州船政局协造。

“广元”“广亨”“广利”“广贞”4艘兵轮，船后皆双车暗螺，内用康邦卧机，前后皆活桅两支，龙骨左右带以铁胁，水线上下辅以钢板；船头安四吨半重后膛钢炮一尊，船尾安九生口径克虏伯钢炮一尊，桅盘、船腰配诺登飞连珠炮三尊；护炮皆有钢板。

“广甲”舰为铁胁快轮，也可称之为巡洋舰，此舰在制造过程中采用更多西方先进军事技术，在解决甲板空间狭小的问题时，成功采用（耳塔）耳台布置法，使火炮可以获得较大的射界。“广甲”舰配英国康邦三脱汽卧机，船首两旁耳台配新式后膛十五生钢炮二尊，每尊可施放120度；船中两旁配新式后膛十二生钢炮四尊，每尊可施放90度；船后配新式中枢旋转后膛十五生钢炮一尊，可施放210度；瞭台上配连珠炮二尊，钢桅上配连珠炮二尊，用以攻击鱼雷艇；船前两侧配有鱼雷筒二具，用以冲击敌船。成为粤洋海军的主力舰。

“广乙”舰是穹甲钢胁钢壳鱼雷快船，穹甲快轮是铁胁快轮改进型，即内用铁胁，外加一层穹甲，用以保卫轮机、锅炉、药弹舱等，以便冲击敌船。“广乙”舰同时体现了中国在鱼雷艇仿造方面的新技术。“广乙”主甲板上装有3根桅杆，可供张挂风帆航行；舰首又采用了鱼雷艇的甲板样式——龟甲状甲板，在高速航行时具有破浪性能佳；军舰的左右各布设一具14英寸口径鱼雷发射管；主炮配备3门口径120毫米的克虏伯后膛炮；另有4门47毫米口径的单管速射炮。因此在史料里，“广乙”留下了鱼雷快船、巡洋舰等称号。

“广丙”是钢胁钢壳快船，设计长为235英尺、宽33英尺，吃水13英尺，载重1000吨，马力2400匹，航速15.7海里，罩穹甲斜厚一寸，活桅两枝，能助铁甲出洋攻击，船头配十五生长炮一尊，船尾配十二生长炮一尊，船腰配荷乞开士连珠炮二尊。

“广庚”是钢胁兵船，设计长为144英尺、宽20英尺，吃水10英尺，马力400匹，载重320吨，航速10.3海里。船头配十二生长炮一尊，船尾配十生半长炮一尊，船腰桅盘配荷乞开士连珠炮二尊。实际排水量316吨，实测航速达到了11.4海里。

“广金”为铁胁兵轮，船长为150英尺、宽23英尺，吃水10英尺，航速9.4海里，配康邦新式卧机马力500匹，船前耳台拟安二十生炮两尊，船后拟安十一生炮一尊，中桅上拟安五管荷乞开士连珠炮一尊。

“广玉”铁胁兵轮，船长156英尺，宽24英尺，吃水10英尺，航速9.4海里，配康邦新式卧机马力500匹，船前耳台拟安二十生炮两尊，船后拟安十一生炮一尊，中桅上拟安五管荷乞开士连珠炮一尊。

“广戊”“广己”为浅水兵轮，设计长为150英尺、宽20英尺，吃水7英尺，航速9.4海里。后六船船头配十二生长炮一尊，船尾配十生半长炮一尊，船腰桅盘配荷乞开士连珠炮二尊。

“广戊”于光绪十三年十一月（1887年12月）建成，“广己”于光绪十四年四月（1888年5月）建成。

结语

洋务运动时期的广东海军尽管存在的时间短、规模小，但在近代海军发展中有着重要历史意义。一是主动谋求海军的发展。在国家海防重心北移，重点发展北洋海军而广东海军建设遭到忽略之时，以张之洞为代表的广东官员没有止步不前，而是从广东海防实际出发，充分利用自身的区域条件，积极筹款，主动谋求海军发展，以便守卫中国的南大门。这种不畏艰难，力图强军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值得深思和学习的。二是自造为主，购舰为辅。购舰是为解一时之需，是获得先进造船技术的一种渠道，最终目的是要实现舰船的自主制造，以摆脱对西方舰船的依赖。这是一种自立自强精神的体现，是近代强军的一种必然趋势，为近代海军的发展探索出一条可行、有效的路径。而且广东自造舰船也为中国近代舰船的制造积累了宝贵经验。三是注重海军人才的培养。张之洞创设水陆师学堂，通过创新性举措，加强海军人才的培养，为广东海军及其他海军输送了大量的海军人才，也为近代海军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作者：黄付才，鸦片战争博物馆馆员

本文来源：《岭南文史》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