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长恨歌》写唐玄宗自蜀中返回长安，眼前的太液芙蓉、未央宫柳，无不勾起对杨贵妃的追忆。到了秋雨梧桐、夜色沉沉之时，诗人写下两句：“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

然而，从两宋之交开始，偏偏有人对这盏“孤灯”较起真来：皇帝住在宫中，夜里难道不点蜡烛，还要亲自拨挑油灯吗？白居易没有经历过宫廷生活，这是不是“书生之见”？

问题看似细小，却牵动两层判断：一是唐代宫廷究竟怎样照明，二是诗歌中的细节应当如何看待。若宫中从不点油灯，那么“孤灯挑尽”或是白居易不谙宫禁，或是诗人为渲染凄凉而有意失实；若宫廷本来就会使用油灯，这场延续数百年的争论，便需要重新审视。

一句诗，何以招来“可笑”的讥评

最早对“孤灯挑尽”提出尖锐批评的，是南宋初年的张戒和邵博。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说：“此尤可笑，南内虽凄凉，何至挑孤灯耶？”邵博《邵氏闻见后录》说得更加直白：“宁有兴庆宫中，夜不烧蜡油，明皇帝自挑灯者乎？书生之见可笑耳。”两人不约而同使用“可笑”二字，显然都把“宫中燃烛”视为无须证明的常识。

这并不是孤立的挑错。张戒本来就不欣赏白居易写《长恨歌》的方式，甚至把它与杜甫的《哀江头》相比较，以杜诗的沉郁蕴藉来批评白诗的直露。于是，“孤灯”成了他评判白居易是否真正了解宫廷、是否善于处理历史题材的一个抓手。

邵博的推理则很简单：富贵之家尚且燃烛，皇宫更不会使用寻常人家的油灯；宫中又有内侍侍奉，唐玄宗也不至于亲手挑灯。既然现实中不可能，诗句自然只能出于书生想象。

是失实，还是诗人的有意经营

宋人中很快出现了为白居易辩护的声音。王楙《野客丛书》认为，读诗不能拘泥于字面上的生活细节，而应体会诗人经营情境的用意。若把“孤灯挑尽”写成“高烧画烛”，固然更显富贵，却还有多少“长恨”的意味？宫殿越空，灯影越单薄，才越能映出人的孤独。

明清之际的贺裳十分赞赏这一说法。他在《载酒园诗话》中称其所论“深得诗人之致”，反过来讥讽挑剔“孤灯”的人是“小儿强作解人”。近人刘学锴注《长恨歌》，也大体沿袭这一思路：古代宫廷本来燃烛，诗人却写“孤灯”，目的在于渲染唐玄宗的寂寞凄清。

这样一来，争论形成了两种看似对立的解释。张戒、邵博认为白居易“不知”，王楙、贺裳则认为他“明知而故写”。前者责其失实，后者赞其传情；但双方其实共享同一个前提——宫廷之夜只应有蜡烛，不会有油灯。

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也曾触及此题。他先列举沈攸之、寇准等富贵人家夜燃蜡烛的故事，认为白居易创作《长恨歌》时尚未任翰林学士，对宫禁夜间的情形未必熟悉；继而又举白居易任翰林学士后所作《禁中夜作书与元九》：“五声宫漏初鸣后，一点窗灯欲灭时。”既然白居易明明写过禁中夜灯，宫中是否使用油灯便不能一概而论。陈寅恪推测，文学侍从止宿之处或许比较俭朴；至于上皇独自挑灯，仍可能是文人描写“过情”。

这里有一个值得留意的证据转换。富贵人家“燃烛达旦”的故事之所以进入史传笔记，往往正因其奢侈得出人意外；把被特别书写的豪举直接当作所有宫室的日常，难免以偏概全。反过来说，白居易的“一点窗灯”也只能证明禁中确有灯火，不能单凭一个“灯”字便断定燃料。要破解这道题，既不能只靠富贵故事，也不能只靠诗中字面，还得回到掌管照明的制度和实际器具。

宫廷照明并非“只烛不灯”

