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凉山州雷波县2026年秋季教育行政会上，由于在期末考试中，所任教的初中班级平均分在15分以下或小学班级平均分在30分以下，多名教师被要求上台，与背后的“耻辱”合影。

相关图片经由网络传播发酵，雷波县政府随后发布致歉声明，承认出现不尊重教师的错误做法，给与会教师带来严重心理伤害，并称已成立专项工作组进行全面调查。截至目前，官方尚未公布调查结果。

台上的其中一位老师是杨鼎的亲人。杨鼎说，那天会议结束后，这位老师回到家灌了不少酒，他一贯只在过年时才喝酒。杨鼎知道他这是“气狠了”，为他不平。

雷波县与“耻辱”合影的教师中，有几位是贺丰的同事。她告诉澎湃新闻，有一位物理老师同时教了几个班，其他班的成绩都不错，只有一个班平均分没上15分。

作为从业十多年的一线教师，贺丰说，这样的会议是近两年才出现的，她只参加过一次。当时县教体局开的视频会议，要求老师们在自己学校的会议室参会，学校会打考勤，无课的老师必须参加。

贺丰回忆，会前没有通知开会内容，只有做表态发言的老师会提前准备发言稿。学年统考中小学班级平均成绩低于30分、初中班级平均成绩低于15分的，老师得在教体局会议室作表态发言，要求不能找客观原因，只能找个人的主观原因。

发言的老师全程都把眼睛放在稿子上。听了几位老师的表态发言后，贺丰不禁想：这些老师要承受多大的压力？他们以后如何面对自己的学生？

陈萍曾在西部地区的一所民族村小任教。那时，由于她所在的学校师资不足，作为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她一周要上20节课。然而，比繁重教学任务更让她承压的是“质量分析会”。

据她回忆，每次考试后，学校都会开一次“质量分析会”，将每位老师的名字、所带班级、各科成绩、最高分和最低分等做成图表，在PPT上展示并逐一分析，最后按年级、科目排名，排名倒数的老师要依次上台检讨反思。

陈萍至今还记得7年前的一次集中质量分析会。“就像雷波县的老师们一样，排名倒数的老师们站在少说也有两三百人面前念自己写的反思检讨。”她印象很深，有一名男老师念着念着就哭了起来。

当时，陈萍还是一名入职不久的新老师。看到那名男老师上台做检讨，她心里一方面害怕下次轮到自己，“觉得太丢人了”；另一方面觉得学校的做法“很过分”。在她眼中，老师工作很辛苦，因为一次考试成绩，让老师受到这种羞辱，她很心疼。

后来，陈萍也上台念过两次检讨，她至今仍然有种难以释怀的“耻辱感”，仿佛自己所有的努力，因为一次成绩倒数就成了泡沫。她感到，老师们自己有压力，也会给学生压力，自己和学生都不开心。“一个不快乐的老师，怎么教出快乐的学生呢？”陈萍说。

雷望红的研究主要聚焦县域高中，根据长期的调研观察，他总结说，县中老师主要承担考核压力和社会评价压力。从考核压力来看，主要是学校对老师提出的指标压力，比如清北数、600分上线数、一本率等；从社会评价压力来看，主要是社会对于教师所带班级及其所带学生的评价。学生的压力则主要是以学业为核心的压力，具体表现为时间投入压力和精神压力。

事实上，为规范基础教育，今年3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的通知》，提出20条负面清单，其中明确要求严禁以升学率或考试成绩对学校进行考核排名，对教师进行排名奖惩。

雷望红说，国家一直都希望改变单一评价体系，但是这套评价体系在教育实践中反而越来越被强化。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地区之间的教育竞争始终存在，在中小学阶段，分数、比率等数据是最易比较的，其他综合类的活动不易比较；二是社会关注和认同各种数据，对学校的评价和对学生的评价也是基于各类数据，且存在着剧场效应，担心不看数据、退出比较之后会被排斥出局。要改善这种现象，需要改变教育管理部门的政绩思维，且需要教育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协同。

（羊城晚报•羊城派综合自澎湃新闻、海报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