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9月。
上午十点,湾仔海味中心,张阿姨坐在风扇前,面前的虾干、鱼干、花胶码得整整齐齐。她今年六十多岁,在这卖了四十年干货。儿子今年也四十了——她刚来的时候,儿子才一岁多,家门口就是避风塘。
“以前很好的,我们珠海最标准的海味就是湾仔。以前来珠海湾仔的人很开心,我们的海味又干又香,他们很喜欢。”张阿姨的粤语夹着普通话,说到“以前”两个字时,眼睛亮了一下。
随即又暗下去。“现在呢,最主要是没有客人。”
她环顾四周。午后的海味中心,档口大多开着,人却寥寥。隔壁档口的同行刷着手机,再隔壁的同行打了个盹。风扇嗡嗡地转,吹不散空气里闷热的腥味。
“一日坐在这里,又闷又热,没办法了。”张阿姨叹了口气,“老骨头没办法。”

从喜欢到失望
张阿姨的困境,是整条湾仔海鲜街的缩影。
湾仔海鲜街位于珠海市香洲区湾仔街道,北临拱北,南牵横琴,与澳门隔濠江相望。2001年起,原海鲜市场的档主将卖不完的海鲜推到中盛路边的商业街上便宜叫卖,食客买完海鲜就近在餐厅加工——“即买即叹”的模式迅速聚集了人气。2002年10月,“湾仔海鲜街”正式命名。2009年1月,新海鲜街搬迁至现址,面积约1.8万平方米,17家餐厅沿街排开,鱼虾蟹类品种齐全,巅峰时年接待游客近150万人次。
“白藤头和朝阳市场,以前都来我们这里学习‘买海鲜和加工海鲜’的模式。”正菱明达商业运营有限公司商业运营总监柯世勉说。他今年用了不少时间走访街上的商户,发现情况比想象中更严峻。
更致命的是,个别档口的短斤缺两、价格不透明,像墨汁滴进清水——整条街的口碑都被染黑了。
“大众点评上一搜‘湾仔海鲜街’,弹出来的关键词是‘坑’‘被宰’‘不会再来’。”柯世勉翻出手机里的截图,“有些差评说的是几年前的事了,到现在还挂在前面。人言可畏。”
柯世勉提供了一组数据:与2019年之前相比,海鲜街客流量下降了约50%。而白藤头水产批发市场,这个曾经的学生,如今遥遥领先。
“最大痛点是消费者对海鲜街从喜欢到习惯,最后到失望。”柯世勉说,“我看到餐厅商户们掉眼泪、卖房维持经营,真的很难受。”
渔村的根
要理解湾仔海鲜街为何让人放不下,得回到更远的地方。
湾仔的渔民出海捕鱼的历史悠长。早在1996年,在湾仔登记注册的流动渔民船只就有330艘共3000多人,单在湾仔码头交易的海产品就达1188吨。同一年,湾仔街道先后兴建了“珠海市湾仔海产品交易中心”和“湾仔海味交易中心”,市政府将其列为珠海市“菜篮子”工程。
据海味中心资历最年长的刘月珍婆婆讲述,湾仔海味中心起源于1979年——一开始是村民将捕捞来的海产品腌制、晒干后,拿着篓子四处叫卖。后来大队干部协助海锋、海湾村民成立了第一所海味中心,几经搬迁,最终形成了现在的湾仔海鲜街。

