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红军战士怀着无畏的勇气与坚定的信仰，踏上漫漫长征路。这一壮举，成为照亮中华民族前行的不灭灯塔。

惠州虽不在红军长征的地理路线上，却留下了与长征密切相关的红色印记：廖承志、廖似光、李干辉等惠州籍人士亲历长征，走出长征将星的红四师曾在龙门休整。如今，红军小学、红色教育基地等阵地，又将这段历史与长征精神传承给新时代的青少年。

缠索戴枷万里行

“莫蹉跎，岁月多，世事浑如此，何独此风波？缠索戴枷万里行，天涯海角任消磨……”

今年秋季开学伊始，位于惠州仲恺的廖承志红军小学开设了一堂别样的思政课。在老师的带领下，学生们齐声朗诵廖承志的《戴枷万里行》，稚嫩的声音唤起了90多年前那段艰苦卓绝的长征记忆。

在红军长征中，祖籍惠州的廖承志是一位特殊的“犯人”：被押解着走完长征路，虽受尽磨难，却依然在绝境中以刻刀画笔为枪，创作文艺作品为“精神食粮”，完成一段“乌蒙磅礴走泥丸”的战斗历程。

1933年，廖承志离开上海，几经辗转来到川陕革命根据地，化名“何柳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被任命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省工会宣传部部长。在川陕苏区期间，他绘制了大量马克思、列宁等革命领袖的画像和革命宣传画，在苏区广泛张贴，宣传马克思主义。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内陈列的木刻马克思头像画，便是他1933年绘制、雕刻后赠予巴中县苏维埃政府的作品，也是他在苏区创作的领袖画像中唯一保存至今的一幅。

1934年初，反“六路围攻”战役打响不久，廖承志调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由于红四方面军主要负责人张国焘推行“左”倾路线，廖承志与罗世文等人对其错误进行了批评。1934年底，张国焘怀恨在心，污蔑廖承志是“国民党特务”，将其撤职囚禁、开除党籍，并加以监视使用，廖承志一度险遭杀害。

传记文学作家铁竹伟在《廖承志传》中分析，张国焘没有杀害廖承志，除了考虑其家庭背景以及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压力，一个重要原因是廖承志擅长刻蜡板、绘画。张国焘在根据地印制钞票，离不开他的技术。

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后，廖承志被张国焘派兵押解，随部队一同踏上征途。他在《关于任弼时同志的一点回忆》中写道：“我是张国焘的犯人之一。和我一起坐张国焘的牢的同志，还有罗世文、朱光、徐一新等同志。我们是被分开了的，我则被押解着跟随队伍向炉霍前进……”

长征途中，红四方面军翻雪山、过草地，风餐露宿，还要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被押解着行军的廖承志，处境尤为艰难。他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折多山，又艰难穿行于四川甘孜一带的藏族游牧区。饥饿、寒冷与劳累交织在一起的艰辛可想而知。

然而，廖承志始终意志坚定、乐观豁达，坚持真理，从未停止工作。当时，红军极度缺乏能写会画的美术人才，每逢召开大会，需要悬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画像，或在沿途张贴政治宣传画、书写标语时，廖承志便会被叫出来承担任务。完成后，他又被关回去。如此反复，他始终没有半句怨言。

除了绘制宣传画，廖承志还承担为刊物刻制连环画的任务，工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油印股干部严长寿在《廖承志在长征路上》中回忆，每天送来的连环画文字说明，廖承志都要完成刻图任务，哪怕工作到深夜也不休息。白天行军几十里，夜里别人早已进入梦乡，他仍在油灯下忙碌。他常说，刻图任务紧急，宁愿不吃饭、不睡觉，也要尽快刻好，因为部队当前急需精神食粮。长征途中，他还写下《戴枷万里行》，抒发遭受冤屈的无奈，也表达了身处逆境仍然豁达乐观的精神。

1936年7月，廖承志被押解着随红四方面军穿越西康草地。不久，在任弼时等人的关心下，他才逐渐恢复部分自由。

1936年9月，周恩来下部队时看到了仍被押解的廖承志，意识到他的处境后，只是紧紧握了一下他的手，随后便上马离开。当晚，周恩来随即开展解救工作，使廖承志得到保护。

廖承志后来回忆，周恩来考虑问题十分周到，斗争艺术高超。如果当时不是那样处理，他当晚就可能掉脑袋。自从周恩来把他叫去后，他的待遇明显改善，不久便获得释放。

1936年12月，廖承志抵达陕北保安。重获自由后，他没有消沉，而是满怀热情地投入新的工作。他通晓日语、英语、德语等多种语言，在红色中华通讯社负责编译外国通讯社电讯；不久后担任党报委员会秘书，参与筹备出版中共中央政治理论刊物《解放》杂志，为党报、党刊和通讯社的发展做了大量工作。

