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原文化，从空间格局来看，长期受到匈奴及辽、金、元、清等北方势力的军事威胁，文化融合很难向北越过长城。向东南进入吴越，向西南进入巴蜀，向南进入南越，就成为中原文化的必然选择。

重大的文化格局调整例如文化中心、政治中心的位移，常常源于战争，外部环境的变化促使了华夏四夷论的解体。在晋室南渡之后，四夷带来的挑战动摇了封建王权的中原中心论。到了唐朝，一个强大的汉民族帝国建立起来，它以海纳百川一般开放的心态融合四方文化，使之四海一家。而从北宋开始的城市化，使得商业繁荣、市民地位上升，从内部开始孕育文化变革的新生力量。此时，广州和汴梁、杭州一样成为世界级都会。许倬云教授说：“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大都会，宋元时代的汴梁、杭州、广州、泉州……都称得上是世界级都会，人口众多，商业兴盛。”

南与北文化的地位不平等、信息不对称，表现在一直以来岭南对于中原的认识是精准清晰的；反过来，中原对于岭南的认知却是模糊错误的，想象是中原了解岭南的重要手段。因此，当人们不得不由于战乱、贬谪而翻越南岭时，那种因误读带来的恐慌就弥漫了唐朝。

他者与本土

其实从南朝刘宋开始，众多北方士人就被贬或流寓岭南，例如陈朝诗人江总流寓岭南，写有《秋日登广州城南楼诗》，是古代文人献给广州的早期诗歌之一。唐宋时期，岭南也称岭外、岭表，包括今天两广、海南和云南东南部，据统计，唐代贬谪岭南官员568人，宋代470人，这千余名贬谪官员成为南岭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唐宋两朝延续了之前南北文化势力的不均衡，在传播界出现一大一小“两个岭南”的局面。虽然此时岭南有“粤诗之祖”张九龄、“粤词之祖”崔与之，还有余靖、李昴英等一众本土名士持续歌颂岭南，但始终敌不过韩愈、刘禹锡、柳宗元等“他者”发出的声音。

此时，粤人对于家乡的歌颂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赞美岭南山水之美，如张九龄诗作《与王六履震广州津亭晓望》唱好广州“水纹天上碧，日气海边红”。二是夸耀千年商都的富庶，南宋末年番禺人李昴英在介绍家乡时，以自豪的口吻写道：“吾州全盛，巨舶衔尾笼江，望之如蜃楼屃赑……民以饶侈，使家赋额足以周兵额而羡，故用溢而储实。”

瘴乡与吾乡

很多著名的唐朝诗人都有流放岭南的经历，初唐被贬岭南的诗人主要有杜审言、沈佺期、宋之问、张说等；中晚唐是诗人南贬的高峰，有韩愈、刘禹锡、柳宗元、李渤、李德裕等，对于遥远蛮荒的岭南，贬谪诗人普遍有三种看法和态度。

首先是“去国”之愁，这个“国”主要指国都，被贬的失意之一便是从此沦为“栖客”。

其次是瘴疠之乡，检索《全唐诗》，“瘴”共出现288次，其中与岭南相关的超过200次。贬谪诗人笔下，岭南处处皆瘴，山、川、云、雾、烟、气是瘴云、瘴烟、瘴气、瘴江、瘴海、瘴山。屈大均在《广东新语》指出：“当唐、宋时，以新、春、儋、崖诸州为瘴乡，谪居者往往至死。”

故乡是岭南的张九龄在诗里只有一处提到瘴字，被贬岭南连州的刘禹锡对张九龄颇有微词，说张九龄到了桂林才拿瘴疠说事，其《读张曲江集作并引》说：“世称张曲江为相，建言放臣不宜与善地，多徙五溪不毛之乡。及今读其文，自内职牧始安（今桂林），有瘴疠之叹……嗟夫！身出于遐陬，一失意而不能堪，矧华人士族而必致丑地，然后快意哉。”

第三是獦獠之人，唐朝杜佑《通典》云：“五岭之南，人杂夷獠，不知教义。”唐龙朔元年（661），惠能从家乡北上黄梅拜谒五祖弘忍，弘忍以“獦獠”之语相勘，惠能从容以对，直指“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以佛性平等的至理超越了世俗的地域之见。

