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名男子在四川稻城亚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未开放区域徒步时出现严重高原反应，在海拔约4600米的帐篷内滞留多日，最终在救援下撤途中不幸去世。

事件迅速登上社交平台热搜。当地证实，其路线不在景区开放范围内，属非法穿越。

其实，这起事件并非孤例。

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显示，2025年共发生户外探险事故473起，同比增长41.2%，其中受伤272人、死亡131人、失踪37人。

今年以来，陕西秦岭鳌太线、四川贡嘎山、大熊猫国家公园、云南哈巴雪山、广西十万大山等地接连发生非法穿越导致的失联与伤亡事件。

一边是户外徒步探险热度持续攀升，一边是“禁止穿越”的红线屡屡失守酿成悲剧。羊城晚报记者采访多位专家，试图寻找其中的破题之道。

徒步越来越火，事故时有发生

日前发布的《中国户外运动产业发展报告（2025—2026年）》显示，我国户外运动参与人数已经超过 5 亿，各类户外新场景不断涌现。

曾经还只是小众爱好的徒步、露营等户外运动，如今早已不再是专业玩家的专属，而成为许多人解压、休闲的选择。在社交平台上，人们正扎堆涌向山里，年轻人正成为中国户外徒步、雪山探险的主力。

与此同时，由于部分“驴友”安全意识不足，不少参与者盲目跟风野外探险，抱着“别人能去我也能”的心态，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未管护区域。

但非法穿越不是“换个角度看风景”。

未开发区域往往存在地形复杂易迷失方向、悬崖峭壁易失足坠落等安全风险；部分驴友还把自己置于高海拔、极端天气与通信盲区之中。高反、失温、迷路、坠崖，任何一项都可能致命。

广东省探险协会会长黎宇宇告诉羊城晚报记者，许多人受好奇心驱使，不顾生命危险强行穿越禁区；同时，部分参与者缺乏专业知识，甚至盲目跟随收费的“野导”贸然深入，极度危险。他强调，在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天气条件下，救援手段往往受限，很难保证及时性。

在《2025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中，从各活动场域的事故分布来看，山地是事故发生最为集中的区域，全年共记录事故379起，占事故总量超八成。

今年1月2日凌晨，5人避开管护站违规穿越陕西秦岭鳌太线，造成4人失联，最终3人遇难。

更早前的2021年11月，在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4名专业地质调查人员违规进入腹地作业，因磁场紊乱、低温阴雨迷失方向，最终全部因失温遇难，救援累计投入3000余人次。

大规模搜救还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甚至让救援人员身处险境，挤占其他紧急事项的响应资源。

非法穿越的代价并不止于个人。

有的未开放区域属于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具有很高的生态价值和保护意义。一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站负责人认为，擅自进入保护区开展户外活动，可能会干扰野生动物的正常生活习性，破坏其赖以生存的栖息环境，还可能造成外来物种入侵、垃圾污染等生态破坏问题。生态学者也提醒，如高山草甸、苔原等脆弱生态一旦被踩踏，一条小路可能需要数十年才能恢复。

禁而不绝，难在哪里？

毫无疑问，到户外、大自然中放空自己，不只是锻炼身体，更是一种低成本的解压方式；既能缓解压力，也能结识同好。短视频里的山野风景、户外日常，吸引越来越多人走出家门。

爆发式增长的繁荣背后，有业内人士表示，徒步行业长期存在商业团、AA组队、在地村民带队三类进山方式，“三类主体混杂，没有统一的规范。”甚至有调查发现，不少深谙“流量密码”的博主，将立有醒目警示牌的未开发区域、自然保护区，精心包装成“人间仙境”“秘境打卡点”，引发网友“种草”效仿。这种不规范运作，导致大量零经验新手进入未开发野线。

即便各自然保护区有相关的禁止非法穿越规定，但各地违规进山行为依然不时发生。

以亚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一直以来，由于地形复杂、岔路太多等，管理单位虽然一直对非法穿越者进行管控，也一直在通过各种渠道发布禁止非法穿越的公告，但受制于没有执法权，发现非法穿越者后，大部分情况下只是对其进行劝返、批评教育或警告等。

自今年9月1日发布《亚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关于严禁非法穿越保护区的公告》以来，保护区管理局就在其公众号上持续发布该公告，但依然无法杜绝非法穿越行为。

广西一名21岁男子非法穿越至四川甘孜州亚丁大环线娘西牛场附近时发生高原反应。路人报警后，救援人员徒步18小时找到他，并将其转移至低海拔地区，但在下撤途中，该男子不幸去世。

10月20日至22日，在稻城亚丁开展的非法穿越专项整治行动中，工作人员在景区出入口、山野路口、村居沿线设卡值守，将以徒步、骑行、自驾方式试图进入未开发区域的队伍逐一劝返，共劝返非法穿越人员134人。

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吴电平律师介绍，现行《自然保护区条例》（2026年修订）已明确核心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违规进入可处10万元以下罚款，造成生态破坏的最高可处500万元罚款。但他也指出，“处罚落地成本太高”。现实中“抓不到、罚不痛、救不完”的困局，急需解决。