廖承志这段“被押解着走完长征”的特殊经历，也成为惠州红色记忆中震撼人心的一页。

泪别骨肉，舍子赴长征

在惠州红花湖景区故乡园的廖承志同志生平陈列室内，陈列着一幅记录长征历史的画作：一位参加红军不久的母亲，为了继续随部队长征，给孩子喂完最后一口奶后，忍痛将孩子送给身旁一位当地老人。孩子的父亲满怀悲痛，背转身去。

这是廖承志笔下的长征记忆，也是一段真实且令人心碎的历史。长征途中，一些女红军曾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生育，又不得不与孩子骨肉分离，廖似光便是其中之一。她是红军长征中的32位女战士之一，也是一位曾两度与孩子分别的母亲。

廖似光原名廖娇，1911年4月出生于惠阳秋长周田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迫于生活，5岁的她被卖到邻村一户富裕人家当童养媳，七八岁便开始干农活、料理家务、挑水、喂猪，还要上山割草打柴。

16岁那年，惠阳淡水、秋长一带流行传染性疾病，婆家的男孩病死，廖似光因此被视为“灾星”“不祥之人”，遭受辱骂和虐待。后来，她也染上痢疾，拖着病躯回到娘家，靠母亲四处寻找草药医治，才得以活下来。

1928年秋，廖似光进入夜校学习，逐渐明白了穷人要翻身、妇女要解放，就必须团结起来闹革命。1929年，她成为村里第一批共青团员，积极参加地下活动，发动群众参与减租抗税斗争。

凭借出色的悟性和积极的表现，廖似光很快受到组织重用。1931年春，她被派往香港，在共青团广东省委机关工作，担任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凯丰（何克全）的保密员，协助并掩护其工作，两人也在此期间结婚。同年6月，两人因叛徒告密被捕。经组织多方营救后，他们被港英当局驱逐出境。9月，两人乘船前往上海，找到党中央机关。凯丰随后被任命为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廖似光则担任团中央机关政治交通员。

这段经历让廖似光进一步坚定了革命信念。她取“曙光”的谐音，将名字中的“娇”改为“似光”，以此表达对革命曙光的追寻。

1933年秋，廖似光调往中央苏区。从上海到瑞金，沿途需要跋山涉水、穿越敌人的重重封锁线。为了轻装前行，她忍痛将刚出生的女儿送到国际红十字会医院，此后孩子便杳无音信。为了革命事业，她失去了第一个孩子。

1933年底，廖似光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此后，她被派任巡视员，深入苏区乡村检查工作，发动群众参军、支援前线。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怀有身孕的廖似光随部队踏上长征路，被编入干部休养连。该连中有董必武、谢觉哉等老同志，也有贺子珍、邓颖超等女同志。

廖似光在回忆长征的文章中提到，女战士与其他红军战士一样，翻山越岭、跨越深涧、穿过密林。“尽管整天辗转奔走，十分艰苦，但大家的情绪都很高。”

由于长途奔波，劳累过度，当部队行至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时，怀孕7个月的廖似光早产，诞下一名男婴。

然而，孩子的哭声可能会暴露部队行踪，为了不拖累队伍，廖似光忍痛将婴儿用毛巾包好，写上孩子的出生年月和母子分手的原因，再将孩子送给当地百姓。就这样，为了革命，她失去了第二个孩子。

产后，廖似光身体十分虚弱，却仍要跟随部队行军。邓颖超将自己的担架让给她，对她嘘寒问暖、悉心照料，两人情同姐妹。产后不到一个月，身体稍有恢复，廖似光便主动要求承担工作。组织安排她负责连队后勤，并担任党支部委员。

每到一个地方，她为大家找房子、找粮食，为部队征粮筹款。过草地时，环境更为恶劣。除了容易陷入泥浆被埋住，饮食也非常不易。“草地的水都是浑黑色的，散发出阵阵腐臭腥浊的气味，别说是饮喝，就是用来洗手擦脸也感到恶心……想要找一束干枯枝来生火烧水都不容易。”廖似光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她跟随队伍在草地中连续行进七天七夜，风餐露宿、忍饥挨饿，最终走出了草地。

1935年9月，中央红军攻占天险腊子口，随后进占哈达铺、翻越六盘山。10月，中共中央和红军陕甘支队抵达保安县吴起镇，之后与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红十五军团会师。

至此，廖似光随部队完成了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此后，她曾多次寻找两个孩子的下落，却始终没有找到。

建馆存史，长征精神荡鹅城

长征结束后，廖承志和廖似光继续投身革命工作。无论身处何地，他们都始终心系家乡，以实际行动回馈故土。

廖似光自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广东工作，曾多次回到惠阳。1975年秋，她拿出3000元积蓄，为生产队购买了一辆手扶拖拉机；1978年，她帮助秋长人民公社发展多种经营，捐出4000元，支持公社创办首个果场——柑橘园。1987年，她从广州回到淡水，出席惠阳县新县城奠基仪式，并参加在淡水举行的东纵老战士联谊会。1989年，她再次回到秋长，视察柑橘园。