到了宋朝，流放岭南的文人恢复平静从容的应变心态，开始试着享受岭南生活。元丰六年（1083），被贬到广西宾州的王巩（字定国）北归，苏轼作《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席间，苏东坡问“试问岭南应不好”，寓娘以“此心安处是吾乡”作答，代表了宋朝南贬士大夫的心态转化，不再是抗拒和恐惧，而是接受和欣赏。元符三年（1100）六月，苏轼自海南岛返回，在渡海时作《六月二十日夜渡海》总结自己的岭南贬谪经历：“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钟物与钟人

回顾唐宋六百多年南与北的对话，文化的碰撞总外化为争论的焦点，焦点之一便是造化对于岭南的恩赐，是不是都给了山水，却没有关照人才，导致岭南缺少享誉天下的英才。

即便是在唐宋，谁也不曾贬低过岭南山水之美。峡山是清远北江一处风景秀丽的自然景观，峡山寺也是唐宋贬谪文人进入广州的必经之地，宋之问、沈佺期、张说、韩愈、向敏中等曾有写峡山寺的佳作。例如宋之问《宿清远峡山寺》“寥寥隔尘市，何异武陵源”。到了宋朝，诗人依旧青睐峡山寺，苏轼《峡山寺》有“天开清远峡，地转凝碧湾”的名句。

对于人物，“他者”的态度截然不同，评论岭南“钟物不钟人”的主要有韩愈和柳宗元。明朝伦以谅是鬼马状元伦文叙的儿子，他在霍韬《渭崖文集序》中提到，“昔韩昌黎送廖道士，叹岭南瑰荦奇伟之气不钟于人而钟于物”。明朝中期，丘濬在为岭南先贤余靖《武溪集》所写的序中说：“予尝怪柳子厚谓岭南山川之气，独钟于物，不钟于人。”柳宗元的原文《送诗人廖有方序》提到交州出产许多珍宝，然后感慨说：“吾尝怪阳德之炳耀，独发于纷葩瑰丽，而罕钟乎人。”其实并没有贬低岭南人才匮乏的意思。

即便到了明朝，依旧有“钟物不钟人”的尾音，后七子领袖王世贞说：“天地之灵秀迫于海，欲尽而乃为岭南。岭南之东最为饶奇宏丽，有罗浮、增江之胜……而于文词顾独寥寥寡称，何也？岂所谓灵秀者偏有所寄于物而遂漓于人耶？”

对此偏见，岭南人自然不赞同。唐相张文献公是岭南的骄傲，家乡人与外乡人都不吝赞美，程度与角度却不相同，外乡人为张九龄贴上的是“岭南”属地标签，而家乡人却想撕下这一标签，将张九龄放在大唐朝、大中国的高度来认识和评价。明朝丘濬在《曲江集序》里首先摆明了外乡人的说法：“古今说者咸曰：‘唐相张文献公，岭南第一流人物也’。”接着感叹“嗟乎！公之人物，岂但超出岭南而已哉”。丘濬从“科第”“词翰”“相业”三个方面类比了唐朝人才库，得出结论，“由是以观，公非但超出岭南，盖江以南第一流人物也……由是以观，公又非但超出江南，乃有唐一代第一流人物也。”

对于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偏见，明朝香山人黄佐、南海人伦以谅都有所反驳，但是最终将岭南大旗高高举起的还是清初的屈大均，他并没有否认岭南文化的晚熟，而是在明朝站稳脚跟、不再后退：“自洪武迄今，为年三百，文之盛极矣。”具体来说，屈大均列举了“文庄（丘濬）、文简（湛若水）、文襄（方献夫）、泰泉（黄佐）”这批岭南大师，证明岭南文化“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焉”。

结语

不可否认，中国文化的核心层——社群观念、仁爱原则、王道政治、和谐世界等价值观、世界观，那些由知识分子以理性和思辨构筑的哲学殿堂、伦理大厦，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在黄河流域奠基。到了唐宋两朝，中国人对世界文学的伟大贡献唐诗、宋词也主要兴盛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

岭南的文化命运注定要与中原文化在天长地久的对话中成长，岭南与中原的文化关系，从古代到近代绵延数千年，其间经历了隔绝、对话、融合等变化过程，在中国文化大家庭中，岭南文化的力量由弱变强，地位由边缘变核心，最终独树一帜，引领着中国文化的前进。

文 | 梁凤莲

[作者系广东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专技二级）、一级作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