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卢新华

自2004年8月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的采访以后，我和《羊城晚报》就一直联系不断，尤其是近些年来，在花地编辑的“督促”下，不仅自己写，同时也将一些极具写作潜能的海外作家推荐给他，陆陆续续地已有一些作品在《羊城晚报》上发表。

这也是我移居美国后，又逐渐回归祖国文坛的一条通道，一条由报纸副刊架接起来的重要通道。

回想起我的文学生涯，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角度，但有一个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1978年我平生第一次尝试写出的约八千字的短篇小说《伤痕》，引发了轩然大波，并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伤痕文学”一词。这篇小说当时没有按惯例发表在文学杂志上，同样是发表在报纸副刊——《文汇报》的“新长征”上。

时任《文汇报》高级记者、文艺部编委的钟锡知先生以他敏锐的新闻嗅觉，在我的小说《伤痕》还只是一篇轰动复旦大学校园的墙报稿时，便及时找系里老师向我索去此稿，同时请示报社主编马达先生同意，马上打成小样，分别向上海文艺界、新闻界以及教育界的专家学者们寄出，广泛征求意见。

后来他还曾携此稿去北京参加理论务虚会。钟锡知先生告诉过我，在去北京的火车上，他与时任上海文联主席的钟望洋同住一个软卧包厢，一个上铺，一个下铺。一路上，《伤痕》成了他们时不时会要拿出来讨论的话题。后来，钟望洋忍不住道：“小钟啊，我看你们《文汇报》副刊的版面有限，小说最长也就能登个三四千字。我看你还是把《伤痕》给我吧，我把它用在复刊后的《上海文学》第一期，你看如何？”

钟锡知先生笑了笑，当然没有同意。但钟望洋先生的态度肯定也成了日后《文汇报》最终决定发表《伤痕》的一个重要因素。

所以，当《文汇报》终于破天荒地以一个整版的篇幅，于1978年8月11日让《伤痕》与广大读者见面后，立即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反响，报纸当天便加印到180万份，而且很快便被全国各地许多报纸转载……以致有“全国人民读《伤痕》的泪可以流成一条河”之说。

也许是得益于报纸副刊殊胜因缘的加持，使我得以很快走上文学道路。因此，出国留学前，在感念和感恩的同时，我也经常给许多报纸的副刊投稿，例如上海《解放日报》的“朝花”、《新民晚报》的“夜光杯”等。

而在1986年出国后，有一次我回国在北京与大学同学聚会，经时在《人民日报》文艺部任职的老同学、好朋友李辉介绍，认识了《人民日报》“大地”副刊的编辑罗雪村先生，在他热情洋溢的邀约下，我后来也陆续为“大地”副刊写下了《赌桌上的反思》《自家的车库自家清》《爆竹声中思宁静》《论回头》《三本书主义》等，同时还发表了我创作的一些诗歌。

在这些稿件的写作过程中，我得到报社副刊编辑的大力肯定和支持，所有文章后来也都被收入我在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三本书主义》一书中，“论‘三本书主义’”还在2017年被选作浙江省高考的作文题。

无论哪个时代、哪个社会，大众都可以通过报纸及时了解国际国内时事和社会动态等新闻内容。而且，普通读者更喜欢读报纸副刊的短小文章，这类文章往往更接地气，就像繁华城市的“路边摊”，也更有烟火味。

因此，我衷心祝愿《羊城晚报》的副刊越办越红火，越办越出色。也坚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报纸副刊上的那些好文章会永远留在读者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