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维樑

卞之琳、余光中互相敬重

香港大学的张曼仪教授是卞之琳（1910-2000）研究专家，1990年代曾邀请卞之琳先生到该校访问，做讲座。当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应邀到友校和卞先生见面。卞氏态度温雅如玉，和“琳”之为美玉正相称。他声音细小，不作滔滔之论。谈话内容已不复记得。

另一次在北京，社科院的杨匡汉教授带我到卞先生家里，卞宅所在大概是干面胡同。时间应是1995年7月，我出席一个《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顺道拜访。

卞先生寡言，我们之间的应对有如卞诗《无题四》说的“付一支镜花”“收一轮水月”，节奏缓慢。我们好像有过一张合影，如有，却一直找不到，真是成为“镜花水月”了。但场景是实在的。

1992年9月余光中在北京拜访卞之琳，两人拍的合照，背后是暖气管和窗；卞之琳坐着，余光中站着，仿佛年轻者在执弟子礼。这张照片在余氏传记一类的书中出现过，可见余对卞的敬重。

我敬重卞、余两位，在多篇论新诗的拙作里对他们的诗我赏而析之，以为新诗的典范。在《东诗效颦西诗——为百年新诗“算个账”》中，我又一次称道他们。文章2019年刊出时，用了刚才说的卞、余合照作为插图。

卞之琳的“戏剧化独白”：诗中异品

我与卞先生的交往，主要是通过文字。大学时期（1965-1969）颇有一些喜欢新诗的文艺青年对辛笛着迷，很喜欢他那首《再见，蓝马店》，朗诵之，手抄之，蓝色成为文艺流行色：“蓝山居”是古兆申的笔名，“蓝马店”是黄子程专栏的名字。

黄继持、张曼仪等编的《现代中国诗选》选有辛笛和卞之琳的作品，但卞之琳在当年香港文坛没有辛笛的运气。

留美时期（1969-1976），我读的现代文学作品稍多，关注新诗，选修英美现代诗，发现英国有一种诗名为“戏剧化独白”（dramatic monologue），可谓诗中异品，为中国传统诗歌所没有。后来还翻译了这种诗体的名篇：勃朗宁（Robert Browning）的《亡妻公爵夫人》（My Last Dutchess）。

1976年，博士学位既得，我即回香港的母校教书，教的科目包括新诗，卞之琳的作品成为必教内容。他的《酸梅汤》是正宗的“戏剧化独白”体，读之，从北京街头小人物的日常生活里，悟到生命的安时处顺。

卞之琳谦虚，说他写作不是雕龙而是雕虫，诗集名为《雕虫纪历》。1979年12月我写了一篇题为《雕虫精品》的评论，赏析他的四首诗——《一个和尚》《无题四》《酸梅汤》《古镇的梦》，拙作是《八方》杂志约的稿。

原稿中我拿卞诗与余诗略做比较，谓卞之琳的诗精工，隽永，但产量不多，格局不恢弘，可称名家；余光中的诗精工精彩，且产量多而题材广，格局大，可称大家。

我对余光中的作品非常推崇，文坛学界多有认知。我编著的《火浴的凤凰——余光中作品评论集》1979年4月在台北出版，对余氏大大褒扬。《八方》编辑之一古兆申收到拙稿，建议我删掉卞、余比较部分。我“从善如流”，自己”斧削”。

《雕虫精品》后来纳入拙著《怎样读新诗》（1982年出版）。此书最新修订版今年6月面世，内容保留对卞之琳诗的分析评赏，视之为新诗写作的一个典范。

我是卞、余书信的“快递员”

余光中1974-1985年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离港返回台湾后，我成为他的一个书信快递员：从内地寄到香港给余先生的书信，我代为转至高雄；高雄的信，由我转至内地他的友人（转给流沙河的特别多）。

1987年12月18日余写信给卞，寄到香港，由我转到北京。余信内容包括告诉卞之琳，他最近发表文章分析卞的名作《断章》，并向卞约稿，以在《蓝星》诗刊编成一个“卞之琳专辑”。

卞给余写了一封长信，密密麻麻写满信笺。我把卞之琳的超细文字放大，原信连同放大版本寄给余光中，自己留了副本。研究卞之琳的张薇教授，重视此函件；我在“文物”堆中找来找去，却“琳踪”渺然。

和卞先生的另一次交往则是间接的。江弱水（本名陈强）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博士，论文想以“现代诗人对古典诗歌的继承”为题材。我认为选析的诗人，先要有论证；经过讨论，最后题目定为《卞之琳的诗歌艺术》。江弱水才学兼优，顺利完成论文；余光中为论文审查委员之一，予以佳评。论文经过我推荐，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

卞之琳得知此事，我想一定会高兴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