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岭南文化走向崛起的关键阶段。岭南改变过去单向汲取外部文化的局面，成长为能够影响全国的地域文化，江南籍学政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扮演了重要推手。清代任职岭南的学政共计73位，其中江南籍文人多达45位，占总数三分之二。这批学政大多具备深厚文化修养，兼具学术或艺术专长，为官清正尽责，以自身影响士子，接续投身岭南文教建设。

任职期间，他们以自身学识扭转岭南士风学风：惠士奇倡导实学经学，夏之蓉补入古文之教，钱大昕引入训诂考据，史梦琦矫正制艺浮靡文风，几代人接续引导，促使岭南经学大兴。他们礼贤下士、发掘本土才俊，培育出“惠门八子”等大批士人，推动岭南本土学人走上教职，形成人才良性循环。公务之余，将岭南的自然风光与人文风情形诸笔墨，描摹了岭南的风物人情，向读者展示了岭南的魅力，正面宣传了岭南的形象。

同时，江南籍学政带动地方文献整理，推动岭南诗文总集、乡邦笔记编纂刊行，助力本地刻书出版事业兴盛。在双向文化交流之下，岭南学人文化自信不断提升，开始主动参与江南文献整理，形成文化反哺。江南籍学政将江南文教传统带入南疆，促成两地深度文化交融，印证文化因交流互鉴而精彩，也为近代岭南文化的大放异彩埋下历史伏笔。

清代江南籍学政对岭南文化形象的重塑

“岭南异军突起于清代，岭南文化崛起于清代。”大量江南籍士人通过科举、铨选等途径南下任职，成为沟通两大文化区的重要环节。他们培养人才，传播中原主流文化，有力地推动岭南文化发展进步，重塑了岭南的文化形象。

一、清代进入岭南任职的江南籍官员概述

与历代把岭南作为贬谪之地不同，清朝政府在岭南设置了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盐运使、广州将军、各级道台、知府、知县等各级官职，构建了一个严密而完善的官僚系统。与岭南文人有着密切关联的首推提学道、提督学院、学政等文职官员，称呼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为行文方便，以下统称为学政。

（一）清代任职岭南的学政类官员概览

据阮元（道光）《广东通志》记载，清代有73位官员先后担任过岭南学政之类的官职。下表是清代任职岭南的学政类官员清单：

这73人中，福建籍、河南籍、湖广籍、山西籍、陕西籍各2人，四川籍3人，江西籍、山东籍各4人，北京籍7人，共28人；其余45人均为江苏、浙江、安徽的江南文人，占三分之二强。也就是说，江南籍文官前后接续任职岭南，他们的文化实践对岭南地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学政职责

学政之职，明代开始设立。“正统元年（1436）始特置提学官，专使提督学政，南北直隶俱御史，各省参用副使佥事。景泰元年罢提学官，天顺六年复设，各敕谕十六条，俾奉行之。直省既设提学，有所辖大广及地最僻远，岁巡所不能及者，乃酌其宜。广东琼州以属海南道，皆专敕行事提学之职，专督学校，不理刑名。”学政是主管一省教育、科举与文风导向的核心官员，在清代得以进一步系统化与常态化。学政不仅要主持科举考试，“按临各府州县，举行岁考、科考，以考试选拔童生进学为生员即秀才，并对各等秀才如廪生、增生、附生进行考试甄别，确定得参加乡试者即考试举人的资格，还要对各府州县的学官如教授、学正、教谕、训导进行考察，或举荐，或留任，或致仕、究革。”也就是说，学政围绕科举教育展开的系统性工作，旨在保证国家文教政策在岭南的实施，并提升该地科举竞争力。学政“从传达衡文标准和转变基层学风两个维度形塑了科场风习，既利用旧有的地方文化资源循循善诱，又促进了学术新风气自上而下地传扬。”直接、有力地干预一省文风的走向。