柯世勉介绍,2008年,当时的湾仔镇资产经营中心投资三四千万元,在避风塘回填地上建造了新海鲜街,2009年正式投入使用。“当时非常火爆,因为这种模式非常好。”产权属于政属资产经营中心,租给商户做餐饮。17家餐厅,其中海仪美食楼开店于1955年12月22日,至今已有近七十年历史,是海鲜街的第一家餐厅、老字号门店。
“湾仔海鲜街”五个字,承载的不仅是生意,更是几代渔民的生计转型——从出海捕鱼到“洗脚上岸”,从挑担叫卖到档口经营。梁倩影就是第三代。她的外婆那辈开始做海味,母亲接手,她又接手,家里至今有自己的渔船。
“如果我们家不做这个了,我也不准备让孩子接。”梁倩影说,“这孩子能有更好的发展,肯定往更好的走。”
话虽这么说,她还是每天清晨去码头蹲守渔船回港,拉回来亲手晒制。“我们还是手工,自己生晒。你说赚钱,我直接拿加工厂的货多省事,又包标准。但我们老顾客知道,我们干干净净从渔船拿回来,生镗生晒。”
说到湾仔的未来,她的语气沉了下来:“其实我觉得又没有那么悲观,但是又觉得很可惜。如果还没有渔村,还没有这个海味中心的话,我觉得湾仔这个地方慢慢就会被人遗忘了。”
第二次宣誓
这已经不是湾仔海鲜街第一次集体诚信宣誓了。
鱼档商户卓晓燕记得,上一次宣誓是在三四年前——正菱刚接手海鲜街的时候。“当时也是做出了很大的改变。缺斤少两这个现象,基本上每个市场都有,但自从上次宣誓之后,这一方面做出了很重大的改变。来海鲜街消费的话,不用担心秤不够。”
卓晓燕在海鲜街开了十八年鱼档,是从母亲手里接过的。母亲从老街时代就开始经营。“一个是环境,大环境。整个经营市场,不管是湾仔还是外面,都有影响。还有我们自身也有一个问题——可能经营方面太落后了,没有跟时代竞技,没有更新。”
今年双节来临之际,湾仔海鲜街再次举行集体诚信宣誓。全体餐厅和鱼档商户签署《放心消费承诺单位承诺书》,七条承诺白纸黑字:严格执行法律法规、保证商品信息真实、建立健全进货检查验收制度、依法承担退换责任、维护消费者人格尊严、保持经营环境整洁有序、妥善解决消费者投诉。
正菱同时宣布严格执行街区公约,并推出一系列配套措施:派发消费券、设立游客中心、加强街区指引、开通口岸接驳。更关键的是建立“先行赔付”机制——消费者在湾仔海鲜街遇到问题,经核实后由正菱先赔,再向责任商户追偿。

“做了这个宣誓之后,很多人愿意再给海鲜街一次机会,再来体验一下。”卓晓燕说,“接下来体验怎么样,就看我们,也看正菱了。”
在这里,商户们对“害群之马”的痛恨,比任何管理者都深。
“人家投诉不是投诉你一家店,一说就说整个海味中心。”梁倩影说,“我们自己会很排斥。为什么?能赚多少钱呢?可能多一包烟的事情,但你就是一颗老鼠屎,整个品牌就给搞砸了。”
她说,市场里以本村渔民为主的那一辈人,心态还是淳朴的。“对于外面来的诱惑,他们还是比较抗拒的。在广东以内,我觉得我们这个市场算是挺稳定的。”
管理也在趋严。梁倩影描述了一个场景:公平秤旁边有管理处电话,消费者一打电话,管理人员几分钟内就赶到现场处理。每隔一段时间,管理人员会来巡查秤具、检查经营情况。
“以我所知,现在缺斤少两的情况,可能就是在5克左右。”她说,“以前确实有,那是真实存在的。但现在做得这么严的情况下,基本没有问题了。”
这种内部排斥力加上外部监管,正在形成一种商户共治的雏形。卓晓燕也认为,加强管理是第一位的:“上面公司加强管理,我们也要以身作则做好。做好我们的服务、我们的质量,才可以更长远地把客人留在这里。”
被看见的努力
在海鲜街经营餐厅的英姐是湾仔本地人,1995年就开始做。她认为,单纯拼海鲜品种和价格,湾仔已经很难赢。
“如果从文旅方面来说,以海鲜为主题,针对不同的人群——小孩子的、情侣的、家庭的、老人的——做主题活动,按季节推进,把周边的人吸引来。”英姐说,“单纯拼海鲜品种,哪里都可以拼;拼价格,人家有更低的。我们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我们的话题在哪里。”
她的判断很直接:“如果本地人都愿意来海鲜街消费,这条海鲜街就长红了。”
商户婷姐也在想办法。“多元化发展,我们一定要朝这个方向才能有生机。”她说自家档口在尝试直播,但一个人忙不过来,“如果公司支持的,帮忙的,我也会去帮他们一起做。”她顿了顿,“这么困难的环境下,我们都在硬撑,都想把这条街做好。”

柯世勉知道,一个宣誓仪式救不了二十年老街。他反复强调那句话,“最大难点是要让消费者看到街区的改变,看到餐厅、鱼档后面是一个个家庭,他们很努力,应该被看见。”
采访结束时,张阿姨还在档口前坐着。风扇还在转,虾干还在晒。
她不碰直播,不懂短视频,四十年来只认一个道理:东西要好,要干,要香。“你放心,我们做开的,知道怎么保管。节日时候晒回来,质量好得很。”
有人问她还打算做多久。她愣了一下:“不知道。”顿了顿,又说,“但只要还有人买,我就还在。”
傍晚,湾仔海鲜街的灯牌亮起来了。每一家亮着的灯的背后,都是一个靠这条街吃饭的家庭。
他们希望这条街重新被看见。
文 | 记者 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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