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米多厚的泥沙之下，战国文化层清晰可辨。9月下旬，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惠州博罗公布罗阳遗址阶段性发掘成果。这座地表几乎不见痕迹的战国聚落，被泥沙封存了两千多年。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大量陶器，包括陶罐、陶瓮等，器物上的米字纹、方格纹等纹饰丰富多样。

消息传开，一个名字再次引起关注：这里，会是缚娄古国吗？

考古队的回答依然审慎。目前，遗址尚未出土能够直接证明缚娄古国存在的文字材料或其他确证性证据。发掘者明确表示，现阶段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轻易否定缚娄与这片土地的关系。但这丝毫没有减弱惠州人对那个名字的期待。

这份期待，已经持续了20多年。一边是寥寥数语的古籍记载，一边是300多座古墓、深埋地下的先秦聚落，以及不断出现的考古发现。一座城市与一个古国之间，正展开一场跨越两千多年的追溯。

一个名字，为何让惠州人念念不忘

缚娄在典籍中的痕迹，少到近乎苛刻。最早、也几乎是唯一的先秦记载，出自《吕氏春秋·恃君览》：“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余靡之地，缚娄、阳禺、驩兜之国，多无君。”古人关于缚娄留下的全部文字，加起来不超过一百字。秦平岭南后，缚娄之名彻底消失，《汉书·地理志》中取而代之的是南海郡傅罗县，晋《太康地志》将“傅”讹作“博”，博罗之名沿用至今。

把缚娄与博罗重新缝在一起的，是一代代地方文史学者。惠州市岭东文史研究所副所长何志成研究惠州文史40年，据他介绍，晋人《拾遗记》里有“周成王七年，南陲之南，有扶娄之国”的记载，他认为见于周朝的“扶娄”、春秋战国的“缚娄”、两汉的“傅罗”、三国的“博罗”，都指同一个地方，这一地名称呼的“讹替”过程，正好反映了博罗古县与缚娄古国一脉相承的因袭关系。需要说明的是，《拾遗记》是晋代志怪小说集，这一音转链条属于学术推断，并非定论。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将缚娄标注在今博罗县治东北，这一标准，让“战国时期博罗属缚娄国，这个小国管辖今惠州、博罗一带”，有了更广泛的影响。

对于惠州而言，缚娄不仅是一个待考证的古国名称，也承载着人们追溯地方历史的愿望。年过七旬的何志成，为梳理惠州明代以前的历史，长期从各类典籍中搜集、摘录相关记载，整理出约十万字的地方史料。在他看来，研究地方历史，不只是为了追溯过去，也是为了给今天提供借鉴。这份对地方历史的关注，也逐渐从民间研究走向公共文化建设。

2024年，惠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开展以缚娄古国、梁化古郡为代表的早期文明探源工程；博罗县也提出打造“东江文明·先秦古国”历史文化名片。“东江文明·先秦古国”专家会在博罗召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山大学、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与交流。

一个尚待考古证实的古国，已经成为惠州主动探寻自身历史、梳理文化脉络的重要切入点。

热望的另一半，是学术的克制

回应这份期待的，是东江两岸接连不断的考古发现。而与每一次发现相伴的，还有考古学界始终如一的谨慎。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博罗梅花墩窑址、银岗窑址相继被发现，银岗窑址是广东最大的先秦龙窑窑址。2000年，横岭山墓地的发掘把这份期待推向了顶点：8500余平方米、332座墓葬，青铜甬钟、铜鼎、陶器、原始瓷和玉石器次第出土，陪葬品中罕见地出现了水晶。墓葬排列有序，山腰以下墓小、以上墓大，等级分明。2001年，它被评为“200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首次在岭南建立起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编年标尺。

“从惠州近些年的考古发掘情况来看，可以说出土文物之多、价值之高，足以让人震惊。”时隔多年，惠州市博物馆负责人钟雪平谈起横岭山仍十分激动。博罗县政协文史委副主任邬榕添则认为，已发掘的古遗址已经形成了一条清晰的博罗甚至惠州文化脉络，从史前到先秦再往后的文明，均可在博罗找到相对应的踪迹，力证千年文脉从未间断。

著名考古学家麦英豪曾根据横岭山墓葬的规模、等级差异等特点，提出缚娄古国的核心区域可能就在附近。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也持类似看法。墓地发掘者尚杰则推断，博罗可能是缚娄古国的核心所在。《广东先秦考古》也提出，横岭山墓地“很有可能就是商周时期缚娄国的公墓”。

这些判断让博罗一度成为缚娄古国探源的重要区域。

然而，考古发现能够提供线索，却不意味着所有推断都已得到证实。

有考古学者指出，尽管博罗发现了青铜器，但目前尚未发现相应的青铜铸造遗址，青铜器的生产来源及其与当地社会的关系仍有待研究。

2014年，有研究者根据惠东梁化的古城遗址，提出缚娄古国都城可能位于惠东的新观点。对此，广东省考古所原副所长邱立诚表示，这一判断主要依据文献和相关遗物作出推测，尚未得到考古证据的证实。

中山大学教授郑君雷认为，缚娄古国相关传说记载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仍需要更多考古工作加以确认。但博罗横岭山墓地、银岗遗址等考古发掘中出现的中原文化因素，为研究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之间的交流提供了重要线索。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周永卫在考察公庄陂头神青铜编钟出土地点时也曾指出，附近新发现的遗址距离编钟出土地仅约一公里，两者可能具有相似的文化内涵，值得开展长期、深入的比较研究。