姚文田有言：“臣以久困之翼，始拔泥途于寒畯；登进之艰，又知之特深，恩之厚知之深，则于是役也，又曷敢不勉竭心力，以庶几上答主知而下对多士……襄校亦各尽乃心，无敢一卷轻置。”真切道出了学政们的心声，其实他们也是这么做的。惠士奇，“其冬复奉督学广东之命，下车日焚香设誓，不妄取一文，不妄徇一情。”钱朝鼎，“公正廉明，洁己爱士，每遇朔望，必躬诣文庙，讲习礼仪。常语人曰：‘学政一官，原以教士，既与隔绝，诸生何由受益？徒于一试，列其高下，未见其能为一方之倡率也。’故暇则进诸生于署斋，品骘文艺，精诣者赞赏之，疵瑕者指摘之，日以为常，如授徒者然。”顾镛，“考校郡县，不受贿嘱，公正无私，人咸服其清。”翁嵩年，“矢心慎恪，务得真才。先是学使者以琼州在海外，檄生童附雷州考试，嵩年曰：‘吾岂以一人易千万人命乎？岀入忠信，何畏焉。’竟渡海。”他们肩负使命进入岭南，任上客观公正公允，奖掖人才，与其他官员一道，共同推进了岭南文教事业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人才，在岭南文化发展历程中留下了他们的贡献。

（三）江南籍学政的个人学养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凭借发达的经济、繁荣的刻书业、密集的藏书楼以及极高的科举成功率，稳居全国文化教育的巅峰。江南士人群体不仅在学术思想上引领潮流，在文学艺术、生活雅趣乃至科举时文的写作范式上，都成为全国效仿的对象。江南籍学政大多数都文化修养深厚，有艺术特长或专精的学术方向，如钱朝鼎，“善兰竹折枝，花得法于孙克宏，能诗。”翁嵩年，“善山水，以枯瘦之笔作林峦峰岫，气质古雅疏拙，画家习气毫发不能犯其笔端，洵士人之高致、艺苑之别调也。”王丕烈，“六法不由师授，直逼古人烟云活泼趣，从天分中来。工诗。著《春晖堂集》。”缪曰藻，“为人苍颜秀眉，善鉴法，书名画力又足以致之人，望之若云林清闭。”左岘，“性嗜学宋元经说，手抄本至数十种。”惠士奇，“惠氏世传汉学，今世学者皆宗之。盖儒林之选也。红豆以律吕象数研究者稀，因潜心二事，著《琴笛理数考》，以明律交食举隅，以明推步。观其以金钱食解春秋食，既辨沈括‘日月有气无体’之说，言甚甄明，虽专门名家无以过之也。”

学政个人的学识、品味自然地融入到对岭南人才的培养中，他们亲自课士、制定学规，将江南先进的教育理念与管理模式植入岭南。此外，“江南籍游宦文人入岭南为官，常常于日常政务之外致力于兴学修志，故而能与当地文人交游唱和，有益于岭南文风的兴盛。”他们主持或参与诗文集会、金石鉴赏、书画唱和等雅集活动，以其更高的文化声望吸引、凝聚本地文士，从而提升岭南文化活动的品位与影响力。

二、江南籍学政在岭南任上的政绩概述

江南籍学政职责所在，以自身的学养去引导士子，推动士风学风的转变，形成人才济济的氛围，并正向宣传了岭南的地域形象，不同程度为岭南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一）推动岭南士风丕变

历史上，岭南经济文化发展起步较晚，直至清代，通过学政科举衡文、编选试牍、编史修志使岭南士风学风为之转变。

李绮是清代首任学政，“顺治三年（1646）随总督佟养甲入粤，任广东按察使佥事，提督学政。时值明季兵荒之后，鞠学宫为茂草，窜子衿于丛棘，绮下车宣扬皇朝文德，多士鼓舞萃集，景运丕新，绮与有力焉。”历经明清易代的战乱后，岭南文教一片荒芜。李绮修葺学校，发展书院，制定发展文教政策，为岭南文化的振兴打下了良好基础。

对岭南影响最大的江南籍学政首推惠士奇。作为经学家，惠士奇以经学引导士子，“粤中士子鲜知实学，士奇立约以通经为先，务令诸生诵习五经三礼三传，能背诵背写者，即与录取。逾年通经之士渐多。方报满，会世宗登极，命再任，士奇益殚心造就，文风大振，为粤东数十年来学使之冠。”岭南经学传统向较薄弱，惠士奇定下标准，先从背诵默写开始，引导士子狠下功夫，成果显著。

