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小攀  

此次王蒙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办气韵生动的副刊》，引起广泛反响，一方面当然是居高声远，另一方面也是媒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种自我反视、反思。

副刊是报纸的一部分，它所遭遇的困境也是报纸遭遇的困境。15年前，著名报人范长江的儿子范东升教授就曾发出“拯救报纸”的呼吁，有人甚至宣称报纸即将“消亡”。现在看来，都有点言过其实。

报纸存亡的危机感，很大一部分与新媒体的兴起有关系，这在初期可以理解，在不明所以的行外人看来，就更加如“狼来了”一般。

但作为行内人，作为媒体的从业者，则需要保持一份必要的冷静。

媒体的“新”与“旧”是相对的，广播出现的时候，就有人预言报纸即将被取代，电视出现的时候，报纸又被“消亡”了一回，再后来是互联网的出现。

其实，如果说新媒体对旧媒体造成挤压，侵蚀了它的传统势力范围，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不同形态的新媒介，要完全覆盖乃至取代旧媒介，并非易事。

正如今天各种媒体仍在各适其适、各美其美一样。

这从国外报业的“他山之石”来看，也是如此。虽然新的媒体生态变动很大，但他们的纸媒依然活着，而且据说还活得不错，这从他们的专卖店里仍有许多报纸售卖也可看出。

在完全市场化、互联网环境下，报纸能存活下来必定有其理由。

以《纽约时报》为例，它以付费墙的形式向订阅者收取费用，2012年的纸媒发行和数字端订阅总收入首次超过广告总收入，完全打破旧有的报纸依靠广告生存的传统营销模式。它的纸媒周日刊发行一般都在六七十万份上下，版面往往达到几十、上百之数，其中就包含许多文学、艺术、体育等副刊版面。　　

副刊作为报纸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国尤其有优良的传统和重要的意义。

中国近代报业的发轫主要源于启蒙救亡，副刊也日渐从“报屁股”走到了“新一国之民”的位子上。1957年羊城晚报的创办，也是因为要破除当时千报一面的格局，“寓共产主义教育于谈天说地”，后来一纸风行，“花地”“晚会”也成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报纸副刊，国家领导人甚至称赞“《羊城晚报》可以出口”。

毋庸讳言，相当一段时间里，报纸及其副刊都面临读者严重流失的问题，原因主要在于外部，解决的关键却取决于内部——优质内容的提供与传播观念、形式的改进。

当然，这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彻底改变副刊乃至报纸的既有生态，更是一个综合的结构性问题。但不能因此否定其当下的存在价值、努力意义，只要地球上还有人的存在，就必然存在对于信息的需求，各种现代传播媒介就有各自存在的理由。

副刊大有可为。互联网条件下，如何将它办得更加气韵生动，如何让快节奏的现代人爱上副刊，如何让报纸更有影响力、更具生命力，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老牛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从业者既要心怀远方，更要脚踏实地擘画，重整行装再出发，开拓出报纸副刊的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