罗阳遗址的发掘者、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李博，则把这种克制说得更透彻。在他看来，这次发掘既不能证明缚娄存在，也不能否定它存在的可能：“夔纹陶文化是客观存在的，但不能直接等同于缚娄古国。考古学讲究‘透物见人’，依靠陶器、石器等实物解读古代社会，和依靠文献的传统史学研究方法不一样。我们会称‘夔纹陶人’，不会直接称之为缚娄人。”

李博坦言，缚娄的文献记载时代偏晚，当下研究的核心，是秦征岭南之前岭南怎样一步一步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一部分。即便未来发现了与缚娄相关的文字材料，研究也不会止步于确认一个名称。先民如何获取食物、如何制作陶器、怎样应对环境变化、社会内部如何组织，这些具体问题同样值得追问。

与其坐实一个名字，不如照亮一片土地

热望与克制之间，并非没有相处之道。

2025年1月至5月，惠州市博物馆45周年特展《古国寻踪：“缚娄”与惠州先秦考古发现》开幕，横岭山出土的文物第一次系统地面向公众展出。馆方的态度坦诚而清醒：缚娄古国在人们心中仍停留在传说的印象上，而展览的意义，正在于让观众看到传说背后的考古实证。这种“不夸大、不回避”的姿态，恰恰是热望与学术之间最好的中介。

对此，中山大学教授郑君雷的建议耐人寻味：“与其说坐实缚娄古国，不如召唤学术界和公众持续关注缚娄古国，激发全社会的文物保护意识。”他提出惠州需要找到三个平衡：在岭南文化、中华文化大视野里看惠州；平衡文旅融合与学术研究，通过缚娄古国这个话题吸引大众来惠州探源；平衡博物馆文物与整体历史长卷的关联，可以考虑修建考古遗址公园、考古遗址博物馆。

广东省文物鉴定站站长刘成基也建议，惠州银岗窑、梅花墩窑等遗址要做好规划和保护，通过建设遗址公园推动文旅融合，擦亮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招牌。还有学者把目光投向了器物本身，提出“夔纹陶类型”文化可作为惠州的文化符号，建议深入挖掘夔纹文化资源，开发文创产品，讲好惠州历史文化故事。

而最新一轮的考古工作，正在为这份期待提供最坚实的支撑。自2024年起，为期3年的“东江流域博罗地区先秦时期聚落考古调查”已完成500余平方公里，新发现先秦时期遗址170余处。2026年9月公布的罗阳遗址阶段性发掘成果，为认识东江流域先秦聚落提供了新的材料。遗址的战国文化层埋藏在地表两米多深处，整体被泥沙覆盖，保存状况较为完整，在岭南地区较为少见。出土的大量战国早期陶器与江浙地区的越文化遗存具有较高相似性，为研究越文化向岭南传播的时间、路径及其影响提供了新的线索，也提示相关交流可能早于此前部分研究的认识。

目前，罗阳遗址已探明核心区约2.5万平方米。如果它与毗邻的银岗窑址属于同一个大型聚落，整体面积可能达到130万平方米，有望成为岭南地区规模较大的先秦聚落之一。考古院正计划申请将其从抢救性发掘转为主动性发掘，做好了至少10年以上的工作规划。

罗阳遗址还留下了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可能。环境考古初步推测，遗址可能在秦汉以后受到东江泥沙淤积的影响，逐渐被掩埋。如果这一推测得到证实，那么相关先秦遗存可能并不只存在于人们过去反复勘察的岗地、台地之上，也可能深埋在东江冲积平原之下。

“找不到”，未必是“不存在”，也可能只是还没找对地方。也许，永远不会有写着“缚娄”二字的文物出土。但这并不重要。而惠州人对它的期待，早已成为这片土地上最真实的文化心跳。

记者小记

名字之下，是真实生活过的人

采写这篇稿子的过程，某种意义上是一次不断落空的过程。我们带着“缚娄”这个名字去，问遗址的负责人，问文献，问每一件出土的陶器，得到的回答却始终是克制的：“没有文字，没有人骨，没有城址，我们无法给出明确答案”。起初我有些沮丧，觉得报道没办法回应大家最期盼的那个答案。直到站在罗阳遗址的探方边上，看两米多厚的泥沙剖面一层层裸露出来，才忽然意识到，也许我们从一开始就问错了问题。

一个连是否存在都无法确认的古国，为什么能让一座城市念念不忘20多年？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后来我慢慢想明白，缚娄对于惠州，早已不是一个等待判决的历史悬案，而是一种安放乡愁的方式。每一座有年头的城市都需要一个足够古老的开端，好让今天的生活显得有来处。两千多年前那个“多无君”的国度，恰好站在惠州记忆的源头，模模糊糊，恰到好处。模糊，才容得下想象；而想象，是会生长的。从文化公园到博物馆特展，从写进政府工作报告的探源工程到坊间“缚娄人后代”的猜想，这个名字早已长成了一座城市的文化自觉。从这个意义上说，缚娄是否存在，反而没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寻找缚娄这件事本身，已经成为真实的当代史。

记者在采访罗阳遗址发掘者时了解到，考古的核心是“透物见人”，器物最终指向的是人。这句话消解了我最初的沮丧，缚娄也许永远不会被证实，但东江先民吃什么、如何烧陶、怎样在一代代迁徙中把江浙的纹样揉进自己的瓮罐，这些问题都有答案，而且答案正在罗阳遗址的探方里慢慢显现。一个城市对古国的想象，最终落在的，是一群真实生活过的人身上。

离开博罗的时候，我想起发掘者说的那句话：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田野。缚娄的答案也许永远在两米之下，但追问它的每一步，都让这片土地上的来路，变得更清楚了一点。

文、图｜记者 申欣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