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司法责任追究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有了更具体、细致的规定。

裁判本质上是一种判断。案件进入法庭，事实需要依靠证据逐步还原，法律争议要在诉辩交锋中证立。同一法律条文，不同法官可能有不同理解；同一案件事实，不同审级也可能作出不同认定，这是审判工作固有的规律。正因如此，审理者才要先敢裁：谁阅卷、谁听庭、谁参与合议，谁就应当在裁判文书中把说理写清楚、写充分。裁判者更要真负责：裁判不是署个名字，而是要经得起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法律关的反复检验。

《条例》开宗明义，司法人员对其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终身负责。终身负责，到底负责什么？《条例》给出了答案，是故意违反审判职责，或者因重大过失造成严重后果。终身负责是对“当下有没有枉法、有没有渎职”负责，而不是对“以后绝不会被改判”打包票。

为什么不能一改判就追责？因为改判本身就是审判监督的制度性输出。二审和再审程序，设立初衷就是用来纠偏的。如果把改判自动等同于错案，甚至把改判自动等同于追责，法官在裁判时就会本能地向上看、向外看、向稳看：该判的不敢判，该认定的事实绕着走，该适用的条文往后缩。司法就会从“依法判断”退化为“风险自保”。

《条例》明确区分了违反审判职责与办案瑕疵：一般过失、文书笔误、不影响裁判正确性与效力的瑕疵，不予追责；只有故意违法或者重大过失造成严重后果的，才进入责任追究通道。这不是给法官松绑，而是司法规律的必然要求，是法治走向成熟的标志。

《条例》同时列举了多种不得作为错案追责的情形：对法律条文理解存在分歧且在专业认知范围内能够合理说明的，因新证据出现而改判的，因司法解释修订、政策调整或者依据文书被撤销导致结果变化的，均不构成错案追责。法官责任的焦点，牢牢锁定在主观过错与严重后果之上。至于“舆论热不热，信访闹不闹，上级满不满意”，从来不是追责的法定事由。

从法理上看，责任主义是公法的一条硬脊梁。有过错才有责，过错与后果相当，程序与实体同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明文规定了法官惩戒的法定情形，政务处分、党纪处分也都要讲事实、讲证据、讲程序。《条例》的意义，正在于把“法官惩戒”从笼统的“办错案”话语里拽出来，回到“是否违反审判职责”的规范判断：立案、审判、执行、监管，哪个环节出事，按独任、合议、审委会、院庭长阅核分别定责；该追的追到具体人，该免的免在明面上，该澄清的及时澄清。追责本身也要依法，才有资格要求法官依法裁判。

《条例》的印发实施，不是给法官套上紧箍咒，更重要的，是把法官的权责边界划清楚。让审理者裁判，是信任专业；让裁判者负责，是守住底线；让追责依法进行，是防止以监督之名伤及司法之基。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对每一位法官的履职要求。而当法官因履职行为成为被问责人，甚至站在被告席上时，他也是普通群众中的一员，同样需要公平正义。法官给案件中的当事人一个公道，制度也要给依法履职的法官一个公道。问责依法、追责有度。当法官在制度中感受到了公平正义，他才有底气、有定力，把这份公平正义传递给每一个案件的当事人。这，才是“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完整逻辑。

文 | 王顾左右（法律界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