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7日,名古屋中部国际机场。经过一天的奔波——从广州出发,经停东京羽田,再转机飞名古屋——羊城晚报亚运报道团队终于落地。同行记者浩宇举着手机拍抵达视频,镜头扫过机场到达大厅,最后落到我身上:“给大家打个招呼。”我记得自己当时说了两层意思:一是作为摄影记者,希望把场内场外那些感动的瞬间和小细节记录下来,呈现给读者;二是期待中国男足,这一回,能走得更远。
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这句随口的期待,会在足球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兑现。
把镜头,对准赛场之外。名古屋亚运会是一届特殊的亚运会。还没开幕,组委会的接待安排就已经频频“出圈”:运动员住邮轮、住集装箱,注册系统故障,班车晚点……对记者来说,这意味着赛场之外,同样是新闻现场。这接近二十天时间,我们把大量工夫花在了看不到的地方。
抵达第二天,我们就去了金城码头。歌诗达·赛琳娜号邮轮静静泊在岸边,这艘被改造成“漂浮亚运村”的邮轮有1300个房间,赛会期间要接待近4000名运动员。我们没有登船,只在码头边拍:拍船身,拍岸上来来往往的运动员,拍码头外平静的海面。一位刚抵达的新加坡运动员对着镜头坦言,这是她头一回住船上,房间不大,放了行李以后身体转个身都费劲。
码头边,我们还遇到一位当地人,支着画板,正对着邮轮写生——是一位体育老师。他一边画一边跟我们聊,话说得实在:政府没有预算,这届亚运会办得很困难;让选手们住到船上,确实免去了不少麻烦,再修一座亚运村太浪费,只是委屈了运动员,船上的空间实在太小。














刚出机场,一个城市标志性的物件就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金鯱。它是名古屋城天守阁屋顶上的构件,虎首鱼身,金光灿灿,《和汉三才图会》里记作“鱼虎”,被当地人奉为镇火的守护神。这并非日本本土所固有,原型是中国古建筑屋脊两端的鸱尾,取水中神兽镇火之意,后来经百济传入日本,演变成今天的模样。开幕式上,充气的名古屋城缓缓升起、金鯱亮灯那一刻,我们心里清楚:这只“鱼虎”身上带着的,是中华文化东传、在异国落地生根的印记;赛场之外,亚运同样是文明相遇、文化交流的舞台。
比赛间隙,我们还专程去了一趟爱知县体育馆,找一面墙。那是一面纪念墙,展板上是一张张老照片和一段段文字——55年前,1971年第31届世乒赛就在这里举行。照片上,美国运动员科恩留着长发:4月4日那天,他误上了中国队的班车,庄则栋走上前去,递上一块杭州织锦,科恩后来回赠了一件T恤。






















“小球转动大球”,中美之间隔绝22年的坚冰,从这辆班车上开始松动;两天后,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收到了访华邀请。站在墙前才真切意识到,脚下这块地,就是当年那段历史的缘起之地。55年后,亚运的脚步再次踏上名古屋,我们把这面墙拍了下来——它本身,就是体育超越赛场的最好注脚。
9月22日晚,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女排决赛,中国队对日本。第三局,中国队一度1比7落后,姑娘们一分一分往回追,硬是翻了过来,最终3比0完胜,第十次站上亚运最高领奖台。
颁奖仪式上,12个姑娘先抬起右脚,在领奖台上轻轻敲了敲,再一齐站上去,国旗升起,她们挨个儿拉起身边人的手,12只手紧紧攥在一起,面朝国旗放声唱,看台上的中国球迷全站了起来,跟着一起唱。这套动作并不是临时设计的——上一次这么上领奖台,还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年轻的她们,是跟前辈一点点学来的。
9月23日,名古屋市综合体育馆彩虹大厅,女子体操团体决赛。资格赛那天,东道主日本队排名第一;决赛场上,柯沁沁、张清颖、邱祺缘、张怡涵、杜思雨——五个头一回参加亚运会的姑娘,平均年龄只有19岁,一项一项把分数咬了回来,最终逆转日本队,为中国队拿下14连冠。自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以来,这枚女团金牌从未旁落。
比赛前,我把镜头对准张怡涵的那双手。因为长年累月的训练,她的双手关节粗大,已经练到有些变形,十几载高低杠、平衡木上的翻腾,都刻在这双手上。金牌挂在脖子上,手就摆在眼前——所谓冠军背后的艰辛,不用多说,都在手上。
真正让“场外线”出圈的,是9月26日那个雨夜。当晚乒乓球混双决赛结束,我们在丰田体育场外等媒体班车,左等右等都不来;车终于到了,所有人都愣住:原本能坐50人的大巴,换成了一辆只能坐8人的面包车。先出来的一批人挤上车,剩下的人只能步行——走到两公里外的地铁站,一路没有遮雨的地方。
雨里,我们和一位伊拉克记者同行,他把衣服顶在头上,边走边说。他参加过杭州亚运会,一路都在“吐槽”名古屋的组织,说到动情处,直言无比怀念杭州:杭州的媒体村一日三餐都有供应,巴士一个电话很快就到;而在名古屋,媒体常常要自己想办法。他的原话是:日本有能力办好亚运会,但他们没有把全部精力放进来。我们没有急着回酒店,而是留在雨里继续聊、继续拍。



















