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山河壮丽，来路峥嵘。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90多年前那段苦难和辉煌：英雄的红军，血战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鏖战独树镇，勇克包座，转战乌蒙山，击退上百万穷凶极恶的追兵阻敌，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纵横十余省，长驱二万五千里……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

斗转星移，岁月绵长。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照亮一代代人前行的道路。

为纪念这场伟大远征的胜利，阐释伟大长征精神的时代价值，本期理论版特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专题版面，刊发三位专家学者文章，从“纪念红军长征胜利的时代旨向”“伟大长征精神与人的现代化”“艺术家在创作中对伟大长征精神的弘扬”等角度展开深入解读。敬请关注。

（一）

民族精神再生产：纪念红军长征胜利的时代旨向

周峰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这一论断将民族记忆与民族出路置于同一理论平面之上：记忆不是对过去的被动保存，而是决定一个民族能否在未来保持方向感的前提条件。长征正是中华民族“来路”中极具方法论分量的一段。习近平总书记同时强调，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

当前，纪念红军长征胜利的时代旨向，正是在于完成从“记忆确认”向“方法激活”的跃迁：使长征所承载的民族记忆，从被反复确证的“来路”，转化为在“新征程是新的长征”的历史条件下持续生成判断能力的精神再生产机制。

民族记忆的符号编码：长征如何成为“来路”的关键所在

当代文化记忆理论揭示，一个社会的持久记忆需要借助符号编码和制度锚定，从日常交往的有限时间跨度中挣脱出来，进入可跨代际传递的符号系统。

我们党将长征界定为“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这三个隐喻分别对应着政治合法性的宣告、意识形态的扩散和革命主体的再生产，它们使一次军事转移获得了可脱离具体战况而被反复调用的符号形态。遵义会议被建构为“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方法论原点，使“实事求是”从工作作风上升为党的思想路线的象征性坐标。这一编码过程的效力，根源于编码者所具有的组织能力与理论自觉：概念化之所以能够将分散的军事经验整合为统一的意义系统，是因为政党本身就是一个同时承担理论生产、政治动员和文化领导功能的历史主体。

但记忆的“来路”功能是否持久，取决于一个更深层的条件：标识化的记忆是否保留了向原初问题回返的通道。长征所回应的原初问题是高度具体的：在资源极度不对称、规则由他者主导、信息极不完整的条件下，一个政治主体如何保持自主判断的能力，如何使“实际”而非“文本”成为行动的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将“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列为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深意正在于此。纪念性叙事的惯性倾向于反复确认“长征是伟大的”这一结论，而建构性叙事要求保持问题的开放性：长征之所以构成值得被记忆的“来路”，不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可以反复援引的答案，而是因为它保留了一种在结构性约束中辨认自主空间的思想能力。

民族精神再生产的核心机制：方法论提炼与理据传承

从民族记忆到民族精神，需要经过再生产的中介。记忆提供素材，精神则是对素材进行价值提炼和方法论提炼的结果。伟大长征精神之所以能够成为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关键在于它完成了一次民族精神的存在方式的转换：从一种弥散的、伦理性的品格，转化为一种自觉的、方法论的判断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从精神再生产的逻辑审视，在伟大长征精神的内涵要义之间，“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是使其余品质获得理性组织形式的枢纽，为其余品质提供了“何时运用、如何运用、以什么为标准运用”的判断准则。长征中最具决定性意义的转折，是从教条主义的失败到战略主动权的恢复；长征的转危为安，始于党以中国革命的实际作为思考和实践的起点。

情感认同的传递依赖经验的类比和场景的共鸣，而亲历者的退出使这一路径必然趋于衰减。但精神再生产还有另一条路径：理据的把握。“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有效性，不依赖于“你是否经历过长征”，而依赖于“你是否承认，在面对结构性约束时以文本取代现实、以他者逻辑取代自主判断，在认识论上是错误的”。这一承认不需要亲历长征的经验，只需要理性的运用。代际传承的关键，在于使后来者理解，伟大长征精神之所以值得被继承，不只因为它“感人”，更因为它“正确”——因为它在认识论上回答了“判断的根据应当来自何处”这一任何时代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当民族精神以方法论提炼与理据传承的方式被再生产，它就不再依赖记忆的自然延续，而是获得更加持久、规范的传承力量。

