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5年底，广东经营主体总量达2037.7万户，民营经济主体占九成以上。全国工商联“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评价显示，广东综合得分全国第二、企业家口碑投票全国第一，连续四年获评全国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份。庞大的市场体量与企业口碑，是市场对广东营商环境投下的信任票。

政务服务持续迭代、产业配套不断完善的同时，不少企业对制度确定性、创新支持力度、市场公平竞争等提出更深层次诉求。营商环境改革步入深水区，广东营商环境核心优势何在？政府与市场应当如何划清边界？民营经济发展还面临哪些挑战？羊城晚报就此专访广东省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王珺，围绕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展开深度解读。

配套“硬环境”和意识“软环境”是广东营商环境特点

羊城晚报：在记者走访多家广东企业的调研中发现，不少广东企业家看重广东“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政务文化和产业配套，您认为广东营商环境最核心的特点是什么？当前又有哪些新变化？

王珺：广东营商环境的叙事重心这几年发生了明显位移：从“比政策优惠”转向“比制度确定性”，从省级顶层设计转向地市与产业链的精准落点。除产业链配套这一“硬环境”优势外，我更想强调的是，基于这片土地上的商业与经济行为惯性而形成的一组“软环境”意识。

其一，合约意识，处理交易主体之间“重诺守信、履约必信”的关系，是横向的契约履行。广东市场主体超2000万户，高密度的交易能低成本运转，靠的正是履约可预期的商业传统。

其二，开放意识。广东处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交汇地，作为交汇地，不仅容易发现不同市场与资源之间的价差，而且带来更多的思想、信息和能量碰撞。这样，把自己放到全球坐标系里来衡量与评价，一方面便于发现自己在营商环境建设中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容易找到可借鉴的标杆和参照，明确自己营商环境优化的方向与路径，从而降低变革成本。

其三，创新意识。广东地处开放前沿，不仅发现许多价差带来的商机，也会融合许多新产品、新技术、新管理方法和新商业模式等，这会激发本土企业持续从产品套利转向创利，为支持企业转变，当地管理者也会把规则本身作为可创新的对象，不断推进以有利于企业创新为导向的规则变革，“无事不扰”清单、应用场景创新等都是这种“规则创新”的体现。

进入创新发展阶段，广东营商环境发生了一些新变化，那就是在持续推进公平竞争可预期的市场制度建设中更注重创新导向。重点在三方面：一是高端技能团队的引入与培育，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二是构建以创新投资和风险投资为核心的资本市场体系，引导创投流向国家科技前沿、重大战略需求和市场优质供给等新领域和新技术。三是在推进基础设施，特别是新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基础上，加快全国统一制度规则体系建设。

“政府应是规则供给者和秩序维护者”

羊城晚报：有企业希望政府少干预，让市场自己找平衡。您怎么看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如何兼顾“无事不扰”和有效监管？

王珺：企业家提出“让市场经济自己找平衡点”的观点切中当前一些地方政府越位的痛点，但是，这种感觉隐含的前提还缺乏理论支持，因为市场不是一种自然状态，而是制度产物。产权界定、合同执行、破产出清、信用记录，都是私人部门无法自产自用的公共品。市场要在这个制度框架下运行，否则，价格机制就无法发挥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成熟度评估把“规则框架—公共服务—办事效率”并列考察，所以，规则框架本身就是营商环境的组成部分，而非市场的外部条件。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我们知道，企业亏了钱，市场会逼它转型或淘汰。按照这个逻辑，有人提出，如果地方政府出现“越位”情况，那么，如何纠错与退出？我以为，这里需要问的问题是，政府的角色是什么？是资源配置者还是规则供给者和秩序维护者，如果是后者，那就要用以激发市场活力为导向的规则制定和执行作为衡量政府行为的尺度，这样，才能保证政府既不越位，也不缺位。如果是前者，那就要转变为后者。

