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温岭市太平街道人民西路，一间沿街诊室里，杨成龙准时出现在青少年心理门诊的座位上。

来看诊的多是十几岁的孩子，身后跟着神情紧张的父母。诊室宽敞明亮，原木色的桌椅和墙面装饰，让这里看上去更像一间安静的咨询室。作为温岭市第五人民医院院长，杨成龙尽量不穿白大褂，看到孩子进门，总先笑着自我介绍：“我是心理医生，不用紧张，是来帮你解决困扰的。”

医院的前身，叫温岭市精神康复医院，院址在城南镇。过去温岭人说“去城南”，意思就是“去精神病院”。医院更名后，在城区增设了这个太平门诊部，挂着“睡眠焦虑门诊”“青少年心理门诊”的牌子。“老百姓心理有忌讳，换个说法，隐私性和污名化都能改善一些。”杨成龙说。

这是精神专科医院不约而同走的路。近日，湖南郴州、广西防城港等地精神病专科医院陆续更名，或改为第×人民医院，或更名为脑科医院。浙江的更名实践走得更早，杭州七院、宁波康宁医院、温州鹿城三院等早已完成“去标签化”。

然而，换牌容易，病耻感难去除。当门头的标签被摘下，公众心中的标签何时才能真正移除？

以前是“米粉店”，现在改叫“早餐店”

杨成龙的门诊里，家长们总是流露出一种心照不宣的回避。

首诊选本地的不到三分之一；多数家长宁可驱车数小时去杭州、上海，也不愿在家门口就诊；挂号时，很多家长想用自己的身份信息代替孩子，因为“不想留下记录”；诊断环节更为敏感，因为往往涉及休学、请假，家长的诉求直接而坦率：症状写得越轻越好。

这种回避的背后，是大众对于精神障碍仍然存在的诸多刻板印象。相较于其他疾病，大家更不愿意接受自己被诊断为精神障碍，忧虑一旦贴上标签，工作、学业、社会生活都会遭遇歧视。对于精神病院，许多人的相关认知停留在影视作品中高墙、电网、铁窗的画面里，无知更催生了越发焦虑的猜想。

在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门诊大厅，陈默（化名）讲述了自己求职时的担忧。“面试之前，很多公司会安排心理测试，用算法筛选心理稳定度。如果有不稳定因素，可能面试前期就被筛选掉了。”面试中，她会将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比较积极正面的状态”，“毕竟目前大多数公司对这方面的包容度是不够的。”

无论是业内还是公众，对精神专科医院更名的核心诉求之一便是消解污名。去掉“精神病”等刺耳的前缀，代之以更中性的名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就医的心理门槛。

但病耻感只是一方面，另一个易被忽略的现实是：精神病院的名字，已经无法覆盖它实际诊疗的范围。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抑郁障碍科主任医师谭忠林指出，相比于数十年前，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如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在增多，重大精神障碍其实占比很少，轻症居多。“以往大家觉得，精神障碍就是那种在大街上行为失控、吵闹不止的状态。其实不是的，这类表现只占我们精神障碍当中的一部分。”

从流行病学数据看，这一变化有更宏观的背景。我国精神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为16.6%，其中最常见的是焦虑障碍（7.6%）和心境障碍（7.4%），而精神分裂症的患病率只有0.7%。

这意味着，一家挂着“精神病院”牌子的机构，日常接诊的大多数患者，可能只是失眠、焦虑、情绪低落的轻症病人。名称与实际服务之间的裂缝，正在被病种结构的变化放大。

在最近刚刚更名的郴州市第六人民医院（原郴州市精神病医院），党委书记曹国旺用了一个朴素的比喻解释这个逻辑：“以前是米粉店，只卖米粉；现在除了米粉做得好，还卖油条包子，就索性改名叫‘早餐店’，让大家知道服务内容更多了。”

改变的不只是一块牌子

更名不只是换一块牌子，很多变化，发生在潜移默化之中。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早在1984年就完成了更名，近年又挂牌“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门诊大厅里，大部分患者都在静静等候，偶尔有人情绪波动，护士会很快上前，轻声引导到一旁安抚。走进病房，宽敞整洁的房间，秋日的阳光洒进来，静谧而温馨。诊室里，患者进去后，医生们会先问一句“最近感觉怎么样”。遇到情绪不太稳定的患者，他们会把语速放慢，再一点一点引导、询问。

让谭忠林感受最明显的，是门诊的人流量。“1998年我参加工作，2003年医院门诊6.6万人次，去年已达69万人次。”在他看来，数字背后，是公众意识更开放、更包容了。

重症医学科副护士长张丽华有着相似的感受，20多年前她刚参加工作时，焦虑、抑郁、睡眠障碍的患者仅有一小部分。目前她所在科室分区域收治两大类患者，一类是合并严重躯体疾病的精神障碍患者，另一类是以抑郁、焦虑为主的急诊患者。“以前，饱受失眠或躯体疾病困扰的患者，多数优先选择综合医院就诊。如今我们医院实现了精神、躯体疾病同步诊治，可以一站式解决患者多重就医需求。”

过去统称的“大精神科”，如今还分出了睡眠障碍科、青少年情感障碍科等亚专科。诊疗科目的细分，也在扭转老百姓的诊疗印象和习惯。在温岭市第五人民医院，睡眠焦虑门诊一天接诊约30人；青少年心理门诊2023年刚成立时，一周只有三五个人，现在已经增至每周15到20个。