古人所说的“灯”“烛”，含义并不总像今天这样泾渭分明。“烛”可以泛指火炬、灯火，也可专指以蜡制成的蜡烛；“灯”既可指盛油燃芯的灯具，也可能泛指照明之物。因此，仅凭诗文中出现一个“烛”字或“灯”字，未必能立刻判断具体燃料。不过，唐代制度文献中有一个词颇为重要——“膏火”。“膏”即油脂，“膏火”所指正是以油脂为燃料的灯火。

《唐六典》记载，宫中尚寝局设司灯、典灯、掌灯等职，各有专人，“司灯掌灯烛膏火之事”。短短一句，把“灯”“烛”“膏火”并列在一起。若宫中夜间只用蜡烛，便没有必要把油灯燃料明确列入宫官职责。《新唐书·百官志》也说，司灯、典灯、掌灯“掌门閤灯烛”；白昼将尽前一刻，典灯以下便分头巡察。可见照明不是偶尔为之，而是一套有人员、有时刻、有巡察的日常制度。

“膏火”二字尤其不能轻轻放过。古书中的“膏”可指油脂，以油脂燃芯而取光，正是油灯的基本方式。制度文字通常务求简要，既把膏火列入专职宫官的掌管范围，就说明它不是偶尔搬进宫中的民间用物。至于“门閤灯烛”，所指又不只是寝殿内的一处光源，而牵涉宫门、侧门的启闭与警卫。由此看，宫廷照明本就是分区域、分用途、分等级配置的系统，不宜压缩成“皇帝只点蜡烛”一句话。

更早的宫廷记录同样留下油灯踪迹。《艺文类聚》卷八十引《东宫旧事》，记太子宫中有铜鸭头灯、铜侍灯等灯具，并具体规定“夕供油七合”。既然连每晚供应多少油都有定额，宫廷使用油灯便不是诗人的凭空想象。至于蜡烛，唐代当然也大量使用。《新唐书》记左尚署统领“宫中蜡炬杂作”，说明蜡烛也是宫廷照明的重要部分。真正的情形不是“有灯无烛”，也不是“有烛无灯”，而是灯与烛各有用途，并行于宫廷内外。

《东宫旧事》记的是唐以前的宫廷旧制，不能单独拿来证明唐宫每一晚的情形；但它至少打破了“宫廷与油灯天然不相容”的想象。与唐代司灯制度相互参看，证据便形成了层次：旧制显示宫廷供油并有定额，唐制明确宫官掌管膏火，《新唐书》又留下蜡炬制作与灯烛巡察的记录。不同材料指向的不是单一燃料，而是一种并用格局。

图像材料又提供了另一重参照。敦煌莫高窟第220窟的《药师经变》中，绘有灿烂的灯树、灯轮及夜间乐舞场面。学者沙武田据此联系唐代长安上元灯会，指出画面保存了唐代夜间燃灯与乐舞活动的重要信息。画面中的中原式灯楼与西域式灯轮并置，至少说明唐代宫廷夜间照明的器具形态远非单一烛炬；至于具体使用什么燃料，仍须与制度文献和器物材料合看。晚于唐玄宗数百年的明万历皇帝定陵出土有用缸盛油的油灯，古人“事死如事生”，表明明代宫廷中也使用油灯。

传世诗歌也并不支持“宫中只烛不灯”。除了白居易“一点窗灯欲灭时”，唐代文献中还屡见宫门、殿庭、灯轮、灯树之类记载。元稹《连昌宫词》自注还保存了一个故事：玄宗在上阳宫夜按新曲，次夕又于上元灯下听到曲调流传。灯火既是宫廷秩序的一部分，也是节庆、宴乐和夜间生活的一部分。

当然，这些证据并不能反过来证明唐玄宗夜晚必定亲手挑过某一盏油灯。它们所能证明的是：把“唐代皇宫绝不使用油灯”当作常识，证据并不充分。张戒、邵博据以嘲笑白居易的前提，首先就站不住脚。

战乱中的“孤灯”，更不宜以盛世常情度之

即便承认正常年月宫廷内室更常使用蜡烛，也不能忘记《长恨歌》所写的是安史之乱后的唐玄宗。马嵬兵变、杨贵妃之死、两京陷落，摧毁了盛唐长期积累的物质秩序。

长安收复以后，朝廷的财政和供应并未立刻恢复。《旧唐书·肃宗纪》记载，至德三载“内出宫女三千人”；当年又因饥荒禁酒。乾元二年，肃宗下诏节减常膳与服御，并停诸作坊、造坊。这里呈现的并不是“九重城阙烟尘生”以前的盛世宫廷，而是战争尚未结束、转运艰难、百废待兴的国家中枢。

