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与苏联有过一段有历史原因的交往。苏联对黄埔军校给过大量援助，人、财、物兼备。假如没有这种全方位的援助，黄埔军校能不能办起来，还是个未知数。

顾问来华

苏联人、财、物的援助，都是黄埔办学之需要。特别是人的方面，即大批苏联顾问、教官来华，进入黄埔军校，不但改进、推动了黄埔军校的教学和训练，而且促进和密切了中苏之间的交往。

据史料记载，第一批来华的苏联顾问，在1923年9月已来到广州。这批顾问参与了黄埔军校筹划的工作。1924年5月，即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入学时，在粤苏联顾问25人。1926年4月，苏驻华南顾问团76人，其中顾问58人，技术人员18人，多数在黄埔军校工作。至1927年，在中国工作的苏联军事、政治顾问和教官，共150人左右。苏联顾问、教官不但大力推进黄埔建校和建军，而且援助办“广东航空学校”。在他们的提议和帮助下，在广州还创办了一所由共产党员谭平山、杨殷主持的“间谍工作和情报工作学校”。

这是中苏交往较为密切的时段，增进了两国之相互了解、相互融合。特别是，通过这种交往，黄埔军校对苏联红军建军、治军经验，主要是在军队中建立党代表制的经验，进行了学习和借鉴。党代表制因而引入中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以俄为师”

在孙中山革命生涯中，他是重视武装斗争的，但早期在建军、治军方面尚处于探索之中。国共合作建立之前，孙中山经常通过提供经费、物资及划定防地等方式，争取各方军事力量支持革命。有时联合一方对抗另一方，也曾争取民间武装的支持。这种办法，当时叫“运动军队”，亦有时势所迫的因素，终非建军、治军之根本。孙中山革命数十年而屡遭挫折，多与军阀叛变反噬、旧军队干政乱政相关。至于那时的国民党干部，多是些文人。他们就像古代的读书人，以“文官远军”为信条，对军事极为隔膜，未谙建军、治军之道。酝酿国共合作、筹办黄埔军校时，孙中山反思历史教训，建军治军的问题，应是他思虑的中心。

向军队派党代表，是苏联红军管治军队的举措。目的是将军队置诸俄共（布）领导之下，以党建军，以党治军。这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起了重大作用。1923年孙中山派团访苏，考察苏联的军校和军队，对党代表设置的宗旨、目的和实际运作情况，以及党代表与军事指挥官的分工与合作，进行了一番调研。代表团团长蒋介石、成员沈定一等，对党代表制度都作了肯定，认为值得效法。驻穗苏联顾问斯他委诺夫，还作过《俄国红军党代表制度》的讲演。孙中山从中受到启发，并经过与鲍罗廷、加伦等人的研讨，悟出在军校、军队中设党代表，将军队置诸党（国民党）的管束、引领之下，确为建军、治军之良法。孙中山说“以俄为师”，很大程度上，是指以苏联红军之建军、治军经验为师。

黄埔军校建校伊始，即任命廖仲恺为党代表。军校教导团将成立时，廖仲恺与鲍罗廷、加伦商定，将党代表制度推广至教导团，当时即任命了16名党代表，即12名连党代表、3名营党代表和1名团党代表。随之，在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广州空军、广东航校、飞机工厂、各军舰及在广州的滇军干部学校和桂军干部学校，均设置了党代表。孙中山北上（1924年11月）前，又颁布命令：“所有党军及军官学校讲武堂，以廖仲恺为党代表。”第二次东征时，周恩来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后任第一军副党代表。至北伐时，在北伐军各军任党代表、副党代表的，有李富春（第二军）、朱克靖（第三军）、廖乾五（第四军）、林伯渠（第六军）等。苏联红军党代表制度之移植中国，实在是黄埔建校、建军时，学习和借鉴苏联红军经验的产物。

