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朱寿桐

父亲任大队会计，打得一手快算盘，但这并没有博得我特别的敬意；后来他由大队会计荣升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有时候会坐汽车到几十里外的县城开会而且一开若干天，这仍然没有赢得我由衷的敬佩。

我最初感到父亲确实很了不起，是他的一次出差，受大队委派到遥远的郑州去购买发电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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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比《创业史》里“梁生宝买稻种”稍迟几年，大队要建一座电灌站。

电灌站需要较大功率的抽水泵，而带动这个抽水泵的电动机在那时的县城范围都颇为难买，须到千里之外的郑州购买。邻村的一位高姓农民有亲戚在河南郑州的一个国营电机厂做干部，大队决定特别聘请那位高姓农民做向导，与我父亲一起去采购机器。

父亲是大队干部中唯一的“知识分子”——初小毕业生，出外采购如此重要的设备当然非他莫属。但父亲从未出过远门，对于郑州这样的外省大城市更是一无所知，因而不免有些紧张。

在他出发前的半个多月，全家都笼罩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

祖母张罗干烙饼作为父亲出差的干粮；母亲则将父亲的棉袄从侧面拆开，补织一些口袋，装上零花钱，再缝上，并做好再次拆解的记号。父亲则细细地阅读一本地图册，寻找和标记他可能要抵达的那个城市的每一个重要地点。

我则缠着父亲询问郑州的方位与途程，因得到的答案往往并不一样而心生不快。不过我知道那是一个特别遥远的所在，对于从未去过离家五公里之外的我来说，那无疑属于天边外的世界。父亲能去，敢去，后来居然去了，不由得让我心生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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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出差的那十几天，对于我来说可谓刻骨铭心。

倒不是因为思念远行的父亲，而是因为母亲为了表示对远行父亲的牵挂，竟然从父亲离家的那一天起，每一顿都煮薄薄的稀饭，其实应该说是薄粥——用玉米糁子煮成的薄粥，以此度日。那粥薄到根本无法用筷子吃它，只能端着碗喝，只见母亲和祖母端着碗喝得有滋有味，随着喝粥的节奏她们的太阳穴一跳一跳的。

我无法心悦诚服地欣赏这样的饮食，每次都只是胡乱喝几口，然后找些山芋干之类装在衣兜里，有事无事嚼着充饥。

我猜想，为了给父亲准备干粮，我们家的粮食至少在这个月已经大大超支，因而必须过这种艰苦的生活。我设想只有到父亲回来才可能吃到一顿干饭，母亲也确实是这么允诺的。

于是我特别盼望父亲的差事早些结束，像后来电影里的喜儿所唱的那样：“我盼爹爹快回家。”

父亲终于回来了，不仅带来了吃一顿干饭的希望，而且还带回来圆圆的、大大的、香香甜甜的烧饼。

记得我刚从外面玩耍回家，已觉得家里似乎有些异样的气息。不一会儿，父亲喜形于色地出现，手里拎着一只大烧饼，嘴里夸张地发出吱吱的声音，好像那烧饼还散发着刚刚出炉的热气似的。我不顾一切地扑过去，一把抢过那只大饼，带着无限的渴望和执着的饥饿撕咬、吞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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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饭过后照例是父亲与祖母、母亲谈闲的时光，从他们的谈话中我知道父亲这一趟远差顺利却不顺心。

顺利的是如愿购买到电动机，不几天就可以运到大队，电灌站就能正常运转；但一路上虽非餐风宿露，也只住最便宜的旅社，像梁生宝一样舍不得吃饭馆里的面，只是跟人家要半碗面汤就着吃自带的干粮；作为向导同去的人很不高兴，说父亲太抠，不愿意合作。好在父亲经过两三天的观察，已经基本摸熟了从旅馆到电动机厂的路线，总算完成了采购任务。

母亲问父亲有没有看到黄河，父亲叹了口气：总以为郑州在黄河边上，其实从郑州城内还要坐大半天汽车才能到真正的黄河边，没时间去，也太远了，而且车费昂贵。

不几天，父亲含辛茹苦到遥远的郑州采购到的电动机到货，迅速安装，大队电灌站开始抽水、排水，我们这一带利用风力抽水的“风车”以及人工抽水的“踏车”马上退出了历史舞台。

又过了不久，电灌站引进了电磨机器，附近三村四舍农民的粮食加工问题都因此得到解决，迅速结束了人舂碓驴拉磨的历史。只是许多人不知道，这样的历史是在我父亲手上结束的。

但是，没有人会在乎这样的历史，当然更没有人记录这一历史的变迁。

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只会记住梁生宝买稻种，而不知道我爸爸买电机的郑州之行。梁生宝仅仅就是节省、负责任，我爸爸除了这些还得应付各种搅局的事。

买电机的父亲委实比买稻种的梁生宝更难，更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