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山大学哲学系，有一名用中文上课的法国教授——梅谦立。自2006年在中山大学教书以来，他已在广东生活了20年。梅谦立潜心研究西学东渐、中学西传和中西哲学比较，在哲学的世界中，他成为链接中西方思想的一道桥梁。2026年9月，梅谦立获颁第二届“广东省友谊奖”。羊城晚报对梅谦立进行了专访，他说：“真正的相遇应该是：当两个人相遇，产生真实交流，双方都会被改变。文明也是如此。”

广东不仅是家，也是研究对象

羊城晚报•羊城派：祝贺您荣获第二届广东省友谊奖。这是广东授予国际友人的最高荣誉。能否谈谈您的获奖感言，这份奖项对您意味着什么？

梅谦立：我和广东结缘很早。1988至1991年，我在香港、澳门住了三年时间，频繁到广东旅游。初次踏足广东时，我感受到这片土地满满的活力，看到广东蕴藏的巨大潜力。那时候我就萌生一个想法：希望有一天能来到广东，在这里生活、工作。十五年之后，我的计划终于实现。2006年我很荣幸地进入中山大学，至今已经教了二十年。因此，我对广东省有很浓厚的情感。广东不仅仅变成我的家，而且变成了我研究对象。

来这里之后，我开始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特别是在思想哲学方面。刚好，在2006年，我们哲学系建立“西学东渐文献馆”，在2016年建立“广州与中外文化研究中心”。如此，我开始深入研究从晚明到民国时期在广东所发生的中西思想交流。由于这个机会，我更深入地理解到广东所扮演的角色。对我而言，不仅仅帮我理解这个地方，而且加强我对这个地方的感情。

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到广东，他很快跟中国人打成朋友，互相分享知识、智慧、感情。利玛窦用中文写的第一本书就是《交友论》。与利玛窦一样，我自己希望作为中国朋友。2013年我拿到第一张“中国绿卡”，我非常引以为荣。回望我在广东的这二十年，友谊有着厚重的意义，“广东省友谊奖”是很大的鼓励。

羊城晚报：在扎根广东工作生活的这些年间，您见证了中国和广东的快速发展，您如何看待这些发展变化？

梅谦立：我在高校工作。过去二十年间，我看到中国在教育领域投入了海量资源。不只是硬件楼宇，当然校园里的变化一目了然：大量新建教学楼、学生宿舍、体育馆、运动设施。除此之外，大量资源也投入到学科建设、教学与科研发展之中。

在人类历史上，一个国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向教育投入这么多资源，是前所未有的。这是非常好的范例，体现出中国对教育、对下一代的重视，为年轻人搭建优质学术与教学体系，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用均衡视角看中西方交流历史

羊城晚报•羊城派：您深耕晚明西学东渐与中学西传研究，揭示四百年前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在岭南相遇的这段双向思想对话。对照这段历史，您认为在当代，中西思想交流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历史上的文明互鉴经验，能为今天不同文明之间的理解带来哪些启示？

梅谦立：我认为我们如今更加意识到，文化不是固定不变的。所有文化都处在持续变化之中，是鲜活的存在。文化交往过程中，两种文化会在接触中互相塑造。西方发生了改变，中国同样发生了改变。

真正的相遇是：当两个人相遇，产生真实交流，双方都会被改变。文明也是如此。西方因中国而被重塑，中国也因西方而被重塑。

当然，在这种转变过程中，会有矛盾冲突，但也有很多顺畅、富有成果的交流。我们应当看到中西文明相遇时诞生的新事物、新认知。依托两大文明的积淀，可以孕育出更宏大的思想成果.

这段历史的教学与研究让我明白，我们继承了丰厚的历史遗产。历史之中蕴藏大量潜能，在今天依然可以被重新激活。但如何看待历史，取决于我们当下的选择。

如果我们只从负面角度看待历史，只看到冲突，就会对合作持消极判断；如果只看积极一面，又会忽视存在的问题。我们需要均衡的视角，看见历史中蕴藏的全部潜力，并在今天继续发掘。

羊城晚报•羊城派：您长期整理、校注中西交流原始文献，例如《天主实义》与《中国哲学家孔子》，梳理中西之间思想的双向流动。当今国际舆论中存在认知鸿沟与文化误读。哲学思想的翻译、整理，对于推动文明互鉴、减少跨文化误解，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梅谦立：我认为回归经典非常重要。中华文明的根基典籍，比如四书五经；西方经典，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著作、《圣经》。

尽管这些经典各自独立发展，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相互参照。这些经典探讨的都是人类共同的根本命题：生命的意义、身体、家庭、历史等等。所有经典都探讨同样的根本议题。把经典相互参照，就能开启对话，带来多元视角。

这就是早期来华传教士会花时间研读这些典籍的原因。他们并没有一上来就宣讲《圣经》，而是潜心研读孔子、《论语》《大学》《中庸》。在理解的过程中，他们自身也被改变。这些传教士研读中国经典，接纳许多思想，自身发生转变。同理，当我们研读西方经典，我们自身也会受到塑造。

这和现代媒体里碎片化、片面的信息完全不同。回到原典，深度阅读，能够改变我们自身，重塑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

在中国生活多年，已被中华文化重塑

羊城晚报•羊城派：面向未来，您在西学东渐文献研究、人才培养、国际学术合作方面，还有哪些规划，希望为新时代文明互鉴继续搭建怎样的桥梁？

梅谦立：在我学术生涯的现阶段，最重要的事就是培养学生，让他们接续我二十年来一直在做的研究。尤为重要的是培养他们学习拉丁语、法语这类语言，同时给他们出国深造的机会。

去年我有两名学生：一名在法国访学一年，另一名去了波士顿。他们获得中国政府与中山大学的奖学金，赴美国、法国进行为期一年的学习。我认为未来要持续推进这类奖学金项目，给师生更多出国机会，深化学术交流。
当你在一个新的国家生活，你会被这段经历深刻塑造。我在中国生活多年，很幸运，中华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我，我从中获益良多，心怀感恩。我希望未来我们可以朝着扩大学术交流这个方向继续努力。

文、图、视频 | 记者 付怡 温泽广 赵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