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诺贝尔文学奖将于10月8日北京时间19时公布。今年正值诺贝尔奖创设125周年，单项奖金较此前增长，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815万元。

在诺贝尔奖所有奖项中，文学奖向来最受大众关注——它没有技术门槛，普通读者也能参与讨论，获奖者往往成为公众关注焦点。

在某网络榜上，中国作家残雪以10赔1领跑，除残雪外，中国作家阎连科、余华同样出现在这份投注榜上；村上春树14赔1，杰拉尔德·默南、托马斯·品钦、克里斯蒂娜·里韦拉·加尔萨、恩里克·比拉-马塔斯等均为16赔1，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萨尔曼·鲁西迪等也位居前列。

今年得主会是我们熟知的作家，还是一个需要临时检索的名字？莫言之后还有哪位中国作家会获奖？每到十月，诺贝尔文学奖都会将这些悬念带入公众视野。

最终得主是如何产生的？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中国作家残雪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已是诺奖竞猜中的“熟面孔”。

他们常被称为诺奖的“陪跑者”，这个词容易让人误以为：这些作家年年走到决选门前，又年年与奖项擦肩而过。但事实并非如此清楚，我们所看到的赔率榜来自投注市场，并非瑞典学院公布的候选名单。

据悉，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与评议材料保密50年。这与它的评选标准、流程有关。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主体是设有18个席位的瑞典学院，院士主要来自文学创作、文学研究和语言等领域。其下属的文学奖委员会目前由5名正式成员及1名增补成员组成，负责候选人的筛选、阅读与评估等工作，最终获奖者由学院表决产生。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历时近一年。每年1月31日前，瑞典学院接受具备资格的学者、文学机构成员、往届文学奖得主及作家组织负责人提交的书面提名，作家不能自荐。春季，文学奖委员会逐步筛选，4月形成约20人的初步名单，5月前后缩减至约5人。夏季，学院成员阅读这些作家的作品，委员会准备评估报告；9月讨论，10月表决，获奖者须获得所投票数的一半以上。

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是一个在阅读与讨论中展开的过程，而“投注榜”则随着公众预期变化，二者偶有交集：比如2025年，残雪与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曾同为榜单热门人选，后者最终获奖。

读者的期待也并非毫无来由。此次上榜投注榜的中国作家中，残雪的《新世纪爱情故事》曾进入2019年国际布克奖长名单，阎连科拿下过2014年度弗兰茨·卡夫卡奖，余华的《活着》《兄弟》则通过海外出版与译介，走进了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视野。

他们的名字，早已不只是中文世界里的名字。

马悦然之后，谁来读懂中国文学？

围绕对中国作家的期待，另一个疑问也常被提起：汉学家马悦然去世之后，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里，谁来读懂中国文学？

瑞典汉学家马悦然自1985年起担任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直到2019年去世，前后共34年。在这34年里，他一直是评委中唯一精通中文的汉学家。

马悦然长期研究、翻译中国文学，据瑞典学院的悼文记载，他曾将40余部不同时期的中国作品译成瑞典语。这意味着，他既能从中文原作出发判断文学价值，也能通过翻译，使其他院士进入作品的语言和文化世界。这样的双重能力，对于中国文学的传播十分珍贵。

自他去世后，“没有懂中文的评委，中国作家就没有获奖可能”的疑虑愈演愈烈。对此，马悦然生前已作出回应。

2011年，马悦然曾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他表示，瑞典学院会请相关文学专家翻译作品或撰写评论，院士们也可以通过阅读同一位中文作家的多种语言译本，掌握其创作探索与文学风格。他还特别强调：“并不是由我翻译的中文作家才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不是必须要翻译成瑞典语，才能得奖。”

由此可知，精通中文的院士能够帮助学院理解中国文学，却不是中文作家获奖的必要条件。据瑞典学院2024年公布的访谈介绍，学院长期借助外部专家拓展阅读范围，2021年又组织约10名专家，按各自领域提交年度报告，必要时还会委托翻译，以此补充院士们的语言能力。

