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葛涛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罗果夫（1906-1988）于1926年至1930年在莫斯科东方学院学习过中文，1927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30年大学毕业后来到中国哈尔滨，在中东铁路公司工作。

在此期间，他接触到鲁迅等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作品。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罗果夫作为苏联塔斯社驻中国的记者，从上海、南京、武汉辗转到达重庆，向苏联的《真理报》等报刊发回了大量宣传中国军民抗战的新闻报道。

1939年10月19日，罗果夫作为唯一的外国人参加了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的纪念大会。大概是因为罗果夫在这次纪念鲁迅的大会上认识了鲁迅的多位友人和学生，因此他在这次大会结束之后不久就开始采访萧红、曹靖华等人，希望更详细地了解鲁迅的生平和创作。

1940年初，罗果夫离开重庆经新疆回到苏联，一直到1951年5月期间，罗果夫多次来到中国，虽工作不连续，但对鲁迅的研究一直保持着兴趣，总是利用各种机会采访鲁迅的友人和亲人。

1942年，罗果夫在上海认识了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并书写了有关鲁迅的26个问题请许广平回答，许广平也就自己所知一一作了回答。这次采访的内容后来以《研究鲁迅文学遗产的几个问题》为题（作者署名“景宋”）刊登在《新华日报》（重庆）1945年10月19日、20日出版的纪念鲁迅逝世九周年的专版上。

但是，随着罗果夫对鲁迅研究的逐渐深入，他对选择鲁迅作品翻译篇目和鲁迅生平中的一些细节产生了兴趣，所以又写了一封书信（作者注：这封信用中文书写，据文物档案记载，这封信从笔迹判断是戈宝权代替罗果夫书写了书信的正文，罗果夫仅用中文在信末签名），向许广平请教了有关鲁迅研究的几个问题。

这封书信被许广平保存下来，并捐献给北京鲁迅博物馆收藏，至今尚未公开发表，现转引如下：

敬爱的景宋先生：

自从我再到上海以来，已是三个多月了。在这时期中间，我们虽然见过几次面，但为时短促，未能畅谈。除此之外，我在英国住了三年，很少有机会讲中国话，目前用中国话和人交谈什么，在我还觉得是一件难事。因此，我决意写这封信给你，请求你为我解答一些问题：

第一，我准备在上海出版一本新的俄译的鲁迅作品集。在这本集子里，想将过去尚未译成俄文的许多作品都收进去。集子的题名是：俄译鲁迅作品新集。我请求你告诉我，在这本新集子里最好介绍一些什么作品、文章和书信。

在这本集子里，我们想介绍《呐喊》一书中尚未译成俄文的作品。此外，我们此地有一位很好的译中国诗的朋友，我们想请他译《野草》。

目前我们认为最困难的，就是选译他在“上海寓居时期”所写的文字。我特别请求你在这一方面多多帮助我们。

第二，我现在送上一篇我在一九四二（作者注：六）年所写的文字《鲁迅的文学遗产》。我请求你指出其中的错误和不正确之处；并请你指示我，如何继续研究这一个问题，和应该注意那（作者注：哪）些问题。

此外，你有没有关于下列各问题的文献与资料：

一、鲁迅在左翼作家联盟和反帝大同盟中活动的情形（作者注：此处有另一个笔迹批注文字“1933”）；二、国民党当局对于鲁迅的迫害（作者注：此处有另一个笔迹批注文字“暗56人，杏死。”这句话意思应该是，暗杀56人，杨杏佛被杀）；三、他和瞿秋白的交谊；四、为什么，并且在什么情形之下，他从广州到厦门再从厦门到上海（作者注：许广平对此处文字做了修改“从厦门到广州再从广州到上海”）。还有他那本为日本人没收了的日记的命运，究竟怎么样？

最后再拿一个问题来打搅你：就是在鲁迅和高尔基之间，有无关于他们通信或是联系的任何文献。你曾经回答我这问题，因为这问题非常重要，因此我再问你一次。（作者注：此处有另一个笔迹批注文字“左给高祝寿六十纪念，四人具名：茅、丁、鲁、洛扬。”这句话意思是，左联发电给高尔基纪念高尔基六十大寿，电文署名的有茅盾、丁玲、鲁迅、洛扬即冯雪峰）

