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助学金期间,李雨涵特意把手中的iPhone14换了个不显眼的手机壳,“怕别人看不顺眼把我举报了。”手机是她用大一奖学金买的,“也是出于自己的虚荣心吧”。
近年来,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全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3377元,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36231元。在2026年9月底,一部全新的iPhone14的价格为2800元-3000元,刚好约为2025年全国居民人均1个月的收入。花1个月的钱买一部苹果手机,对于一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以下简称“贫困生”)而言,是否值得?他们,应不应该有一次“虚荣”或“体面”的权利呢?

“买苹果手机大半出于虚荣”
2024年8月,李雨涵起身拿东西的时候突然眼前一黑,不受控制地倒在地下,检查结果出来,确诊惊悸病,需要做射频消融手术。手术不大,但手术费不便宜,医保报销后自费约17000元。“我是农村的,从小到大,家里人都说没钱,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没有钱,一直都觉得自己家穷”,她只知道,生病之前,父母刚开始装修家里2015年就建好的自建房二楼。那段时间,母亲时常在她耳边提起家里“没钱了,还欠着钱”。
李雨涵的母亲在家务农,父亲54岁以前在工地上做体力活,2022年因为身体状况离开工地回家务农。李雨涵是家族第一个考上本科的大学生,从弯曲的山路到繁华的大都市,李雨涵第一次坐地铁,第一次进盒马,第一次……一切的第一次像都市的夜景,新奇而迷离。
大一时,李雨涵没有申请助学金的打算,父母还能支撑起她的上学和生活开支,电脑用的是一台姐姐留下来的旧电脑,“必须插着电用,不然就会黑屏”。大一奖学金发下来时,她特别高兴,纠结是去云南玩一趟还是买个苹果手机,最后选择了后者,“这个奖学金是所有人都可以争的,不是只给贫困生”,她强调道。
手术结束后,李雨涵回到学校,父母没有缩减她的生活费,一切似乎正在回到正轨,但李雨涵本能地感觉家里更加拮据了,思虑再三,她决定申请助学金。起初她还有些焦虑,担心被周围人歧视,但周围人似乎不在意她新加的一层身份,“她们只在意你这个人”。经过多轮评议,李雨涵最终被评为二级贫困生。
然而,助学金还没到手,国家励志奖学金(下文简称国励)的评定就下来了,李雨涵成为学院内三位国励获得者之一。由于助学金和国家励志奖学金不能同时领,国励发下来后,李雨涵给母亲转了两千,因为考公,旧电脑又几乎不能用,她又拿两千六百块买了一个华为的平板,“苹果的太贵了,都要三千块以上”。
对李雨涵而言,苹果手机似乎是一种象征,有时近乎偏执地觉得自己如果有能力,“一定要买苹果手机”。她毫不避讳自己最初买苹果手机大半是出于虚荣,但用下来又觉得自己本来就喜欢拍照,“苹果手机又能用挺久的,值得这个价。”想到这里,她又觉得并不后悔。
细数自己大学较高的几次花费时,李雨涵的认识也很清晰:买苹果起初是出于虚荣,所以使用起来难免心慌;买平板是是考公刷题硬需求,她不认为有什么不合理,但她也认为,如果换成同价位的iPad,她可能还是会心慌。
她知道,申请贫困生意味着自己的消费会被人关注,但在她看来,学校的评议制度已经是较为公平的,美中不足的是,“学校应该适当考虑绩点”。据她所知,有一位被评为“特别困难”的男生经常逃课,用的也是苹果手机。
在拥有苹果手机和华为平板电脑之后,一些东西似乎正在悄然蔓延。如今,李雨涵有了一个新的目标:去除脸上的雀斑。上大二后,李雨涵开始做家教,120元一次课,每周一到四次课不等。她想借此攒下一笔足以支持她“点”斑的钱,“从初中到高中一直都因为这个自卑。别人看不明显,但是我在太阳底下看着很恐怖”。

全部通过的助学金申请
在申请助学金前,李雨涵拿着自己的家庭条件询问周围同学,她想知道自己“算不算”贫困生,害怕自己占用更需要这笔钱的人的名额。然而,交材料的时候,她瞟到前面一位同学的资料:家庭人均月收入只有100多元。可是据她了解,这位同学“用性能很好的电脑,玩cosplay,也用苹果手机”。但,这位同学的材料通过了。
助学金真的很容易评上吗?助学金的评议,究竟要经过哪些环节?