夏之蓉在惠士奇经学的基础上补充古文之学。“乙丑督学粤东，于治经外示以古文之学，录为《汲古编》。怜才爱士，孜孜如不及。试顺德，拔前茅三人，为郑翼亭、梁泉、李麟书，之蓉谓三人者，皆奇士。翼亭、梁泉皆当领解，麟书文过奇涩，恐终沦落。其后果如其言。衡鉴之明，粤士至今称之。”郑虎文继续强化经学。“敦崇正学，不事浮词，文艺中引用书籍于五经之外，必遭指驳。常语诸生曰：八股文者，四书衍义也。周秦诸子之书，非不古隽，往往不合圣人意旨。诸生代圣贤立言，舍五经奚适哉？是以一时谈艺者悉以经术为宗。论世者谓粤中经学，惠士奇实为之倡，而虎文复振其坠绪焉。”乾嘉学派的代表钱大昕把训诂之风引入考核：“一时俊彦皆受裁成，以臻伟器，即或隐遁岩穴、负有实学者，亦皆拭拂赞赏以奖借其幽潜”，“若夫穿穴古今，贯通往事，谈历朝之成败，考史笔之是非，人知鲁豕之讹，家习董狐之学，则实大昕之力也。”史梦琦则整饬虚词浮夸之风：“是时制艺家多以文藻为工，过于繁缛，往往失其本意。梦琦一以清真雅正为主，凡勦袭浮词虚崇声调者悉为所抑。又以诸生昧于作法，选先正文百余首，分别体裁，详其文法，以为多士楷模，名曰《时文备法》，得其传者皆足以名家。”

几代学政的接续努力，使得岭南士风学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吾乡惠红豆先生督学兹土，以经为倡，一时闻风兴起，虽三尺童子皆以治经为业。今其遗教，尚有存者。”“前有惠公，后有夏公，并堪俎豆不佻。”在以惠士奇为代表的几任学政共同努力下，岭南士风学风明显转变。“振鹭广南，前此未尝有也。”

（二）促进岭南士人崛起

江南籍学政把培养人才作为重要事务，奖掖岭南人才。“夫文风士习，学使者之责也。”惠士奇督学广东时，了解到胡方是当地名流，便专程前往拜访：“士奇舣舟村外，遣吴生者至其家，欲一见。急挥手曰：‘学使方举试事，不可见，不可见。’出吴而扃其门。士奇乃索所著书而去。试事既毕，仍介吴生以请，则假一冠投刺，至曰：‘今日斋沐谢知己。方年迈，无受教地，不能执弟子礼。’数语遂起，士奇握其手曰：‘敢问先生，乡人谁能文者？’曰：‘并世中无人，必欲求之，惟明季梁朝钟乎。’士奇遂求梁文并其文刻之名，曰《岭南文选》。”胡方恃才傲物，对惠士奇不无轻视之意，但惠士奇不以为忤，依然折节下交，可谓礼贤下士。此外，惠士奇访知海阳翁廷资精通经学，破格向朝廷请求提拔翁为教授。“访诸舆论，得海阳进士翁廷资者，具疏题补韶州府教授，吏部以学臣向无题补官员之例，格不行。奉旨：‘惠士奇居官声名好，所举之人，谅非徇私著照，所请补授，后不为例。’”惠士奇破格举荐翁廷资，“将以诱进多士”，对士子们无疑是一种引导。以罗天尺为代表的“惠门八子”“惠门四子”被惠士奇誉为“南海明珠”而声名鹊起，这对士子们也是一种激励：“时余方以经学训诸生，令习三礼三传，能通者诸生，食禀饩；能习者童子，青其衿，始而骇然，既而帖然，久而怡然以悦。比及三年，九经皆通，而罗生辈实先为之倡焉。”

此外，吴鸿赏识车腾芳：“吴鸿雅重之，尝询云：‘君儿孙补诸生否？’曰：‘诸儿失学，皆散材也。’吴叹其诚。”史梦琦赏识李步蟾：“步蟾天资英敏，内禀庭训，益贯串群籍，髫年诗文脍炙人口，工楷法，受知学使史梦琦，县试第一进庠食饩。乾隆五十四年己酉拔贡，朝考后以州判发南河试用，深为河帅所喜。”曹仁虎赏识吴一鸣：“曹仁虎督学粤东，按试肇郡，极称赏之。”以上学政之举都被传为佳话。