在这种背景下，拿太平时节豪门深夜高烧画烛的生活经验，来断定返京后的上皇绝无可能面对一盏油灯，显然过于武断。白居易笔下的“孤灯”即使包含艺术提炼，也并不违背时代条件。

这里也应区分“可能”与“确曾如此”，考证首先要判断诗句是否越出了历史可能。战后朝廷节用、宫廷裁减，加上油灯本来就在宫禁照明制度之内，已经足以说明“孤灯”并非必然失实。至于白居易是否又把真实可能加以浓缩，使一盏灯承担整段盛衰之感，则是诗歌艺术的下一层问题。

宋人为何把蜡烛当成宫廷常识

张戒、邵博的判断既不完全符合唐代制度，为何又说得那样笃定？这与他们自己的时代经验有关。

北宋经济发展，蜡烛的使用比前代更为普遍，宫廷赐烛尤其成为士大夫熟悉的荣耀象征。史籍笔记屡载皇帝夜召大臣，谈论既毕，命内侍持金莲烛、双烛送其返回翰林院。王钦若、苏轼等人的“赐烛送归”，被后人反复传为词林佳话。久而久之，“宫廷—蜡烛—富贵”在宋人心中组成了稳定联想。

清人赵翼曾专门考出，宋代获金莲烛送归院者有王钦若、王禹玉、晁迥、郑獬、苏轼、史浩等六人。这份名单越具体，越能说明赐烛是一种可被纪念的礼遇，而非所有臣僚每夜都有的普通待遇。

但恰恰因为“赐烛”是一种恩宠，它才值得被史书郑重记录。罕见而荣耀的场面，不能代替全部日常生活。若把笔记中最耀眼的瞬间当作宫廷每一个夜晚的常态，再据此反推数百年前的唐宫，就会把宋人的生活经验投射到唐代。

这也提醒我们，所谓“常识”往往有自己的年代。后人读古书，最容易把自己熟悉的器物、制度和生活习惯悄悄安放到古人身边。张戒、邵博批评白居易为“书生之见”，其实他们自己也未能完全摆脱书斋中的时代想象。

此外，这场争论也可放回宋代尊杜、辨体的诗学语境中理解。杜甫的地位不断上升，元、白诗歌的浅切、铺陈则屡受批评。《长恨歌》名声越大，越容易成为辨体、论诗的靶子。“孤灯”之争表面上讨论宫廷照明，未尝没有宋代诗学重新安排唐诗座次的意味。

张戒评论《长恨歌》时，曾把它与杜甫的《哀江头》相较：同样写李、杨旧事，他更推重杜诗的含蓄与沉郁。两位诗人所处的历史距离并不相同。杜甫身在乱中，感受到的是创伤正在发生；白居易作诗时，安史之乱已成可被追叙、反思的前代往事。前者以曲笔吞吐见长，后者用铺叙把爱情、政治和盛衰联成一篇长歌。若先把一种写法定为正宗，再到另一种写法中寻找不合事实之处，生活考据便可能暗中替诗学判断服务。

从一盏灯，重返诗与历史的现场

回到最初的问题：唐代宫廷夜晚点不点油灯？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制度文献中的司灯与“膏火”，东宫油料的定额，敦煌壁画中的灯树、灯轮，以及白居易自己的禁中诗，都说明油灯并未被排除在宫廷之外。蜡烛固然华贵而常用，却不是唯一光源。

因此，“孤灯挑尽未成眠”既不必被判作白居易不懂宫廷的笑话，也不必解释成诗人明知失实而故意“降格”照明。它有现实可能，更有诗意的准确。

一盏灯很小，却照出了经典阐释中的大问题：我们究竟是在阅读唐代，还是在用宋代乃至今天的常识替唐代作答？当制度、图像、诗文和时代背景重新汇合，“孤灯”便不再是白居易的疏失，而成为《长恨歌》中最有历史质感的意象之一。

文 | 杜玉俭

作者系广东白云学院、广州大学副教授，博士，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