请你原谅我拿这许多问题来麻烦你。但只有在你友爱的指导与帮助之下，我才能够更好、更完整和更迅速地来从事研究鲁迅文学遗产的工作。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工作上，我一生都要感谢你的帮助的。

多谢你送给我的那本《鲁迅书简》，我一定要带到莫斯科去，给当地的中国和苏联的朋友们看看。

匆此，祝
撰安！

罗果夫
谨启 三月十二日

此外，附上上海版之俄译《阿Q正传》两册。

信中所提阿Q正传未交给我 高（作者注：这个“高”字从字迹上看又不像是“高”。此处的一行字，似是别人添加的，或许是把这封信转交给许广平的那位“高”某所添加。另外，书信中还有几处下划线上的批注文字，应是许广平书写的）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这是罗果夫再次到上海工作期间所写的，鉴于信中提到了罗果夫所写的文章《鲁迅的文学遗产》刊登于《时代》杂志1946年第41期“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特刊”，罗果夫翻译的中文和俄文对照的《阿Q正传》是由新中国书局在1949年4月出版，因此，在这封信末注明“三月十二日”的书信，很可能是1949年3月12日书写的。

目前虽然尚未发现许广平回答罗果夫这封来信的书信，但可以推测许广平会像她在1942年回答罗果夫就鲁迅研究所提出的26个问题那样，就自己所知回答罗果夫在这封来信中提出的那些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罗果夫在这封书信中说他正在准备翻译的“俄译鲁迅作品新集”，检索有关资料，可以看出这本新翻译的鲁迅作品集就是苏联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1952年出版的《鲁迅选集》，包括鲁迅小说集《呐喊》和《彷徨》中的15篇小说，以及《野草 》中的4首散文诗。

罗果夫在上海工作期间，为传播鲁迅做了大量的工作。

学者李金龙在《罗果夫与鲁迅》（《鲁迅研究月刊》2012年12期）一文中指出：罗果夫在1943年10月19日，指导苏联在上海创办的苏联呼声广播电台，用两周的时间，每天都播出鲁迅的作品朗诵，以此纪念鲁迅逝世七周年；在1946年，协助《时代》杂志（作者注：罗果夫当时在上海出版俄文版的《时代》杂志，因此用出版《时代》中文版的名义，规避租界的管理政策，将该杂志交给中共地下党员姜椿芳来主办，作为中共地下党控制的宣传媒体）出版“鲁迅逝世十周年纪念专刊”，并在该期发表了研究鲁迅的文章《鲁迅的文学遗产》；1948年在中国学者草婴和倪海署的协助下，将鲁迅的文章《门外文谈》翻译成俄语出版；在1949年翻译出版了《鲁迅小说杂文书信》，另外还编辑出版了鲁迅谈论俄罗斯文学的文集《鲁迅论俄罗斯文学》。

罗果夫1951年离开中国回到莫斯科工作，在从事新闻工作之余，依然保持着研究鲁迅的兴趣，继续翻译鲁迅的作品：1953年，罗果夫和费德连柯等共同翻译的《鲁迅短篇小说集》由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1954年-1956年，苏联组织多位汉学家共同翻译出版了四卷本的《鲁迅选集》，罗果夫负责翻译第一卷；1955年，罗果夫和费德连柯等共同翻译的《阿Q正传》由苏联莫斯科国家儿童出版社出版。

因为中国和苏联的外交关系在1960年出现极大的变化，苏联国内也不再出版鲁迅作品的翻译本，罗果夫此后也不得不逐渐减少了对鲁迅的翻译和研究。

罗果夫在致许广平的这封书信中说他永远感激许广平对他的支持和帮助，而今年是鲁迅诞辰145周年暨逝世90周年，同时也是罗果夫诞辰120周年，我们也要永远感谢罗果夫对鲁迅在苏联的传播和研究所作出的贡献。

（作者系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