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平板电脑等已成为市民公共出行的常见消遣设备，但部分乘客声音外放刷视频、语音聊天，也让他人被迫承受噪声困扰。

9月中旬，广州人大发布《广州市噪声污染防治规定（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拟明确在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内使用电子设备不得外放声音，违者最高罚款千元。

羊城晚报记者花近一周时间，随机乘坐广州地铁1、2、4、5号线，共乘坐9程。在约148分钟的地铁乘坐时长中，先后遇到14人在地铁车厢内手机外放声音，平均每约10分钟即听到1人手机外放，另有2人在站台外放。法规如何真正落地，又怎样刚柔并济地为公共交通“降噪”，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随机乘坐地铁，外放并不罕见

该征求意见稿分别对工业噪声、夜间连续施工噪声、机动车炸街扰民、商业经营噪声、公共场所活动噪声、室内装修噪声等多种噪声源作出管控要求，并明确法律责任。其中，第十六条提到：在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运输工具内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时不得外放声音。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的，公共交通运输工具司乘人员应当劝阻，劝阻无效的，可以向公安机关报告。

近一周，记者分别在工作日、周末等不同时段到广州地铁实地走访，发现地铁车厢里张贴有“使用电子设备时请勿外放声音”的标识图，车厢广播也偶尔会作出提醒。然而，记者在不同时段乘坐广州地铁4条线路，所处的车厢里基本上都有一两个人手机声音外放。

羊城晚报记者花近一周时间，随机乘坐广州地铁1、2、4、5号线，共乘坐以下9程：

9月21日，乘坐5号线，从淘金至车陂南，遇到1名老人用手机看视频外放声音；

9月22日，乘坐4号线，从车陂南至石碁，遇到1名老人用手机看视频外放声音；

9月22日，乘坐4号线，从石碁至车陂南，遇到1名中年人用手机看视频外放声音；

9月24日，乘坐5号线，从淘金至杨箕，遇到1名中老年人用手机播放歌曲外放声音，被邻座乘客提醒后马上将手机调静音；

9月24日，乘坐1号线，从杨箕至广州东站，遇到1名中年人用手机看视频外放声音，记者询问采访时不搭理；

9月24日，在1号线广州东站的站台，遇到1名老年人、1名青少年用手机外放语音聊天；

9月24日，乘坐1号线，从广州东站至西塱，遇到1名老年人用手机外放语音聊天；2名老年人用手机看视频外放声音；

9月24日，乘坐1号线，从西塱至公园前，遇到2名年轻人、1名老年人用手机看视频外放声音；

9月24日，乘坐2号线，从海珠广场至广州火车站，遇到1名中年人用手机看视频外放声音；

9月26日，乘坐5号线，从珠江新城至淘金，遇到1名中年人、1名儿童用手机看视频外放声音。

在地铁5号线，刘叔（化姓）的手机大声地播放着歌曲。过了一会儿，邻座女士提醒他小声一点，他马上将手机声音调小。同样在地铁5号线，一名儿童用家长手机外放声音看动画片。地铁行驶了数个站点，家长出声提醒孩子将手机声音调小。

涉及群体较广，法规落实不易

身处行驶中的地铁列车车厢，电子设备外放声音对车厢内的声音分贝影响有多大？记者借助分贝测试软件进行了测试：在行驶中的地铁1号线列车上，车厢内没有乘客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时，分贝值为62-83dB（A）；当个别乘客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分贝值则为63-87dB（A）。

虽然两项测试的分贝数值相差不大，但在密闭的车厢里，手机外放声音对他人仍有较明显的影响。在地铁1号线上，一位年长女士用手机外放语音聊天，坐在附近的市民李小姐（化姓）向记者直言：“如果不是炸耳或重复唱歌的音乐还能接受，但地铁里仍会感到比较嘈杂。”

