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米多厚的泥沙之下，一处战国时期聚落静卧了两千余年。

此前，罗阳遗址考古发掘阶段性成果发布，这座深埋于惠州博罗两米泥沙之下的战国聚落一经亮相，便引发社会广泛关注：遗址中为什么能够看到来自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如何进入岭南，又怎样与本地既有文化传统发生互动？罗阳遗址与文献记载中的古代地名、族群和政权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下一步，考古工作又将如何推进？

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再次专访了该项目负责人、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博。

从“本土”与“外来”之外理解岭南

罗阳遗址出土的陶罐、陶瓮等遗物上，可以看到米字纹、方格纹以及夔纹、云雷纹等多种装饰传统。部分器物的纹饰、器形和制作技术，与江浙等地同时期考古材料存在一定相似性。

这些现象究竟意味着什么？

李博认为，仅仅使用“本土”或者“外来”来解释考古材料，可能不足以呈现古代社会的复杂性。

“从考古学材料来看，岭南地区自史前时期以来，就长期存在不同区域之间的人群往来与文化交流。”他说，“实际上，不只是岭南，中国许多地区的考古材料都显示，人群迁徙、技术传播、物品交换和文化互动是长期存在的历史现象。”

因此，考古学所关注的，并不是简单判断某种文化究竟属于“本地”还是“外来”，而是进一步研究不同文化因素进入一个区域后，如何被当地人群选择、吸收、改造并重新组合。

从目前材料看，岭南文化的形成可能正是一个长期、多源、持续互动的历史过程。来自岭北、长江中游以及东南沿海地区的不同文化因素，在不同历史阶段进入岭南，与本地传统相互作用，最终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区域文化。

“我们更愿意讨论‘交流’‘互动’和‘融合’，而不是给古代人群贴上今天意义上的固定身份标签。”李博说。

至于能否进一步通过古DNA研究厘清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目前仍缺少直接材料。罗阳遗址暂未发现可用于相关研究的人骨材料。

即便未来获得古DNA数据，也需要谨慎解释。遗传关系与考古学文化并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具有较近遗传关系的人群，可能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遗传背景不同的人群，也可能因为长期交流而使用相似的器物和技术。

因此，对古代社会的认识，需要将考古学、年代学、古DNA、环境考古等多方面证据结合起来，而不能依赖单一材料作出结论。

一条需要重新讨论的文化交流时间线

罗阳遗址的重要性之一，在于为重新认识先秦时期岭南与东南沿海地区之间的文化联系提供了新的考古材料。

过去对于吴越文化因素进入岭南的时间和路径，学界存在不同认识。罗阳遗址出土的一批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遗物，在纹饰、器形和制作传统方面，与江浙地区同时期考古材料表现出一定相似性。

“从目前整理情况来看，至少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岭南与江浙等地区之间已经存在值得关注的文化联系。”李博说。

这种联系究竟意味着人口迁徙、技术传播、物品交换，还是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目前尚不能简单判断。考古材料能够确认的是，在这一时期，岭南并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而是已经参与到更大范围的区域交流网络之中。

这一发现也使部分既有认识有了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例如，以米字纹陶为代表的一类陶器传统，其出现年代以及与夔纹陶等遗存之间的关系，过去已有不同认识。罗阳遗址较为清楚的地层叠压关系，为重新讨论这些文化因素的年代、共存关系及演变过程提供了新的材料。

“现在还不能说已经改写了原来的文化序列。”李博说，“更准确地说，是新材料使一些过去认为比较清楚的问题重新变得值得讨论。随着资料整理和年代测定工作的推进，今后可能形成更加细致的认识。”

考古学的价值，恰恰在于新的发现不断检验和修正既有认识。

缚娄之谜：不能让考古材料替文献“对号入座”

随着罗阳遗址受到关注，一个公众十分关心的问题也随之出现：这一遗址是否与文献记载中的“缚娄”有关？

对此，李博认为，目前的考古材料还不足以建立直接对应关系。

“考古学研究和文献史学研究使用的是不同类型的材料。”他说，“陶器、石器、建筑遗迹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古代社会，但不能仅凭某一类陶器或者某一种纹饰，就把一个考古学遗存直接对应到文献中的具体族群、政权或者古国。”

例如，考古学可以根据典型遗物的特征讨论不同的文化遗存或文化因素，但这类考古学概念首先是为了描述物质文化现象，并不天然等同于某一历史文献中的族名或国名。

罗阳遗址目前也尚未发现能够确认的成熟文字材料，只在部分陶器上发现刻画符号。

类似的刻画符号在广东史前及先秦时期遗址中并非孤例，其具体性质仍有待研究。它们可能与制作、使用或器物识别有关，但在缺乏更多证据的情况下，尚不能直接认定为成熟文字。

因此，对于“缚娄”的讨论，考古学目前能够做的，是不断增加这一时期东江流域古代社会的实物资料，并在未来条件成熟时，与文献学、历史地理学等研究相互参照。

“即使未来发现能够与文献记载联系起来的文字材料，研究也不会停留在确认一个古地名或古国名称上。”李博说，“我们更希望回答的是，当时的人怎样生活，聚落如何组织，生产方式是什么，不同人群如何交流，社会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换句话说，寻找一个名字并不是考古工作的终点。