中国文学持续走向世界的必要条件？

瑞典学院也承认，翻译虽非参评的正式条件，却常常是实际需要。作品不必译成某一种指定语言，但必须能够被评委阅读。问题也因此可以追问得更深：当一部作品经由翻译进入评审视野，哪些作家能够被看见，评委又能看见多少？

翻译既是语言转换，也在拓展阅读范围。一位作家创作丰厚，但若只有一两部译作，国外读者便难以认识其全貌；与此同时，方言、典故、叙述节奏与语言实验等如何呈现，也会影响作品抵达另一种文化时的力量。正如马悦然生前所说：“真正的问题还是在译本，只要好的译本足够充分，那就是（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到了。”

就是在马悦然接受羊城晚报访谈后的第二年，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理由为他“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这样的时间上的呼应令人感慨，也让人更加关注：优秀的中文作品如何通过翻译，被世界充分阅读和理解？

下一个获得诺奖的中国作家何时出现，无法预知。但在结果揭晓之前，有些事情仍值得持续推进。

首先是持续丰富的译介，它应当更完整，也更有延续性——既呈现代表作，也让人看到一位作家的创作历程，理解作品之间的脉络；既关注已有国际声誉的作家，也为诗歌、戏剧以及尚未被充分介绍的写作者留出空间。

这些工作最终要由具体的人完成。培养兼具语言能力与文学修养的译者，为耗时漫长的翻译提供稳定支持，让译本有机会进入出版、发行、评论和研究的视野——这些都是中国文学持续走向世界所需要的必要条件。

诺奖究竟在奖什么？

托尔斯泰、博尔赫斯、纳博科夫、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夫……许多大家与诺奖失之交臂。因此，对诺奖的关注并不等于认同：有人质疑评选是否公允，有人质疑评委的品味和能力，甚至有人直言它只是一个与文学无关的“游戏”。

对诺奖公信力最直接的一次冲击，来自2018年的危机。性侵丑闻、利益冲突问题与成员退出，导致瑞典学院推迟公布文学奖，次年通过调整委员会等措施重建信任。而在更早的1974年，约翰逊与马丁松共同获奖，两人当时均为瑞典学院院士，引发外界对学院授奖于自身成员是否公允的质疑。这说明，诺奖的声望并不能只靠百年历史维系，评选机构、标准、程序同样需要接受审视。

另一些争议，指向文学判断本身。2016年，鲍勃·迪伦获奖，引发歌曲创作是否属于文学的讨论；2019年，彼得·汉德克因其对巴尔干战争及米洛舍维奇的态度受到批评，学院则坚持其文学贡献应获认可。一次授奖包含着具体的价值选择，很难得到所有人的认同。

那么，诺奖究竟在奖励什么？诺贝尔遗嘱中所提出的“理想方向”，并不要求作品必须乐观、励志或符合某种固定题材，更突出“文学创新与对世界文学的贡献”。

回望近十届诺奖评选，记忆、创伤、殖民与流亡等命题持续受到关注：安妮·埃尔诺揭示个人记忆的社会根源，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书写殖民与流亡，韩江直面历史创伤。题材之外，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以绵延的长句、回旋的叙述呈现动荡世界中的恐惧，约恩·福瑟以创新的戏剧和散文让难言经验获得表达，奥尔加·托卡尔丘克通过通过碎片化、多线索的叙事跨越边界。这些选择呈现出诺奖评选对人的处境的关注，也体现了对语言与形式创造的看重。

自1901年首次颁奖至今，诺贝尔文学奖已走过125年，共诞生122位获奖者。

尽管近年来它的公信力与讨论度似乎有所下降，但对许多中国读者而言，诺贝尔文学奖仍是认识世界文学的一扇窗口。一个个也许陌生的名字，往往带来作品的译介、重版与讨论，引领我们走进不同国家的历史、日常与精神世界，让文化相互走近，互鉴交融。

文 | 记者 熊安娜 梁善茵 谢婉莹 刘一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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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筹 | 吴小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