正是在学政们不遗余力的倡导之下，岭南人才辈出。关继书，“苦学不辍，为文雄厚，素为端溪院长刘斯组器重，以拔贡举乾隆丁卯亚元，任番禺教谕，督课诸生，敦本务实，文风蔚起，兼粤秀监院。学政吴鸿阅其文，欣赏不释手，以卓异荐调感恩教谕，授直隶宁津令。”罗天尺，“罗孝廉履先余同年生也，以诗文雄踞坛坫垂三四十年，岭南推名宿者率以孝廉为称首。”教授之职从宋代开始设立，其职责是“教授，庆历四年（1044）诏诸路州军监各令立学，学者二百人以上许更置县学，自是州郡无不有学。始置教授委运司及长史于幕职，州县内荐，或本处举人有德艺者充。”但是，岭南以往教授训导基本上都是由外地人担任，直至清康熙朝开始，才有岭南人出任教授或训导。如康熙朝的番禺人潘元楳、普宁人李之彦、恩平人郑届、番禺人苏宗杰与陈英略、罗定人卫金章、揭阳人黄文秸先后出任教授，龙川人徐扩祖、钦州人陈焕、澄海人林西成与黄肇统先后出任训导；雍正朝广宁人罗桂芳、徐闻人欧阳楫、饶平人詹良弼先后出任教授，东莞人叶士蓥、始兴人黄有清、翁源人邓林春、仁化人李联翰先后出任训导；乾隆朝，澄海人蔡蕃、海阳人刘大河、澄海人郭绍宗、饶平人邱世德、新兴人陈子杏、德庆人徐易州、丰顺人张绍华、遂溪人陈王旭、阳江人戴杲、化州人李俊泮、和平人曾必焕、陵水人郑其仁、海阳人谢文在、琼州人程学道先后出任训导；嘉庆朝平远人姚璋、仁化人谭兆燕先后担任教授，丰顺人邹缵功、高明人程墨香、遂溪人吴承诏、南雄人黄惟渊先后担任训导。成长起的岭南学子又加入到培养人才的队伍中，反哺家乡的人才培养，反过来又激励岭南人的向学之风，形成人才济济的繁盛局面。

（三）引导岭南地方文献整理

江南籍学政在岭南为官期间，有意识地引导岭南文人整理岭南历史地方文献，以挖掘岭南地方文化。主持修纂方志、刊刻乡贤文献，对地域知识体系建构，具有特殊意义。在清政府“稽古右文”的倡导下，整理古代文化遗产成为当时风气。仅以诗歌为例，江南籍学政进入岭南后，注重加强岭南地方诗文文献整理。清初三大家之一的梁佩兰去世后，学政翁嵩年整理了他的别集并出版，在序中说：“年友药亭诞生华胄，艺林掞藻，才既无双，桂苑攀花，名居第一，自此上书北阙，佳篇已播鸿都，岂知久困南宫，晚岁方题雁塔。问域中之耆宿，莫不异地以同心，逢字内之名流，亦肯忘年而托契，甫校书于玉署，决志抽簪，旋返辔于珠江，杜门谢客，花晨月夕，总付吟笺；药臼茶铛时，依文几久矣。人推三杰，偕陈屈以齐驱，集号‘六莹’，轶宋唐而独步矣。”翁嵩年此举，既让梁佩兰的心血之作免于湮没，又是一种文化导向。此后的顺德人罗天尺深得惠士奇的青睐，与何梦瑶等人并称为“惠门四子”“惠门八子”，受邀参与编辑《大清一统志》：“雍正时修《一统志》，与劳孝舆同纂《粤乘》。”此后，罗天尺讲学著述、整理地方文献，“授书马宁、锦鲤、羊额诸孰，为甘脆计，村庄无事，遂得整理其前后所录。”其笔记《五山志林》整理了以往《顺德县志》《广东通志》《广东新语》以及顺德人诗文别集中关于顺德的记载，按照述典、识今、谈艺、传疑、阐幽、纪胜、辨物、志怪分类，记载了顺德的故事，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著作。

