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首次作为中央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亮相的胡凯红在会上掷地有声：“对破坏行为严肃追责问责，让文化遗产保护真正成为不可挑战的国家意志。”

这句话分量很重，背后是国家层面强有力的制度支撑。不久前印发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提出目标：2030年，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基本形成，文化遗产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彰显。

这是我国首次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置顶五年规划。《规划》还首次明确“中央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标志着将文化遗产保护从多部门业务升格为中央统筹的国家战略任务。

若干个“首次”叠加，对于文化遗产资源位居全国前列的广东而言，一道命题已然摆在面前：国家层面的制度重构与战略升级，既是广东破解“九龙治水”文化遗产保护治理困境的重大机遇，也是对如何主动对接国家顶层设计，在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中走在前列的考验。

广东实践：资源大省的探索与治理困境

就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的同日，“源・流・岭南——新时代广东考古成果展”在江门陈白沙纪念馆正式开幕。来自22处遗址的216件（套）文物横跨百万年时空，勾勒出岭南文明的演进路径。这场展览恰似一个缩影，照见广东近年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深耕与积累。

作为全国文化遗产资源大省，广东的厚实家底是文保工作者在山野街巷中一步步走出来的。自2023年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启动以来，全省近4万处“三普”登记文物全部完成复查，新发现文物线索超5000处。

文物普查摸清家底，考古探源则拉长了岭南文明的时间纵深。随着“早期岭南探源工程”持续推进，不少遗址的考古发现刷新了公众对岭南文明起点的认知。如郁南磨刀山遗址的发现将广东最早有人类活动的历史提前至距今80万至60万年。

在制度层面的探索，广东的步伐也从未停歇。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系统编制《广东省文物保护空间规划》，推动文物空间信息纳入国土空间“一张图”；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发布《广东省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规划（2025-2035 年）》，尝试将世界遗产、名城名镇名村、历史街区。非遗等纳入统一的城乡保护框架。

在非遗保护传承领域，目前广东共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项目6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65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816项。广东较早建立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制度，目前已有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14个。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民间文学研究所所长、教授杨利慧认为：“物质文化遗产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传承空间与载体，非物质文化遗产则赋予物质文化遗产深厚的文化内涵与鲜活生命力。任何将物质与非物质割裂开来的保护，最终都只能留住‘物’的空壳，却丢失了其之所以能够成为遗产的灵魂与根脉。”

这一系列成果为广东进一步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大格局建设打下坚实基础，然而长期存在的“九龙治水”困境仍是广东面临的主要短板。

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曹劲指出，文物、非遗、古籍、历史文化名城、博物馆、国家文化公园分属不同主管线条，各部门各司其职，容易出现分头治理、协同不足的问题。跨领域、跨区域、跨条线重大保护项目统筹难度大，难以实现整体性保护。

他山之石：各地系统性保护的实践样本

事实上，围绕文化遗产保护的统筹协调与系统性治理，多地早已先行探路，从机构机制到落地实践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路径，为广东提供了可参照的鲜活样本。

对于《规划》明确提出的“优化基本建设考古，加强基本建设考古管理和保障”，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种建荣向记者介绍，陕西目前已搭建起覆盖全省的基建考古管理平台，项目方只需在平台线上申报建设项目的规模、选址、动工周期等信息，后续每一环节都设置了应对时限，可以做到快速响应。

“我们深知文物的发掘保护需要时间，经济效益同样需要时效。在这一机制下，考古工作的效率不仅大幅提高，并尽量做到了对经济建设的最小影响。”种建荣说。

针对《规划》提出的“实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保护提升工程，加强考古遗址公园保护管理”，陕西作为全国大遗址资源最富集的省份之一，以大遗址集群保护构建起系统性保护的标杆。在种建荣看来，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不能“一刀切”地把在地居民全部迁走，这种模式不仅代价巨大，并且也是对遗址整体生态的破坏。

这一理念，恰与广东当下实践相呼应。

近年来，广东正持续推进潮州古城申遗工作，当地以“绣花功夫”开展古城整体保护，推行“百家修百厝”，目前已完成139处文物点、1288处古民居的活化修缮，古城内仍有5.8万名居民生活其中，文物保护与百姓日常生活共生共荣。

放眼全国其他省份，浙江省2003年即成立省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委员会，作为省政府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议事、协调机构，二十多年来持续释放效能；2024年，湖北省将原文物工作、非遗保护两大联席会议整合升级，以跨部门联席会议机制打通治理壁垒，最终组建起由省委宣传部、省发改委等26个部门构成的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面向“十五五”，强化省级层面统筹，建立跨区域、跨部门协同机制，将是大势所趋。

破局路径：构建高位统筹的岭南方案

借中央规划出台之势，结合各地先行经验与自身实践，广东如何在构建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中继续先行一步？

种建荣提出建议：“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多元在前，但重点在于如何融为一体，这才是讲好中华文明故事的关键，也是在文化遗产保护大格局下应当持有的视野。自古以来，陕西是农业文明的根据地，广东则有着独特鲜明的海洋文明。但我们不能各自埋头做岭南、陕西的考古发掘研究。无论是中原王朝吸纳地方文化，还是地方文化融入中央王朝统辖，这都是文明一体的关键过程。”

广东省文物鉴定站（国家文物出境鉴定广东站）站长刘成基则提出利用湾区优势，打造大湾区文化遗产保护大格局。他认为，大湾区具备打造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的先天禀赋与后天优势。

一方面，大湾区汇集史前遗址、侨乡民居、近代革命史迹、岭南传统聚落等多元遗产，海上丝绸之路遗产体系完整，广府、客家、潮汕文化交融并存，具备构建全域、全类型保护格局的资源底盘。

另一方面，粤港澳三地文化同根同源，近年来在历史建筑活化、非遗传承、文旅融合上已有大量合作实践，便于打破行政边界，形成跨区域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长聘教授杜晓帆则提出建设文化遗产学学科：“当前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正处在关键时期，涉及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协同保护等重要议题，需要文化遗产学解答。中国拥有最复杂最成熟的保护经验，唯有建立独立学科，才能将丰富的中国实践转化为自己的中国理论。”

他建议厘清文化遗产学与考古、文博、建筑等学科的边界和联动关系，在交叉学科门类下建立文化遗产学。

文化遗产保护，守护的是历史根脉，铸就的是文化自信。

近年来，从“四普”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修订，再到《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国家层面举措密集落地，释放出同一个强烈信号：覆盖我国文化遗产全链条的保护监管体系正在加速成形。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构建大保护格局，将成为“十五五”时期各地文化遗产工作的核心主线。

面对未来近五年时间里已经明确的时代考题，广东唯有主动破局、先行探索，才能在构建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的国家战略中走在前列，让绵延千年的岭南文脉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

文 | 记者 何文涛 梁善茵 周欣怡
统筹 | 邓琼 朱绍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