从秦统一岭南之前重新认识区域社会

罗阳遗址所处的时代，是岭南历史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

从春秋战国到秦汉，岭南与岭北地区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如何认识秦统一岭南之前数百年间当地社会的发展，以及岭南如何逐步进入更大范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互动网络，是目前东江流域先秦考古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李博认为，研究的重点并不是简单寻找某一种文化“取代”另一种文化，而是考察区域社会长期变化的具体过程。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他说，“岭南地区有自身长期发展的文化传统，同时也不断与周边地区发生交流。我们希望通过考古材料，把这种交流、互动和社会变化的过程尽可能具体地呈现出来。”

在这一意义上，罗阳遗址提供的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答案”，而是观察先秦岭南社会变化的一个新的切入点。

下一步：从抢救性发掘走向持续研究

罗阳遗址此次工作属于抢救性考古发掘。

随着遗址重要性的逐步显现，考古团队希望在依法依规履行相关程序的基础上，继续开展更加系统、长期的考古调查、勘探和研究工作。

与抢救性考古相比，主动性考古工作的目标更加明确，也更强调围绕学术问题进行长期、连续的调查与发掘。

目前，考古团队正在进一步研究罗阳遗址的保存范围、聚落结构以及它与周边遗址之间的关系，并希望围绕东江流域先秦时期社会发展开展持续性研究。

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罗阳遗址与附近银岗窑址之间的关系。

现有调查和勘探表明，这一区域分布有面积较大的先秦时期遗存。但罗阳遗址与银岗窑址究竟属于同一聚落体系中的不同功能区域，还是在不同时期、不同空间形成的相对独立遗存，目前尚需进一步调查。

未来工作将通过大范围考古调查与勘探，逐步确认遗址边界、文化堆积和内部结构，并继续寻找与居住、生产、埋葬等相关的遗迹。

“我们不会为了追求面积去大规模发掘。”李博说，“比较理想的方式，是以小面积、精细化发掘解决关键问题，同时依靠大范围调查、勘探和科技手段认识整个聚落。”

这种从“点”到“面”的研究方式，也是现代聚落考古的重要思路。

从岗地走向平原：寻找被覆盖的先秦聚落

罗阳遗址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它深埋在今天的冲积平原之下。

过去岭南地区开展先秦遗址调查时，考古人员往往更加关注岗地、台地以及地表可以采集到陶片的区域。这种方法行之有效，但也可能遗漏部分被后期冲积层覆盖的古代聚落。

罗阳遗址的发现提示，在河流中下游冲积平原地区，一些先秦遗址可能因为长期泥沙沉积而深埋地下，地表几乎看不到任何遗迹和遗物。

这也意味着，岭南先秦聚落的实际分布情况，可能比目前考古调查所看到的更加复杂。

未来，考古队还计划以河流及其支流为线索，继续推进博罗地区先秦聚落考古调查，将地貌、水系、遗址分布和年代变化结合起来研究。

“从目前情况看，平原地区可能是今后值得重点关注的方向之一。”李博说，“但究竟还有多少类似遗址，需要通过系统调查和勘探来回答。”

对于大型聚落是否存在壕沟、土垣等外围设施，目前同样不能过早下结论。

南方地区受自然环境、土壤条件以及后期农业活动影响，一些遗迹的保存和识别难度较大。现阶段勘探尚未确认罗阳遗址存在夯筑城墙等设施，是否存在环壕、土垣或其他形式的聚落边界，需要未来通过更大范围的勘探加以判断。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田野”

从一处偶然暴露的遗址，到一个区域性考古课题，罗阳遗址提出的问题正在不断扩大。

遗址内部不同文化因素从何而来？

罗阳遗址与周边窑址、墓地以及其他聚落是什么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东江流域的人群如何生活、生产和交流？

这些问题，都很难依靠一次发掘得到答案。

因此，考古团队已经将目光放到更长的时间尺度上。

“很多考古问题不是一两次发掘就能解决的。”李博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田野。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把每一层地层、每一个遗迹和每一件遗物尽可能记录清楚，让今天发现的材料能够经得起未来不断提出的新问题。”

两米之下，战国时期的聚落只揭开了一角。

而围绕东江流域先秦社会的追问，或许才刚刚开始。

文、图、视频 | 记者 申欣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