再就诗歌总集而言，清代是岭南诗歌总集编撰的繁荣期，数量高达170多部，其中全省范围的总集有屈大均的《广东文选》、温汝能的《粤东诗海》、黄登的《岭南五朝诗选》、梁善长的《广东诗粹》、陈兰芝的《岭南风雅》、刘彬华的《岭南群雅》、罗元焕的《粤台征雅录》、凌扬藻的《国朝岭海诗钞》、梁九图与吴炳南的《国朝岭表诗传》、伍崇曜的《楚庭耆旧遗诗》、曾文锦与陈觐光的《岭南鼓吹》，等等；诗人合集有王隼的《岭南三大家诗选》、刘彬华的《岭南四家诗钞》、盛大士的《粵东七子诗》、伍崇曜的《粵十三家集》等，还有数量繁多的郡邑之选、师友唱和集、家集等，反映出岭南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客观上为总集编撰创造了条件，这里离不开江南籍学政的导引和助推之功。受江南学政的影响，岭南人对江南的地方文献也进行整理。如南海人潘衍桐在视学浙江期间，以《尔雅》正部命题，分课诂经精舍诸生；继而博访通人，参考旧说，间亦采取诂经诸生之作，得242条，成《尔雅正郭》3卷。不仅如此，“以表章文献、扬扢风雅为职志。葺方正学、全谢山祠，补文澜阁藏书，修阮文达故事，续辑《两浙轩录》。”潘衍桐在阮元《两浙轩录》的基础上，编撰了《两浙轩续录》，被认为“比之阮录，它的参考价值要大些”。此外，中山人刘熽芬编撰《桐城三家文钞八卷》，专门编选了方苞、姚鼐、刘大櫆的古文，反映了岭南人有效地汇入了中原主流文化，这是对江南籍学政导引岭南学子之功的反哺。

三、江南籍学政对岭南文化形象的重塑

江南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具有“文化高地”地位。江南籍学政作为文化使者，在岭南任职，少则一年，多则九年，无论时间长短，都对岭南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描绘岭南的自然风物与人文风情，正面宣传岭南文化，实现了对岭南文化形象的重塑。

（一）描绘岭南特色自然风物

江南人进入岭南，对迥异于自己家乡的地方风物充满好奇。虽然学政们受身份限制，不便于与岭南士子进行诗词唱和，但他们行旅途中或公务之余，将岭南的自然风物形诸笔墨，客观上直接描绘岭南的自然条件，为读者展示了岭南地域的独到风情。这里热带、亚热带的气候与自己家乡截然不同，“岭南春较江南早，二月山桃已落花。”“穿帷习习清风过，只似江南八月天。”岭南气候炎热，有夏无冬，以至于在冬天蚊虫依然非常活跃：“岭南腊月无霜雪，扑面蚊䖟闹未休。”风景的雄奇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密布激流险滩，别有景致。“水浅沙停一线滩，十夫推挽力空殚。谁知咫尺淩江路，下水翻同上水难。”“三曲轰雷霆，五座凿门户。凉滩尤斗绝，余波尚喷吐。横空折坤轴，入坎发机弩。滚滚惊㹠奔，盘盘瘦蛟舞。”这里山势雄奇：“蓬莱失左股，罗浮乍突兀。诸峰尽瘦削，刳肉支劲骨。譬之山泽癯，岂复泽容发。烟火久脱除，气势何幽窣。石楼自嵯峨，飞泉溜冰雪。宛转赴铁桥，猛筳撞清越。”“寒云锁层岩，空际浮岞崿。天关何时开，见此北斗落。迢递端州城，岁晚烟漠漠。晨兴拥敝裘，适野眄虚廓。”

这里还有丰富的热带物产。水果中，最让外地人青睐的是荔枝。“灵苞乍脱精采殊，中有径寸光明珠。浆液满口筋膜无，但觉焦鬲生清腴。”菠萝蜜也口味特别：“旧闻作偈传西方，今得嘉蔬出南岭。落蒂犹闻贝叶声，开瓤似带菩提影。奚童好事买远市，官舍疗饥代春饼。味甘不让绥山桃，香浓恰忆磏州杏。”植物则有高大的木棉：“木棉之花古未有，流传乃自林邑南。高昌缅甸及南诏，移来交广雷琼儋。桐身枫叶芙蓉蕊，秋来结实离相参。周遭径尺修数丈，非杞非梓非楩楠。”浪漫的红豆：“万点相思万劫同，断肠人独倚帘栊。偶回倦眼看成碧，欲写闲愁赋比红。记取掌擎珠错落，埋忧身付骨玲珑。从教洒尽啼鹃血，散在枝头泣晓风。”还有让人谈之色变的断肠草：“荒丛连宿莽，蔓衍当春郊。长茎与细叶，结子随风飘。明年雨膏动，所至成长条。向客舞枝干，有类相招邀。食之了无苦，但如醉醇醪。怀鸠入虚牝，肠鬲皆燔焦。”丰富的物产让学政们大开眼界，诗兴勃发。