平衡好“无事不扰”与有效监管之间关系的实质是以市场规则为基础的，这需要对市场规则有一个新认识。第一，市场秩序不会是自动形成的，制定了规则，就必须对市场主体加以引导、激励和监管，以促进规则落地和有效实施。第二，规则本身也是不完整的，它会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而进行相应调整、补充和完善，所以，要求规则制定得很完整，是不现实的；定下来的规则不随条件与环境的变化而进行相应调整，也是不适应现实发展需要的。第三，当然，一旦规则定下来，就不要经常调整，因为这不仅涉及企业预期，也关系到规则的落实。如果规则经常变化，基层单位自然就会经常监管和检查，否则，它就被看成是“失位”，这就容易给市场主体带来经常监管的错觉。所以，市场规则不能不变，也不能常变，把握好这个尺度是平衡好“无事不扰”与有效监管的关系的前提。

“政府不能替市场判断哪条技术路线是对的”

羊城晚报：科技创新是营商环境的重要维度。有企业曾反映，研发投入周期长、风险高，产学研对接仍有不足是企业当前创新普遍面临的难题，政府在企业创新中应扮演什么角色？

王珺：发展阶段不同，政府角色也不同。追赶时期，目标与技术路线基本明确，政府扮演“追赶的协调者”；创新时期，目标与路线都具有探索性，政府不能替市场判断哪条技术路线是对的，而应在明确产业技术方向的基础上，培育创新供给、扩大创新需求、提供创新性公共品，降低制度性风险。

具体来说，政府有三个角色：一是创新资源的引导者，锁定少数可能产生颠覆性突破的方向，通过竞标或委托把公共资源拨给项目负责人自主组建团队，并向企业倾斜，实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首台套保险、政策性基金等激励政策，降低创新不确定性，引导民间资本向创新集聚。

二是基础研究与公共创新基础设施的提供者，把企业自扛的合规探索、数据获取、融资配对、物流协调等成本转化为标准化、行业性的公共支持，加快人工智能所需的算力、网络与电力网络建设，推动通用性与专用性技术培训结合。增强高校成果转化动力，增加创新产品政府采购。

三是新技术应用场景的搭建者。制度决定激励结构，企业之所以创新，是因为预期能从中获益；这一预期能否兑现，取决于产权是否明晰、市场准入是否公平、监管是否可预期，虽然政府不选技术路线，但是替创新环境立规矩，清障碍，使创新成为企业的理性选择。

羊城晚报：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是当前国家政策层面反复强调的重点。您认为广东民营企业还有哪些壁垒亟待破除？对下一阶段营商环境改革，您最想提哪些建议？

王珺：经过持续改革，广东营商环境的优化重心，已从准入便利转向进入之后的制度性建设，民营企业仍需破除三方面壁垒。

一是招投标与政府采购的隐性壁垒。隐性壁垒不写在准入清单上，而嵌在资格条件、账期、担保、时限、裁量等交易环节；更要紧的是评标过度依赖“最低价中标”带来的“逆向淘汰”，足额缴纳社保、持续研发、合规经营的企业，其“诚实”的成本结构反而使其在价格竞争中落败，这是“内卷式竞争”的制度源头之一。

二是账款与资金占用的治理机制不完善，占据市场或行政优势的买方把融资成本和流动性风险转嫁给供应商中小企业；调研显示，中小制造企业账款周期已从2个月拉长至3—6个月，汽车零部件、科技型中小企业普遍在9个月以上，建筑行业一年期以上应收账款占比持续上升。

三是制度环境的可预期性有待提升，现有改进多以“专项行动、年度方案、试点探索”形式推进，企业最关心的是，“政策红利”的持续时间有多长？明后年这类“专项行动”还搞不搞等。

下一步改革建议有三：其一，隐性条款显性化。针对五类隐性条款建立负面清单与案例库，常态化清理歧视性、排他性条款；评标细则与加扣分规则事前公开、全程电子化可追溯，把可验证的质量与合规信号纳入评审并提高权重，限制“最低价”适用范围。

其二，治理账款拖欠。对财政性和国有资金项目统一设置“支付担保”或“分阶段刚性支付节点”，将及时支付纳入预算单位与国企绩效考核和审计监督，明确逾期利息条款。

其三，提高制度可预期性。把“亮码入企”“综合查一次”“无事不扰清单”等成熟做法以地方立法固定；重大涉企政策出台前开展“稳定性与延续性影响评估”，对期限性政策设落日条款、到期前依评估决定延续或废止，未明确废止的默认延续；政策变化提前公示，对因政策突变受损的企业探索“信赖保护”下的合理过渡或补偿。

文｜记者 莫谨榕
图｜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