变化不只在患者身上。医护，原本长期承受偏见的另一端，也察觉到了一些微妙的改变。

张丽华回忆，2003年她大学毕业求职投递简历时，家人满是担心：一是离家远，二是“这是一家精神病院”。入职后，亲友的关心里也夹杂着担忧，“你每天和精神病人打交道，会不会害怕呀？”后来，她向亲友展示了整洁明亮的病房，温馨的护士站，状态平和的患者与融洽协作的同事，疑虑就这样一点点消解了。如今，身边亲友遭受心理情绪问题困扰时，第一时间便会想到向她咨询求助。

杨成龙也有同感：“对职工而言，开会、去兄弟医院交流、介绍自己时，语言上的体感会好很多。”他回忆，过去说自己在“精神病院”工作，往往会顿一下，现在对话可以自然地继续下去。

但外界态度的转变，不意味着能够完全打消医护内心的困惑。照护精神障碍患者，对年轻医护来说仍是挑战。他们要学的不只是观察病情、完成工作，还有如何接纳自己的职业，在异样的目光中安放自己。

张丽华说，部分年轻医护刚来院时，对精神障碍缺少客观的认识。特别是有时被患者言语或肢体攻击后，还容易产生职业认同上的困惑与迷茫。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副护士长张丽华在病房中。受访者供图

在她看来，改变需要时间。职业认同，是在一次次与患者、家属的交往中慢慢建立起来的。跟随她走进病房，从患者和家属一声声熟悉的招呼中，能够感受到这份信任。查房时，她逐一评估病情、解答患者及家属疑惑，充分肯定患者的每一点进步，共同探讨康复计划。很多家属在患者出院前还会特意嘱托，请她多跟患者强调出院后的注意事项，“因为很多患者愿意听我的叮嘱”。这些都让她感到被需要，“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20多年来，她给自己立下准则：医护人员自身不能对患者有偏见。“最重要的是接纳、理解、包容，学会共情。”

更名带来的改变，就发生在这一个个具体的诊室、病房里，发生在每一天的医患相处中。

走出“真空环境”之后

换牌只是第一步。门头的变化可以迅速完成，但患者要面对的，是出院之后的真实世界。

毕竟，医院本身像一个“真空环境”：没有负面消息刺激，有人陪护，不必处理复杂的关系。但出院之后，患者神经依然脆弱，一旦脱离真空，很容易再次加重。真正的康复，从来不只发生在诊室里。

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副教授吴明证认为，人们可能更能够接受有抑郁、焦虑情绪的同事或朋友，但面对曾因精神分裂症住院的个体时，明显的危险性感知和社会距离依然存在。

在他看来，“精神病院更名，只是‘去标签化’的一小步。我们需要对精神障碍群体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和宽容度，特别是中小学教师及社区工作人员，有必要对精神障碍有更清晰客观的认识和真正的理解接纳。”

浙江一些地方正在尝试填补出院之后的“空白”。在余姚，以阳明心坊、兴泰家园为示范站点，康复服务一层层向下，形成“市—镇—村”三级网络。

走进阳明街道的精康驿站，室内开阔明亮，随处可见集体活动的照片与家属送来的锦旗、感谢信。活动室内，十多位精神障碍康复者和智力障碍人士正在组装用于水管接头的配件，一边闲聊，一边分工协作。负责人袁春飞介绍，日常工作没有生产指标要求，内容包括简单的来料加工、手工编织等，每月扣除五险后每人到手有1800多元工资。

人群中，鲁钢装配速度最快，时不时还向旁边的朋友传授经验。他青年时成绩优异，后来因患病，告别了稳定工作。

墙上那封感谢信，记下了这个家庭的转机。“家里的报亭被拆除，唯一的生活来源断了，家父突然离世，女儿刚上大学又需要经济支持……”信里写道，“幸好有街道沈阿姨介绍，来你们这里安心疗养，现在他身体一年比一年好，脸上也有了笑容。”落款是鲁钢的爱人徐雅芳。

十几公里外的丈亭镇，兴泰家园精康驿站是另一种样本。这里更像一间真正的厂房：依托企业的生产资源，员工签劳动合同、缴社保、领工资，做出来的手工艺品还能通过公益集市、门店带货卖出，品种已有20余种。

目前，这里有35位精神障碍康复者员工。小钱也是其中之一，采访时他正编织着一束郁金香。“钩花我很熟悉了，坐在这里就不想起来，钩来钩去很治愈。”

负责人董姐自己也是康复者。她说，这些年最明显的变化是“报名很踊跃”，民政设立了精康驿站，大家在适度劳动中便能实现身心康复与劳动增收。“我们这里叫‘同伴支持’，大家是病友，有话聊，家里人放心，精神状态就好了。”

这些站点背后，是一张覆盖浙江全省的精神障碍社区康复网络。2023年，浙江出台实施方案，推动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发展。各地也在持续探索，绍兴设立18家社区康复机构，累计服务近4500人次；宁波建成113个“同伴之家”，2118名康复者以“过来人”身份互助；温州、嘉兴等地，则以心理市集、公益宣导等形式，让心理健康走出诊室。

一根钩针、一件配件、一场家属联谊会，看似微小，却像一级级台阶，将患者接回社会，慢慢走进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