记者了解到,目前,高校的助学金评议主要分为四个环节。以《广东省贫困生认定工作实施办法》为例,高校每年新学年开学时,年级评议小组会初步认定是否为贫困生。年级评议小组的成员包括班主任、级委(班委)、学生代表等组成的贫困生评议小组,人数不少于10人。在认定完毕后,再报院(系)认定工作小组审核、学校认定工作组复核,最后报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批准。
在实际工作中,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一般只要申报了家庭经济困难,评议通常都会通过,只是最后评定等级不同,即拿钱多少的问题。大二的时候,徐彦突然被通知要参加助学金民主评议,她这才知道,全宿舍除了她都申请了助学金。她记得一年前只有一半的人提交了申请,如今,去年已经申请的同学向其余的舍友大力推荐申请助学金:“不要白不要”。知道实情后的徐彦难受了很多天,甚至感觉到反胃:“还有很多真正的贫困生是需要这笔钱的”。
在日常相处中,舍友们都还不错,她实在没想到除她以外所有人会都抱着这种心理去申请助学金。事实上,舍友们似乎并不需要这笔助学金:几乎人手一台苹果手机,一位舍友甚至去年刚换了iPhone 17 Pro Max(2025年最低配置官方价格约1万元),刚拿助学金不久又买了个相机。民主评议后,她甚至就这件事和豆包聊了几回,“让它开导一下我”。
作为全宿舍唯一没申请助学金的人,徐彦不得不参与民主评议,当然,申请了助学金的舍友们事先知道她会参与民主评议,迫于人际压力,她选择让舍友们通过。徐彦所在班级接近100人,申请助学金的至少有60个,并且都通过了。她去问了辅导员,得知只要不打零分,即视为无异议全部通过,剩下就是拿钱多少的问题。这件事以后,徐彦几乎丧失了对助学金评选的信心。
徐彦认为,贫困生可以适度娱乐消费,但不能把钱全花在享乐上。“大的方面至少不能用苹果产品。”她知道这个要求可能有些无厘头,但她始终认为,“苹果再便宜,就算不是新款也代表了一定的价值观倾向,如果不是为了跟风和虚荣,我没法理解为什么花钱买一个‘远古潮牌旧机型’”。
“用自己攒下来的钱买苹果手机的话,挺有成就感的。”今年刚刚大一的王欣洁在高考结束时,便想用高中攒下来的钱买一部iPhone14。在她看来,身边朋友大多是苹果用户,一起出去玩需要互传照片时,她的微信常常传不过去,只能绕道小红书。
王欣洁的弟弟今年高一,妹妹一年级。妹妹从小身体不好,距离王欣洁高考还有100天左右的时候,妹妹确诊中枢神经系统脱髓鞘病。即便药物的费用暂时能承担起,但病情不稳定,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爆。王欣洁自己也脊柱侧弯,需要顾及复查治疗的费用。权衡之下,她与父母商量,申请了助学贷款。尽管如此,她心里还是渴望拥有一部苹果手机。
王欣洁曾经在社交平台上发过一条帖子,她申请助学金的第二年再买苹果会不会被举报,评论区大部分都支持她今年申请助学金。跟父母商量后,她决定暂缓买手机,先申请一年助学金,等第二年不申请时再买苹果手机。“还是担心被举报。”王欣洁说。
在如今的大学生群体中,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绝对贫困已经比较少见。作为班级团支书,林婷婷每年会参加民主评议,任务量不大,近200人中只有十多人申请了助学金,其中大部分人都申请了助学贷款,相比起质疑助学金的真假,在评议中,她只遇到过一位她认为应该申请更高一级补助的学生。
在她看来,大部分的贫困生和普通学生生活看起来差异并不大,“吃不起饭”的贫困生更是已经比较少见。然而,当面对贫困生究竟有没有权利进行“奢侈”一点的消费这个问题时,还是能引起很大的社会争议。

让资助不遗漏,让善意不落空
据教育部统计数据,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在高等教育阶段,1271万名学生享受国家助学金,852万名学生办理了国家助学贷款。本科生资助范围约为全国普通高校全日制本科在校生总数的20%,高职学生资助范围约为全国普通高校全日制高职在校生总数的22%。
助学金来自公共财政,每一分钱都凝聚着纳税人的善意,公众有理由关心它是否用在了刀刃上。
近年来,“贫困生炫富”话题经常霸榜热搜。2023年11月,中山大学一名“特别困难”类别的学生,被曝使用价值2万余元的“苹果四件套”、购买1517元的演唱会门票,校方核查后依据学校助学金管理办法终止了发放。但争议并未平息,随着全国经济水平的上升,不少人在思考,贫困生的消费水准究竟什么样才算“合规”,对于贫困生消费的评判又该用什么标准?