不过,预算紧、照顾不周是真的,日本人那种刻在日常里的细致,也会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冒出来。
有一次拍游泳比赛,我身旁坐着两位沙特记者,那几分钟恰好没有他们国家的运动员在场上,两人便一直用阿拉伯语聊天。没过一会儿,一位新闻官径直走到我身边,俯下身轻声问我:这两位记者的交谈,有没有打扰到您的工作?我愣了一下,连忙摆手说没有。
类似的细节还有。武术和排球的颁奖典礼上,摄影记者要进内场拍摄,都得先脱鞋——鞋底不直接踩进场地,既保护了场地,也为后面上场的运动员考虑。
这里的工作人员态度是认真的,只要你提出问题,他们确实会尽力去解决;只是流程慢,一件事往往要等上很久才有回音,有时我们反倒不太敢向他们提问题,怕的就是耽误自己的时间。
9月27日晚,雨一直下,男子110米栏决赛。发令枪响,村竹频频打栏,陈圆将跑出13秒15,第一个撞线。他张开双臂,用力拍着胸前的国旗,对着镜头怒吼:“Who is final champion? China!”身后,村竹拉希德跪在跑道上,久久没有起身。一站,一跪,这张照片当晚传遍全网,被网友称作“世界名画”。
“世界名画”照片火了之后,我们在网球赛场边“逮”到了按下快门的人——摄影师尹棣,第一时间问他火了是什么感受。他说:“机遇送到眼前,专注,才抓得住画面。”
很多人只记得了这张画,其实在赛后,中国台北选手谢元恺、林一凯走了过来——他们也参加了110米栏,三个人并肩站在一起,陈圆将与大家披上五星红旗合影的照片也同样有意义。
开赛时在机场,我对着镜头说,期待中国男足走得更远。这句话,我在10月3日的丰田体育馆等来了答案。那是足球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铜牌战,中国队对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队两度领先又两度被扳平,90分钟战成2比2,直接进入点球大战。
所有人的目光都黏在球门上,我把镜头转向了替补席:主教练安东尼奥和部分替补队员低着头不敢看,转播镜头在替补席方向扫了三圈,都没找到安东尼奥的人影。点球点前,门将李昊稳稳站着,扑出了两个;最后一粒点球罚进,中国队赢了——替补席上的所有人一齐冲进场内,抱作一团庆祝。时隔28年,中国队再次站上亚运领奖台。
胜负悬于一线的那几分钟,最真实的紧张不在球门里,而在替补席上那一片低着的头上。这些内容后来在抖音、视频号上传播得都不错,道理其实很简单:观众想看的“现场”,从来不只是比分和奖牌,还有真实的体感、真实的尴尬、团结与悲喜。电视公共信号会把开幕式拍得美轮美奂,却拍不到雨夜里排队等车的记者、牵在一起的手和练到变形的指关节——这些缺口,就是我们要补上的位置。



















10月4日,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燃烧了16天的亚运圣火缓缓熄灭。闭幕式上,为中国代表团执旗的是广东选手毕焜——他在男子水翼帆板项目上成功卫冕,实现亚运三连冠。
说起闭幕式,还有个让摄影记者们集体“破功”的小插曲。开、闭幕式最后那一场烟花,历来是摄影记者必争的画面,大家提前架好机器、屏住呼吸,等的就是那一下。可名古屋的烟花,“啪”地那么一下,几秒钟,干脆得像走了个过场,不少人连快门都没来得及按。闭幕式那晚同样如此,散场时身边的同行都在吐槽:太短了,还没反应过来就结束了。
我旁边坐着一位卡塔尔记者——下一届亚运会,将在多哈举行。他听我们吐槽,笑着接过话:这届闭幕式演了一个半小时,下一次你们来,我们的烟花,就放足一个半小时。大家一听都乐了:果然是“土豪”的手笔。也许只是句玩笑,但那份扑面而来的底气,已经足够让人开始想象,还未最终定下是四年后还是五年后的多哈的夜空会是什么样子。
这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拿下169金、89银、83铜,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最好成绩。






站在场边看圣火熄灭,我又想起十多天前在机场拍的那条视频。那时候我们说,要把观众看不到的细节带给大家;我们说,期待男足走得更远。现在回头看,细节拍到了,男足也真的站上了领奖台——尽管是铜牌,但谁都知道,对于等了28年的中国足球,这一步有多重。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开赛时随口许下的一个期待,会在中间的日子里一直吊着你、推着你,然后在最后一个比赛日,突然就兑现了。我本以为,圣火一灭,这届的期待也就到此为止;可卡塔尔记者那句“烟花放足一个半小时”,又像一颗小石子投进水里——原来告别不是结束,而是下一段期待的开始。这样的巧合,这样美妙的循环,身在其中,真的会让人觉得神奇。
运动员上场,是为了赢;记者上场,是为了让这些赢、这些拼、这些笑过和哭过的瞬间,被更多人看见。
再见,名古屋;下一个赛场,我们再见。
图、文|羊城晚报记者 钟振彬
视频|羊城晚报记者 钟振彬 王炯勋 方浩 梁岚 郝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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