2011年7月，在廖似光诞辰100周年之际，位于其家乡周田村的廖似光故居重建后对外开放。故居牌匾由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叶选平题写。

几十公里外的惠州红花湖景区故乡园内，廖承志的雕像静静矗立。雕像不远处，是廖承志灵骨安放处，一块刻有“孺子牛”意象的石头覆盖其上，令人肃然起敬。2008年，在廖承志诞辰100周年之际，根据其遗愿，他的灵骨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迁葬至此。

廖承志墓志铭记载：“公生逢革命方兴之际，冲龄受双亲廖仲恺、何香凝思想教化，又幸得孙中山、宋庆龄风范濡染，报国之志遂立。公为革命东奔西驰，虽逆境频仍，饱罹忧患，马列信仰弥坚，更七系缧绁，被镣长征，堪称壮举。”

故乡园内设有廖承志同志生平陈列室，通过图文、影像、实物等多种形式，展示廖承志的生平事迹。每逢清明节、烈士纪念日及廖承志诞辰等重要时间节点，陈列室都会接待全市中小学师生和青少年团体，开展祭扫缅怀等实践活动。目前，陈列室年均接待访客约3.5万人次，并获评“惠州市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基地”。

在国家5A级景区惠州西湖风景区正门——平湖门前，细心的市民会发现，“惠州西湖”几个字的右侧还留有“廖承志”三字。这几个字正是出自廖承志的诗句。

1942年香港秘密大营救时期，廖承志曾途经惠州西湖，见到惠州遭日寇扫荡后的惨状，痛心万分，于是作诗 《惠州西湖留丹亭》：“破堞楼头来复去，留丹亭畔恣徘徊。悠悠夜月东江水，忍望天南剩劫灰”。

20世纪80年代，惠州完善西湖景区建设时，曾请廖承志题字。他写好《惠州西湖留丹亭》后，让连贯转交，并嘱咐对方，书法中已有“惠州西湖”几个字，不必再单独为牌坊题写。不仅如此，西湖内留丹亭的牌匾也出自这幅书法作品，留丹亭左侧的石碑上还刻有这首诗。目前，留丹亭已被列为惠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从廖承志同志生平陈列室到廖似光故居，从惠州西湖的题字到红军小学的思政课堂，惠州通过一处处红色阵地，将两位先辈的长征记忆与革命精神留在东江故里。

廖似光以积蓄支持家乡发展，廖承志以遗愿归葬故乡、以精神激励后人。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回馈故土，也为惠州留下了珍贵的红色文化遗产。

文脉链接

红四师在龙门实现整编

在龙门县平陵街道山下村白芒坑景区内，红四师休整地学习教育中心通过丰富的展陈，讲述9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程，生动展示红军从1927年创建到1937年改编的历史，以及红四师在龙门的革命史实。这里也是目前惠州较为完整展示红军发展史的红色展馆之一。

1927年12月13日，广州起义失败后，参加起义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和黄埔军校特务营等保存下来的主力正规军余部1200余人，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下突破重围，击溃反动武装民团的伏击，进入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县城。12月16日，在花县召开党的会议，决定成立工农红军第四师（沿用广州起义时的名称）。12月17日，宣告工农红军第四师（简称红四师）成立。

红四师刚在花县成立，花县、从化的反动民团便前来围攻。由于敌强我弱，红四师被迫一路突围，击破反动民团的围攻后继续东进。12月19日，部队转战至龙门地派，次日经王坪抵达龙门县城，并在此休整。

红四师进入龙门县城时，全城沸腾，街道两旁站满了欢迎部队的群众。入城后，师部行营设在古冚口街的龙门县商会会址，该会址于1956年易名为龙门县工商业联合会；1200余名士兵则宿营于龙门县伯衡小学，即现在的龙城第二小学。

红四师在龙门期间完成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整编。据时任红四师十团战士程子华晚年撰写的回忆文章《在红四师的日子里》记载，部队抵达龙门县城后才正式完成改编。他回忆：“龙门县城，部队改编为红军第四师，我说的是龙门改编，在花县打仗没有时间改编。一营改为十团，二营改为十一团，三营改为十二团……师长叶镛，党代表王侃予，袁裕（袁国平）为参谋长，贺国忠（或维忠）为参谋处长，贺诚是军医处长。”程子华所在的红四师十团，党代表由徐向前担任。

驻扎龙门县城期间，红四师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让当地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主张。这段历史，也成为龙门红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记者林海生

图｜惠阳党史办龙门党史办（除署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