（二）记载岭南人文风情

岭南虽然不及江南一般文化渊薮，但依然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历史文化名人层出不穷。赵佗，“英雄不审势，重为天下笑。智哉南越王，决策得其要。汉好既不终，聊亦窃帝号。出师震边鄙，负固逞桀骜。孝文妙柔克，一纸格强暴。”赵佗是开发岭南第一人，在公元前204年创立了“东西万余里”的南越国，以后“赵佗归汉”，岭南正式列入中国统一的版图。张九龄，“海燕辞巢日，何曾恋旧痕。南州一麾去，北阙几人存。蕃将频蒙宠，胡雏竟负恩。凄凉谪仙怨，空向曲中论。”张九龄韶关人，大唐名相，是岭南诗派的开创者。还有历史上的入粤文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深获岭南人怀念，崇敬不已。如韩愈，“万峰回合高插天，大川浩浩当其前。中有韩祠何孤骞，觚棱突兀山之巅。我来肃拜趋几筵，冠裳玉佩遗像悬。岂惟文章开槖键，道衰百代能独肩。岭南化雨毋乃偏，白鹦鹉赋何年镌。”与苏轼有关的惠州西湖等，“榜岭春霖多，流注百顷湖。隄圳互纠曲，摇漾生青蒲。罗浮古幽窟，貌类有道癯。”“峨峨白鹤峰，兀峙罗浮西。俯仰豁瞻眺，云物多瑰奇。髯翁遭贬谪，来此相依栖。”

（三）重塑岭南文化形象

江南籍学政以自己的见闻给岭南做了正面宣传，让岭南成为充满吸引力的神奇之地。这里民风淳朴，开放包容，重情重义，懂得感恩。惠士奇任满离开后，“粤人尸祝之，设木主配食先贤，潮州于昌黎祠，惠州于东坡祠，广州于三贤祠。每元旦及生辰，诸生咸肃衣冠入拜。”当惠士奇私人房产因故被没收充公，导致他致仕后居无定所时，是岭南学子为恩师赎回房产，惠士奇才得以有安身之所，可见岭南学子的为人。所以钱大昕评价说：“山川清淑，风候暄和，恒如春时，仕者以为乐国，而民俗淳朴，又不同江楚之轻悍。”他对岭南予以高度评价，甚至规划着要接自己七十九岁的老父亲过来奉养：“奉命督学广东，将迎府君就养。府君夙闻岭南山水奇秀，又学使廨中有九曜石遗迹，欣然规往。”老人家不顾自己年迈，欣然应允前往岭南生活，说明岭南已为江南人的向往之处。江南人方濬颐说：“守贞互绾丁香结，始信岭南别有天。”屠倬说：“束发壮游今更好，诗人例向岭南来。”诗人自注说：“君少侍先公宦游，足迹半天下，惟岭南未到，余言近代如竹垞、初白、堇浦、随园未有不作粵游者，君此行更令诗集增色矣。”对岭南不无向往。这种向往，在马履泰“岭南不到岂诗人”可谓到达了巅峰，这块土地的自然、物产与人文对岭外人士充满了吸引力，完全扭转了以往认为岭南为“蛮荒”“徼外”“瘴疠病毒”之地的负面看法与误传，实现了对岭南文化形象的重塑。

同时，岭南人对自身的审视也充满了底气。岭南人李黼平说：“维时天下之诗派有三：河朔为一派，江左为一派，岭南诗自为一派，盖其才力排傲，声调高张，足以起衰式靡，彬彬乎其盛也。”谭宗浚说：“何如岭南定较江南好。”这种底气，当然也与有清一代江南籍学政对岭南的肯定不无关系。岭南文史研究专家左鹏军教授曾经指出，“由于江南文化在中国各种区域性文化中的特殊地位与影响，江南地区代表性、标志性人物对岭南人物的认识和评价，在两地的文化联系和交往中就显得特别关键，他们的态度必然引发其他地区的学者对岭南文士的关注和认同，从而在客观上促进岭南学术、文学的传播和影响。这对于岭南文化的自身认同与他者认同也起到积极作用。

清代江南籍学政任职岭南，带来的先进文化理念和教育模式，为岭南文化的自我提升提供了动力，对岭南的学术、教育、文学、艺术等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以“他者”的视角对岭南本土文化进行再审视，重塑了岭南文化形象。江南与岭南的文化互动，特别是清代以降江南文化对岭南文化的深刻影响以及岭南文化对江南文化的反向影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学术议题，应该引起学界的重视。

作者：张琼，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袁子怡，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来源：《岭南文史》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