稻城亚丁案例暴露了一个典型困境：遇险后报警才被查处。“如果没有报警，这次穿越很可能无人知晓。保护区面积广袤、入口分散，靠人海巡逻盯不住每一个野路口。”

华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李军教授同样指出，管理与法规衔接不畅是治理难点：保护区面积广阔、入口分散、执法力量有限，“野景点”巡查与救援成本极高；处罚手段偏单一，生态赔偿与救援追偿多限于个案适用，震慑力相对不足。

记者梳理发现，组织者的逐利行为，同样对非法穿越推波助澜。

其中一个典型案例是：2024年至2025年，西安某旅行服务公司以牟利为目的，通过微信公众号招揽游客，组织21次非法穿越秦岭鳌山核心保护区活动，共378人参与，收费4万余元，造成高山植被被踩踏、野生动物栖息地受扰。2026年1月，法院判决该公司停止违法活动、赔偿生态环境修复费用9800元，并在省级媒体公开道歉。

对此，作为资深的探险活动组织者，黎宇宇也明确表示，非法进入无人区、保护区等未开放区域的探险者，必须自行承担全部后果与法律责任，“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大前提”。

此外，部分参与者缺乏专业知识，盲目跟随无资质“野导”进山，对自然缺少敬畏、对自身能力过度自信，也是事故频发的重要诱因。黎宇宇呼吁，各方一起加强引导徒步探险参与者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倡导科学、理性、守法探险，避免违规穿越发生。

疏堵结合，让违法成本前置

对于违规穿越屡禁不止的问题，上述多位受访者都表示，要正视需求的真实存在与合法供给的缺位。现实中，法律边界模糊、执行链条断裂、合法供给缺位、平台引流失管四方面因素叠加，导致单纯堵截只会把需求逼向更隐蔽的野路，只靠教育又难以遏制逐利动机与侥幸心理。

吴电平建议，立法上“疏堵结合”，把灰色需求引向合法通道；执行上把组织者、平台招揽行为列为独立处罚对象，降低执法成本，并以国家步道体系填补产品空白。

他提出三条具体路径：一是建立“救援费用追偿+行政处罚”并行机制，把执法成本转嫁给违法者；二是压实平台责任，要求平台对涉及自然保护区的徒步内容强制标注区域法律状态（核心区、未开放、需审批等），对明确指向禁区的路线攻略限流或下架，并将落实情况纳入网信部门平台合规考核，这比单靠基层林草局删帖更有效；三是在重点野路入口推行“承诺+人脸+车牌”自助登记与警示终端，绕过终端进入者一经监控或救援发现，即推定“明知故犯”并从重处罚，把取证环节前移。

记者发现，近日，稻城县林业和草原局依法查处了一起擅自进入四川亚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非法徒步穿越的案件。

因轻信网络徒步野线，当事人李某某在未办理入山、穿越等审批手续的情况下，擅自进入四川亚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开展徒步穿越。后李某某遇险报警求救，县林草执法人员依法开展调查取证，当事人对其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综合其违法事实、情节、危害后果及认错悔改情况，县林草局依法对其作出罚款4000元的行政处罚。

保护区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我们正与林草、公安等部门开展联合巡查，重点是加大对非法穿越者的管控。针对背包客等进入景区人员，要求其签订禁止非法穿越自然保护区承诺书；如果发现有人违反承诺书且不服从管理，我们将移交给有执法权的部门，对其进行处罚，并公开曝光其相关情况。”

李军则强调“市场引导+行政监管+行业自律”的多元共治闭环：鼓励开发安全可控的轻探险项目分流需求，强化法规刚性约束与技术手段动态监控，建立户外向导资质认证体系。

他对比指出，欧美澳新等成熟户外运动治理更像一套组合拳——许可准入、名额配额、强制保险、行业自律、违规者承担救援成本、禁入黑名单连成闭环，把“冒险代价”前置到报名和保险环节；国内需补上阶梯处罚、信用惩戒、电子围栏存证和有责追偿，才能把低概率执法变成高确定性成本。

记者了解到，多地也在积极探索破局之法。

2016年，武功山在景区外规划了第一条官方徒步线路，构建了由数个徒步登山路口、几十条不同线路组成的产品体系。线路难度依据海拔落差、徒步路况划分，穿越时间从1天到3天不等，可适配不同人群的需求。武功山也做了大量安全保障工作，在替代“野游”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此外，北京通过柔性引导带动“驴友”转变理念、提升安全意识；浙江通过立法明确救援费用承担主体，强化信用惩戒。

2026年4月，国家体育总局等12部门印发《国家步道体系建设总体方案》，提出2035年基本建成国家步道体系，可在自然保护地周边法定区域规划低风险替代线路。

只有让合规路线承接探索的热情，让违规代价足够清晰，才能避免下一次“以生命为代价”的热搜出现。

文 | 记者 黎存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