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州北部，雪城东郊的小镇曼里乌斯（Manlius），有一栋普普通通的独栋住宅，与美国小镇上的寻常人家并无二致。十月金秋的一天，我们敲开这扇门，一段一百五十多年前的中国往事，如画卷般徐徐展开。

这里是蒲安臣玄孙女黛安·伯林盖姆·里德尔的家。

蒲安臣，这位被马克·吐温誉为“世界公民”的美国政治家，与中国的交往是近代史上的一段传奇。1861年，林肯总统任命他为美国驻华公使，他由此成为首位驻京美国公使。1867年卸任之际，他转换身份，变为中国钦差，次年带领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出访欧美，著名的《蒲安臣条约》便是他代表中国在华盛顿与美国签订的。1870年，他在出使途中病逝于圣彼得堡，年仅五十岁。清廷追赠其一品官衔。一个美国人，身后竟享大清一品哀荣，这在为晚清效力的外国人中殊为罕见。

走进客厅，若不是一头金发的黛安微笑着站在那里，你会以为自己置身于一个中国的书香之家：墙上挂着清代的缂丝和手绘市井人物画，壁炉上方是一柄彩绘人物的象牙折扇，柜子里摆满描金的广彩瓷盘和茶具，书架上还有一组精巧的微缩摆件，骡车、骆驼和各色人物一应俱全，桌上一把刻着龙纹的长刀，拉出鞘时依然寒光闪闪。黛安说，这些都是当年蒲安臣从中国带回来的。她还特意从柜子上取下两件饰有皇冠和“N”字徽记的描金白瓷罐，罐子里还藏着她母亲生前写下的字条，记录着瓷罐的来历，竟然是蒲安臣使团出访法国时拿破仑三世所赠。

黛安告诉我们，蒲安臣当年从中国带回的物品很多，家族先后向美国国会图书馆、雪城艺术博物馆等机构捐赠了数百件藏品，其余则分散保存在各支后人手中。她家中的这些，是祖母伊丽莎白传下来的。至今，她仍保存着部分捐赠清单，从明清青花瓷器到书信，记录着一个美国家庭与中国延续百余年的情缘。

说起高祖父，她的语气里满是自豪。蒲安臣的故事在家族中代代相传，到她已是第五代。令她欣慰的是，如今女儿也对这段家族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过，家人熟悉的，多是美国人眼中的蒲安臣——一位坚定反对奴隶制的国会议员，林肯总统的政治盟友。1855年，这位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律师，成为美国众议院议员，次年，发表《为马萨诸塞辩护》的著名演说。这篇演说被视为美国解放黑奴运动的重要文献，他也成为美国北方反奴隶制阵营中一面引人注目的旗帜，堪萨斯州甚至出现了以他英文名字命名的小镇。1860年，他全力协助林肯竞选总统。

至于他在中国的经历，家人只知道他曾率领中国使团出访欧美，却不甚了解这次出使的意义，以及它与后来留美幼童的渊源。据黛安说，我们是她第一次接待的中国访客。她也格外希望从我们这里，了解中国人眼中的蒲安臣，为家族代代相传的故事补上那段远在大洋彼岸的篇章。

那是一段要从广东香山讲起的故事。1861年10月，蒲安臣在当时隶属香山县的澳门登岸，九个月之后，成为最早进驻北京的四国公使之一。那时的中国，刚刚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重创：英法联军打进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皇帝逃往热河。南方的太平天国战事正酣，清王朝可谓内外交困。为了应对洋人，清廷专门设立了一个新衙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始学着和西方打交道。

当时的列强大多态度强硬，动辄以武力相逼。蒲安臣却倡导“合作政策”，主张尊重中国主权，以协商代替炮舰。这套主张固然也是出于维护美国在华利益的考量，却让清廷对这位美国公使渐生好感。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蒲安臣家族文献中，有一首据信出自总理衙门大臣董恂之手的送别诗：“梅花香里泛归舟，樽酒筵前且暂留。共事中华年最久，回头常念旧交游。”惜别之情溢于言表。