该征求意见稿在第二十五条中提到，“在公共交通运输工具内使用电子设备外放声音，经公共交通运输工具司乘人员劝阻仍不改正的，由公安机关说服教育，给予警告，可以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该征求意见稿提及了违反规定的处罚力度，但不少市民坦言，落实难度不小。“要求叔叔阿姨戴耳机不现实。”李小姐支持立法，但觉得处罚难以执行，“在公共交通工具内使用电子设备时是否外放声音，很大程度要靠个人自觉。”

记者以乘客身份询问了地铁2号线某站台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表示，有关注该征求意见稿，按要求，市民不能在车厢和站台外放电子设备声音，但如果遇见相关行为，也只能提醒制止。

需要多方联动，公安强制保障

事实上，针对“公共交通声音外放”这件事，此前也并非无规可依。广州市交通运输局于2024年印发的《广州市城市轨道交通乘客守则》就已明确禁止乘客“大声喧哗或者使用电子设备时外放声音”，但并未对如何规范、惩处提出具体举措。

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认为，公共交通电子设备不得外放声音相关规定与控烟条例相似，较难落实，“主要是执法部门取证困难。如要认真实施，可以考虑让执法部门不定期到地铁上巡视，及时发现、及时劝导、及时处罚，形成震慑力。”

“该规定（草案）落地需要交通运营方、公安、乘客三方联动，构建分层递进的处置链条。”广州市政协委员、广州市法学会交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谭国戬建议，对于交通运营方而言，需要运营企业与乘务工作人员承担前端治理职责，在车厢、站台通过广播、标识常态化提示，发现外放先行劝导记录，做好证据留存。公安机关作为法定执法主体，承接劝阻无效案件，负责噪声核查、调查取证与处罚，是强制保障。另外，可以引导其他乘客，理性劝导声音外放行为。

细则仍需完善，呼吁人文关怀

谭国戬坦言，该征求意见稿有多项细则亟待完善。一是噪声判定标准模糊，未明确公共交通场景下外放音量、持续时长的认定依据。何为超标噪声？如缺乏量化标准，取证与裁判易产生争议。二是执法衔接流程缺失，司乘劝阻无效向公安报告，但未规定移送时限、证据形式、处置时限。三是未区分无意过失与故意持续外放，未设置初次违法的免罚、教育告诫条款，难以适配老人、孩童等人群。

记者走访发现，不少老年人或小孩在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时并不习惯戴耳机。在现实中，也确实存在部分老年人听力衰退、不会操作耳机的情况。对于老人、儿童，是否应有柔性治理措施？

“治理需要兼顾公共秩序与人文关怀，不能简单一刀切。在维护多数乘客安宁权益的同时，需要包容不同群体的客观困难。”谭国戬建议，首先在进站口、车厢内制作图文、语音提示，用通俗易懂的方式科普相关法规。对老人、儿童等不熟悉耳机使用的群体，应当以劝导优先、教育为主，审慎处罚。在劝导方式上，司乘人员应尽量使用通俗语言进行温馨提示，避免对立冲突；执法上也应设置容错空间，初次无意外放可以以提醒教育为主；反复劝阻拒不改正，再考虑适用处罚。

对能否外放意见不同

我不戴耳机的，也没有人说我，大家会体谅老人的。

——广州地铁4号线上某外放声音看视频的七旬乘客

会接受他人提醒，正好这天没戴耳机，手机不小心外放声音了。

——广州地铁5号线乘客 刘先生

【委员】
建议降低噪声取证门槛

相关部门需要建立线上、线下简易举报渠道。在联动机制上，相关部门应建立快速移送流程，运营人员固定证据后快速上报公安，减少现场执法阻碍。可依托车厢场景设定可操作的认定规则，降低取证门槛，避免法律条文悬置，形成“劝导-取证-移送-处罚”闭环。

——广州市政协委员、广州市法学会交通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谭国戬

【地铁】
处置以宣传引导为主

公共场合还是小声一点比较好。我们只能加强宣传引导，毕竟没有执法权。

——广州地铁2号线某站台工作人员

统筹 | 吴大海
文、图 | 记者 马思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