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所设之党代表制，包括三层架构：一是党代表。党代表是党向军校、军队派出的代表，掌握军校、军队的政治方向，旨在将军校、军队纳入党可监控、管治、引领的轨道，对军校、军队实行党的领导。二是政治部。此为协助党代表工作的机构，“是党代表的参谋部”（廖仲恺语），具体从事党务、组织、宣传等项工作，以巩固、发展、壮大部队，对党管军校和军队起保证作用。三是在军校和军队中建立党组织（“党部”）。为党代表、政治部工作的开展，奠定组织基础。党代表、政治部和党部，是目标一致，互为依托，有分工、有合作的以党治军的统一体。由是观之，党代表制在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建立，并非简单照搬照抄苏联，而是结合本校、本军的实际，有所推进，有所创新。

政治工作

作为党代表“工作机构”和“参谋部”的政治部，主要是共产党人主持的部门。周恩来、熊雄等均任过军校政治部主任。政治部的工作，主要有三项：

一是负责军校政治教育。以往旧式之军校，并无政治部之设。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开展的政治教育，是培植军人正确的政治意识，更新思想观念，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增强军人对于国家、民族的责任担当。为此，政治部通过有计划、有针对性的教学安排，并采取各种生动活泼、行之有效的形式，搞活了、深化了政治思想教育，让“主义建校”“思想建军”变成可行、可操作、可转化为军事能量的举措。政治部之设，是黄埔军校对旧式军校的超越。

二是开展军队政治工作。1924年11月，黄埔军校组建教导团，称“校军”，后称“党军”、国民革命军。此为黄埔建军之起步。因军队的建立，遂有军队政治工作的开展。1925年9月，原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授少将军衔），此为中国军队设立政治部的开始。

军队政治工作的对象，是部队官兵。主要的任务，是贯彻、执行党代表之意旨，确立、执行“以党建军”“以党治军”的方针，并联系形势、任务和部队实际，开展经常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以提升官兵政治素质，提高作战能力。军队政治工作是对军校政治教育的大力推进，政治教育遂走出校门，推进至军营。这不仅是一项创新，也是中国军事史上前所未有之举。

三是开展战时政治工作。两次东征和北伐是战争时期。政治部的工作，遂又从课堂、军营，推进至战区，发展为战时政治工作。

战时政治工作是随军而行、在战区开展的工作，不但面对本军，还要协调军政、军民、友军关系，鼓舞振奋我军，瓦解敌军，动员组织民众援战参战，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相对于非战时的政治教育、政治工作而言，战时政治工作更是一大创举。其中最具创新和开拓意义的，是在战区和革命军占领区，开展“建党”和“建政”工作。

两次东征期间，周恩来受命担任“国民党东江组织主任”，在革命军所到之处，组建国民党地方组织。这是在战时“建党”。当时，军校政治部还兼负地方行政工作。至第二次东征时，周恩来担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在惠州、潮汕、兴梅地区，建立革命政权，出任行政长官。这是军事运动与政权建设互相推动的一项新实践。周恩来是共产党人担任地方行政首长的第一人。中共潮梅特委，也是在东征中组建起来的。

以上，党代表制的三层架构，军校政治教育、军队政治工作、战时政治工作的开展，是史无前例的创举。这是党代表制在中国实践中的丰富和发展，是党代表制“中国化”的产物。东征、北伐时期的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龙骧虎啸，所向披靡，这与创造性地实行党代表制，密切相关。

“党指挥枪”

然而，那位自称党代表制引进者、说过“宁可无军队，不可无党代表”的蒋介石，本质上是一位专制军人。他的信条是“军权至上”。他的思想深处，是根本抵制、反对党代表制的。中山舰事件时，蒋已放言要废除党代表制，他掌控的军队，果然就这样做了。大革命运动失败后，在蒋介石、国民党的军队中，党代表制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是，这绝不是党代表制在中国的终结。蒋抛弃了党代表制，但在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中，这个制度的内核，即以党建军，以党治军，一直在实践中坚持着、不断发展、创新着。部队中一直有党代表（政委）、政治部、党部（党委）之设；党对军队的领导，被概括为四个字——“党指挥枪”；政治工作被誉为“永远是我军的生命线”。这说明，尽管苏联已经发生了变动，尽管遭到蒋的毁弃，但在特殊历史背景中，作为中苏跨文化交往的文明共鉴和价值共享，党代表制有着旺盛生命力。这些史实，值得回味。

文 |曾庆榴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原副校长、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