1867年11月，蒲安臣任满离任，总理衙门设宴为他饯行。推杯换盏之间，他表示，今后中国若与各国有不平之事，他愿为中国出力，如同中国所派的使节一般。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那时，清廷正为遣使出洋一事发愁：与各国修约之期将至，急需派人出使，朝中却找不出既通晓洋务，又不必为觐见礼节为难的合适人选。一番席间的客套话，就此开创了中国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先例。几天之后，经总理衙门奏请、朝廷批准，这位卸任的美国公使被任命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率团出访。蒲安臣在写给美国国务卿西华德的信中，披露当时的心情：“当世界上最古老、拥有全人类三分之一人口的国家，第一次寻求与西方建立关系，并请求最年轻的国家通过它的代表来促成这一转变时，这样的使命，既不应去谋求，也不应推辞。”

1868年2月，使团从上海启程，横渡太平洋抵达美国旧金山（后来这里出现了以他英文名字命名的城市——伯林盖姆）。在纽约，他们在格尼父子照相馆，留下了一张著名合影。如今，这张照片就挂在黛安家的客厅里。照片正中，蒲安臣身着西装站立，两侧坐着钦差志刚和孙家穀，外侧是英籍秘书柏卓安和法籍秘书德善，两边各站着四名随员及同文馆学生，每人像下都留有亲笔签名。黛安说，从她记事起，这张照片就挂在墙上，家人只知道，这是先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照片上的蒲安臣昂首挺胸，意气风发；身旁的清朝官员顶戴朝服，神情端凝。这是中国官员第一次以国家使节的身份，亮相西方世界。历史学家雷颐认为，虽然中国的首位外交使臣由美国人担任，但蒲安臣使团“毕竟蹒跚跨出了晚清官员走向世界、迈向国际社会的第一步，为以后中国近代外交使节制度的建立开辟了道路，为中国外交礼仪、机制的近代化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这是蒲安臣一生的高光时刻，也是中国使团的高光时刻。使团所到之处，都升起一面由蒲安臣亲自设计的黄龙旗：黄底蓝边，中绘一条飞龙，被视为第一面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的中国国旗。纽约、华盛顿、波士顿等地纷纷设宴款待，时任国务卿西华德甚至还邀请使团到他在纽约州奥本的家中小住。擅长演讲的蒲安臣，在一场场演说中为中国大声疾呼。他说，中国正从时光的迷雾中走来，“这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这是一个彬彬有礼的民族，这是一个极有耐心的民族，这是一个清醒的民族，这是一个勤劳的民族。”他告诉听众，中国“不是带着威胁的口吻而来”，而是带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古训而来，愿意在古老的文明上吸收西方文明的成果，与各国平等交往，互通有无。他恳请美国：“请让她自主，让她独立，让她按照自己的节奏和方式去发展！”这番话随即见诸美国各大报刊，成为那个年代美利坚土地上对中国最热情的称许。

珠海留学文化馆珍藏着一份1868年7月18日的美国《哈珀周刊》，上面刊载的一幅题为《最年轻的国家引见最古老的国家》的画作，记录下了当时的盛况。画中，身着官服、手持折扇的中国官员，神态谦和而从容，象征美国的哥伦比亚女神牵着他的手，为他引见欧洲各国君主，君主们纷纷躬身致意。画面右侧，手持礼帽静坐一旁的，正是蒲安臣。

在美国，使团最重要的成果，是1868年7月28日蒲安臣代表中国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在华盛顿签订的《中美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条约承认中国对其领土和领水的主权，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两国人民可自由往来、侨居等。条约第七条更明确规定：中国人进入美国官立学校学习，均享有与最惠国人民同等的待遇；美国人在中国亦然；两国人民还可在对方境内设立学堂。

容闳率领的一百二十名留美幼童，成为这一条款最早的受益者。1872年至1875年间，四批中国少年上海启程赴美，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破冰之旅。这些少年七成来自广东，其中又有近半数出自香山县。

“没有您的高祖父，就没有我曾祖父的留学路。”同行的王泽养深情地向黛安致谢。他的曾外祖父吴应科，是第二批留美幼童，后来官至海军中将。当我按下快门，拍下两人并肩交谈的画面，取景框里叠进了一个半世纪的光阴：当年签下条约的人，和借着条约远渡重洋的人，在他们的后代身上相逢，仿佛历史在这里，悄然合上了它的圆。

