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时间中凝珠:一个写作者的长路——刘心武《晚风拂柳笛声残》新书分享会”在北京举行。
茅盾文学奖得主、《晚风拂柳笛声残》作者刘心武,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茅盾文学奖得主、北京作协主席、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洱,以及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秘书长陈东捷,围绕时间、记忆与文学展开对谈。

《晚风拂柳笛声残》是刘心武的最新散文集,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书分三辑,第一辑写人,人如玉,追忆与亲朋师友交往中的真情与余韵;第二辑记事,事如霞,记述对时代的思考和对普通人命运的关切;第三辑谈创作,文如锦,集结了他对文学的见解与苦心。
从《班主任》的精神启蒙,到暮云春树的文化还乡,映照出半个世纪的文心风骨,可称当代文坛的备忘录。

久、敏、勇、博:一个写作者的长路
“我的第一篇作品发表于1958年,那一年我16岁。”刘心武回忆道。从1958年至今,刘心武写作已有68年,他把自己的写作概括为三个字:久、敏、勇。久,是贯穿共和国文学历程的持续参与;敏,是对时代与生活的敏锐;勇,是面对困难仍坚持表达。
对于刘心武的写作特点,邱华栋补充了一个字:博。他认为刘心武在小说、散文、建筑评论及《红楼梦》《金瓶梅》研究等多个领域均有建树。邱华栋列举刘心武的长篇小说《钟鼓楼》《四牌楼》《栖凤楼》《风过耳》《邮轮碎片》《飘窗》以及《红楼梦》续书28回,“长篇小说就有十多部”。
其中,邱华栋特别推崇《钟鼓楼》:“它以一场婚礼、一天的时间,穿透了千年的北京文化……茅盾文学奖于这本书而言只是一个奖项,而它本身已是一部经典。”李洱则从文本结构角度分析了《钟鼓楼》的“橘瓣式”写法:一个四合院、九户人家、四十多口人、一天时间,以子丑寅卯串起全篇,“吸取现实主义、意识流与建筑艺术,形成这样一种结构,非常特殊,很有中国特色”。
邱华栋还提到,刘心武大约20年前曾向他谈起一个写作计划:想写一系列人物,“像是墙上挂了一幅画,画框式的写作”,主人公在中国现当代史上出现,男女皆有,文化人亦在其中,“写下去有一个景深”。
邱华栋认为,刘心武追求的“画框式写作”在《晚风拂柳笛声残》中已见端倪,“刘老师把20多年前的画框式写作,变成了更快捷抓取的快照式写作,我觉得也特别好”。

“双面绣”:散文里的个人与时代
刘心武从散文写作方法论的角度,阐释了自己独有的“双面绣”写法:一面绣出个人在时代中的存在感与独特见闻,一面绣出特定历史阶段的环境细节,将个人记忆与时代风貌交织。
他解释道,“回忆冯牧、茅盾以及诸多往事时,一面绣出的是我自己的存在感——我当时如何在场,所见、所闻、所感与内心的波澜;另一面,在行文中不断嵌入那个时代的细节,绣出特定历史阶段的风貌,写出当时具体情境下那些不可多得也不可失去的细节”。
他强调,双面绣不是绣完一面再绣一面,而是同时进行,“在散文里把个人化和时代的东西交织在一起,一针一脚勾勒出来”。
李洱认为,刘心武书中对冯牧、茅盾、林斤澜、茹志鹃等人的回忆,保留了珍贵的文学史细节。他引用宋人诗句“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来形容刘心武的写作境界:“如野鸭历经风浪后在水边安睡,带几分疲倦,也带几分安适,如老树着花,树上每根枝条都别有意味。”
陈东捷评价,这本书里的文字“好像没有一个字是多余的,显得不动声色,没有到一定的功力无法实现,看似简单,其实是难度最大的一种写作”。
刘心武说,“我的文章充满了我与时代、与我所经历的坎坷、与我接触过的那些人的和解与讲和。人到老年,尤其步入‘晚风’时节,要学会与现实讲和,与历史讲和,与他人讲和,更重要的是与自己讲和。”
他解释书名取自李叔同填词的《送别》——“晚风拂柳笛声残”,正是这种心境的写照。但他笑称,讲和并非停笔:“我的写作没有终止,我明年还能写作。”
文丨记者 何晶 通讯员 肖媛龄
图丨主办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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