在广东某高校负责助学金的工作人员鲁昀观察到,伴随全国经济水平普遍提高,贫困生认定标准已发生明显变化。过去主要聚焦在吃不饱、穿不暖的层面,现在很多家庭已经脱离了吃穿方面的贫穷,更多是因为大病医疗、多子女就读、家庭成员残疾失业等方面而难以负担求学开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在接受采访时也提到,“贫困生是一个相对概念,随着社会经济、文化以及各方面条件变化而变化。”在他看来,用消费行为反推贫困身份,本身就可能失之公允。
“政策层面是保障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基本需求,但如何使用,责任主体在当事人,个人有权分配以改善生活状况。”储朝晖举例:一名学生购买电脑提升学习效率,恰恰是资助希望看到的良性结果。若把受助学生的每一笔开销都放进放大镜下审视,资助带来的就不再是底气,而是包袱。
鲁昀也认为,保障基本生存和支持学生拥有正常的校园生活和社交尊严,本身并不冲突。助学金帮助贫困学生更好成长,除了解决温饱问题,也要让学生有尊严地学习和生活。“我们要明白,保障学生生活的同时也应该让学生有尊严,不能因为拿了助学金,就一定要过最苦的生活,适当的‘犒赏’自己的消费也可以理解,例如喝杯不贵的奶茶,像普通大学生一样去感受生活的美。”他认为,在评定过程中,需要进行综合考虑,把助学金给更有需要的人。
回到制度本身,争议的核心是:助学金的评定,到底该看什么?
“助学金评定应以整体家庭经济情况为标准。”储朝晖强调,在评定时,学校可以适当轮换、调整名额,让资助真正流向最需要的人。在他看来,网上的争论大多以微观案例忽视整体、以偏概全,“用微观、具体案例来质疑整体,我们对此要理性看待。”
“助学金评定过程中有同学投票环节,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是学生相互监督的过程。”鲁昀表示,“现在的年轻人都很懂年轻人,如果是合理消费,大家能相互理解,但是如果超出了生活必须的消费,助学金并没有用在对学生的生活保障,大家也不会允许借助贫困的名义来获取生活的好处。”
从政策层面看,助学金的设计初衷不是给贫困生“限高”,而是给读书“保底”。按照现行政策,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3700元,具体由高校在每生每年2500元至5000元的范围内自主确定、分档发放。各校通常按家庭经济困难程度划分两至三档,从“特别困难”到“一般困难”逐级递减。
财政部、教育部联合发布的《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也明确,申请国家助学金的学生应“生活俭朴”——这一条款的边界如何把握,正是当下争议的焦点。标准严了,可能误伤真正困难却自尊心强的学生——他们将不得不详细讲述自己的困难情况;标准松了,又会让并不困难的学生“钻空子”,辜负社会期待。这恰恰说明,助学金的每一分钱背后,都连着两个问题:如何让资助不遗漏,如何让善意不落空。
2026年春节后,李雨涵的父亲时隔三年,再次踏上了前往工地的路。在他看来,勇敢承担生活的重量,或许能够让自己和子女的生活得更加“心安理得”。
(应受访者要求,除储朝晖外,其余人物均为化名)
文|记者 孙唯 实习生 戴斯语 魏嘉琪
图|新华社资料图(图文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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