梁启超称蒲安臣条约为“最自由最平等之条约”，它也被视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西方国家签订的第一个相对平等的条约。条约为中美关系开一个好头，可惜好景不长。十年之后，美国排华之风渐起。1878年前后，容闳致函美国国务院，请求让留美幼童升入陆海军学校却被冷冷地拒绝。李鸿章指责美国此举“实违背一八六八年之条约”（即蒲安臣条约）。1881年，清廷撤回全部留美幼童。次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晚年回首这段往事，容闳在自传《西学东渐记》中痛陈：不仅自己的请求被美方断然拒绝，就连蒲安臣条约也“无端遭其蹂躏，视如无物。此种完全违背公理之举动，实为外交界从来所未有”。

我问黛安：美国通过排华法案的时候，如果蒲安臣还活着，他会怎么做？她说，她的高祖父是一个真心热爱中国的人，一心想推动中美两国携手走向世界；如果他还活着，一定会站出来据理力争。

蒲安臣没能看到条约被背弃之后的那些岁月，但百余年过去，中国人并没有忘记他。为了这次见面，我们特意带来了几份礼物：一份从蒲安臣到黛安子女这一代的六代家谱，一部珠海留学文化馆专门制作的蒲安臣专题短片。短片中引用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王晓秋教授的评价：蒲安臣使团“跨出了中国外交从朝贡体系走向条约体系的第一步”。珠海留学文化馆特别顾问柯伟向她赠送了《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英文版，封面正是蒲安臣与志刚、孙家穀的合影，扉页上有我们三人的签名；我也送上了自己写的《索我理想之中华——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图传》，蒲安臣的故事也在其中。

黛安看着我们制作的短片，眼睛湿润了。她没有想到，在遥远的中国，她的高祖父至今仍被人记得、被人纪念。她捧出一套四册线装书，轻轻放在桌上，书盒上是醒目的四个大字：“万国公法。”她说，这是蒲安臣藏书，是当年带回的物件中尤为珍贵的一件，在这个家族中传了五代。如今她想把它送给我们，带回中国。

客厅里忽然安静了下来。我一时不敢接话，生怕自己听错了。一旁的柯伟也沉默着，他比谁都清楚这套书的分量，一时难以置信。直到王泽养轻声追问：“您是说，要把这套书送给我们吗？”黛安微笑着点了点头。那一瞬间，我的眼眶一下子热了。

《万国公法》译自美国法学家惠顿的《国际法原理》，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翻译，1864年由京都崇实馆刊行，是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国际法的著作。黛安家的这一套正是崇实馆初版，卷首附有英文版权页和英文序言，这在存世的初版中极为罕见。英文页上印着一段献词：“谨以此译本，敬献美国驻北京公使蒲安臣阁下。”

丁韪良在英文序言中回忆，他两年前在上海着手翻译时，并不指望得到官方支持，蒲安臣得知后，一直给予鼓励。译稿初成，蒲安臣又亲自将他和译稿引见给总理衙门。总理衙门随后派出四位官员协助修订，历时半年，最后由总理衙门大臣董恂审阅全稿并作序。

在客厅那张中国使团合影前，黛安双手捧着书，郑重地将它交到我的手里。相框里，蒲安臣和中国使团静静地注视着我们；相框外，他的玄孙女正把这份珍藏，交还他热爱的中国。

最后，黛安提笔为珠海留学文化馆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非常钦佩美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我衷心希望，从蒲安臣当年开创的努力，到如今贵馆的不懈耕耘，能让这份情谊延续下去。我们都需要更多地了解彼此，让它变得更好。”一百五十八年前，蒲安臣在纽约的宴会上恳请世界理解中国、平等相待；一百五十八年后，他的玄孙女在雪城写下的，是同样的心愿。隔着一个半世纪，几代人的期盼遥相呼应。

告别时，黛安一直把我们送到门口。车子驶离曼里乌斯，黛安的家渐渐隐入秋色之中。我抱着那套《万国公法》，久久没有说话，心中感慨的是历史的奇妙。这次相见，缘于数月前柯伟在拍卖会上与蒲安臣后人的偶遇。一条沉寂了百余年的线索，就这样被重新接上。历史有时便是如此：你刻意寻找时，它杳无踪迹；却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借一次萍水相逢，给你意想不到的丰厚回报。

不久之后，这套《万国公法》将陈列在珠海留学文化馆的蒲安臣专柜里，向更多的人讲述这段跨越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往事”。

文、图 | 珠海留学文化馆荣誉馆长徐惠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