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淏澄 广州市第二中学高二（18）班

生在广州，长在广州，对于像我这样的潮汕孩子来说，潮汕是祖地，是春节和暑假都要回去一趟的老家，不够熟悉，也算不上陌生。

我的潮汕话说得磕磕绊绊，但这并不妨碍我在老爷面前三叩首，闭眼把心愿含含糊糊地念出来。茶碗磕碰声中，我的阿嫲讲她阿嫲下南洋的事，讲寄回来的番批和咸猪肉，偶尔还有珍珠耳饰——说是专程给家里女孩捎的小玩意，讨人欢心的。

读《平安批》，我总觉得像在听一位不太亲近的长辈，把他的半辈子慢慢讲出来。那些番批，漂洋过海，夹着银钱和家话，像一根脐带，一头拴着故土，一头拴着南洋的潮汕人。

书翻了大半，真正让我放不下的，倒不是郑梦梅从书生变成批局掌柜的人生轨迹，也不是那些商海的沉浮，而是夹在字缝里的那些情——那是一个个平凡人在时代漩涡里拼命保下的，说不出口，却比什么都真挚。

老祖常挂在嘴边的“驴生拼死”，溪前子弟从小听到大。这话我也熟。阿嫲生气的时候也总甩出这四个字，说当年她如何驴生拼死，才把一家子拉扯到如今的光景，我们倒好，生在福中不知福。其实她气的是我们不争气——因为在意，因为怕，才“怒其不争”。书里的老祖大约也是这个意思，嘴上念着“读书读书，越读越输”，可到底也没拦着小辈翻书。她不过是烦溪前老出些吟风弄月的闲人，正经生意却做不起来，心里攒了团火罢了。

但是，读书和做生意，真就不可兼顾？换句话说，风花雪月和柴米油盐，真就水火不容吗？

乔治说潮汕人是世界上最现实主义的人。“赊三千不如现八百”，这话精明得近乎冷硬。这片古时的流放之地，收容了太多失意的魂。被政治伤透了心的人，转身拾起算盘，竟成了商场上最硬的骨。可乔治又说，潮汕人是他见过最缺少浪漫的人，这一点我不服。潮汕人的浪漫，不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的那种罗曼蒂克里，也不在《悲惨世界》中街垒的血与旗之间。它藏在饭中碗底，卧在菜畦洼地的角落。

有一回我和父亲坐在龙眼树下闲谈，他忽然说起自己梦里的日子：一间带园子的小屋，种菜，养鸡，砌个土灶，朋友来了就烧柴做顿农家饭，天黑了出去乱逛，灯底下翻几页书。他说的时候眼睛很亮，说得我心驰神往。诗意和现实在潮汕人身上从来不打架，柴米油盐是生活，风花雪月也是生活。所以潮汕多出儒商，账本和诗稿放在同一张桌上，谁也不碍着谁。

梦梅也是这样的人。把批局交给乃铿之后，他在郊区的木瓜园里住下来，读书、练字、吟诗、种木瓜，过得像世外的人。但他心里那口过番的井是填不满的。井连着深海，连着水客走过的夜路、漂在海上的批银，连着故乡和远方。于是他买一张船票，重新做回水客，在另一种动荡里找回热闹。等船靠岸，他总是先去看一场潮戏——锣鼓一响，唱腔一起，心就回了故乡。

“我的生命就在流浪的冲动和对家的渴望中度过。”黑塞如是说。他希望有一天能把异乡妥帖地安放进心里，不再需要用双脚去流浪，或是不再眷恋红屋与花园，因为心中自有故乡。梦梅却好像走了一条不一样的路。他没有把二者分得那么开，流浪与安定在他身上是交替的，是流动的，像潮水的涨落。

我慢慢觉得，每个潮汕人心里都有一块这样的地方：一边是木瓜园般的安宁，篱笆矮墙、柴火粥饭；另一边是深不见底的汪洋，只待于某日随着海浪袭岸而爆发，又在退潮时重归平静。正是缘于这样的脾性，潮汕商人敢闯敢拼，又谦虚宁和；在乱世里敢拿命去送批银、为革命筹资，在太平年月又能在老宅的屋檐底下，慢悠悠地喝一壶茶。

《平安批》里的人，郑梦梅也好，那些在信笺上把千言万语缩成“平安”二字批脚的人也好，其实都在做同一件事——他们把自己掰成两半，一半留在潮汕老屋里，守着祖宗牌位和祠堂香火；一半跟着船去了南洋，在橡胶园和米铺之间，在陌生语言的包围里，拼命活下去。而番批，就是那两半之间唯一能通行的窄桥。桥上走的是银元、是家书、是珍珠耳饰，也是说不尽的亏欠、道不明的牵挂。

如今早没人写批了，那些“平安批”也成了陈列在博物馆里的老古董，可我读到这三个字，心里还是会被什么轻轻拽一下。那是一种遥远的、模糊的疼，来自阿嫲口中那个我从未见过的世界，来自一句磕磕巴巴念给老爷听的祈求。那些碎片拼在一起，就是我安放心的故乡——我知道在某个地方，有座老屋，只要我想，总有一盏亮着的灯等着我。

（推荐老师 邱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