让长征从“被纪念的过去”转化为“参与塑造未来的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新的长征，必须时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一重要论断，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确立了时代坐标。这一论断的理论内涵在于：它将长征从“已完成的历史事件”转化为“仍在展开的方法范式”。伟大长征精神在当代的有效性，不在于它能够为具体问题提供现成答案，而在于它提供了一套面对结构性约束时的认知立场：承认约束的客观性，但拒绝将约束转化为宿命；尊重规律，同时坚持“对规律的认知与运用，必须经由主体自身的实践检验”。

由此，纪念红军长征胜利的时代旨向或可确立为一个明确的命题：完成民族精神再生产从“纪念形态”向“方法形态”的跃迁。这一跃迁包含两个相互支撑的维度。

在记忆维度上，纪念的实践重心应从确认“长征是什么”转向探究“长征如何思考”：党如何在教条主义的失败中恢复自主判断的能力，如何在信息不完整的条件下作出战略抉择，如何在极端压力下保持组织的内聚力与方向的正确性。这些认识论层面的经验，才是长征作为“来路”对“出路”发生实质性作用的连接点。

在精神再生产维度上，应完成从“被给予的认同”向“可运用的方法”的转化。这要求将“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内核嵌入治理实践的程序构造之中，使“从实际出发”成为组织行为的制度规范而非道德呼吁，同时为不可完全规则化的时机判断与伦理温度保留空间。制度承载可程序化的维度，判断守护不可程序化的维度，二者之间的张力恰恰是精神保持生命力的条件。

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使长征从“被纪念的过去”转化为“参与塑造未来的方法”，这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面向“新的长征”的应有之义。

作者简介：周峰，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育长、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二）

伟大长征精神与人的现代化

吴晓璇 周建伟

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推进人的现代化需要精神引领和精神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人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支撑和引领作用。

伟大长征精神引领人的价值观念现代化

价值观念影响和引导人的思想和行为，价值观念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深层内核。伟大长征精神集中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的价值追求，为人的价值观念现代化提供了鲜明的立场和导向。

伟大长征精神为人的价值观念现代化确立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确证自身本质，人的价值观念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导向同向同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现代化方向的人民性”。坚持人民至上，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价值立场，也内含人的现代化的价值立场。个体只有将个人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中来把握，才能不断超越狭隘眼界，成为具有时代高度的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以伟大长征精神引领人的价值观念现代化，就是要引导人们在自我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互动中站稳人民立场，将个人梦想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事业中，在坚持正确价值立场中升华精神境界。

伟大长征精神为人的价值观念现代化提供坚定理想信念的价值导向。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是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风雨侵衣骨更硬，野菜充饥志越坚；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信念的胜利，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激励和指引着红军一路向前。无论时代、条件如何变化，坚定的理想信念始终是人们开拓进取的精神支柱。当前，人们身处多元思潮交织激荡的时代，价值选择日益多样，更需坚守价值标尺。伟大长征精神蕴含的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能够激励人们不怕任何艰难险阻，在挫折中磨砺意志，树立高远的人生追求。

伟大长征精神启迪人的思想方法现代化

思想方法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式方法，人的思想方法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总钥匙’”。伟大长征精神蕴含的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思想方法，为人的思想方法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伟大长征精神为人的思想方法现代化筑牢实事求是的认识论根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根本原则和精髓要义。长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血的教训和斗争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生动体现，并且由此实现了从教条主义向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大转变。实事求是作为科学思想方法，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确立了正确路线。当前，人的现代化进程置身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越是形势复杂多变，越需要坚持实事求是地观察世界、分析问题，不断提升以科学思想方法研判形势、化解矛盾的能力，以思想方法的科学化推进人的现代化。

伟大长征精神为人的思想方法现代化提供独立自主的方法论遵循。长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的胜利，使我们党进一步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在守马克思主义之“正”的同时，开创中国革命之“新”，生动诠释了独立自主的思维逻辑。以独立自主的方法论原则引领人的思想方法现代化，就是要指引人们在时代洪流中找准航向，坚持走自己的路，牢牢守住人的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同时，引导人们在发展大势中革新求变，勇于突破思维定势，以战略定力和创新思维把握时代脉搏。

伟大长征精神塑造人的行为方式现代化

人的行为方式是价值观念与思想方法的外在显现，也是人的现代化的实践归宿。伟大长征精神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斗争品格，昭示了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实践取向，为人的行为方式现代化塑造了行动品格、明确了实践方向。

伟大长征精神为人的行为方式现代化塑造不怕艰难险阻的行动品格。人的行为方式现代化，要求个体在实践活动中从自发走向自觉，勇于战胜各种艰难险阻、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不怕任何艰难险阻、勇于斗争的壮丽史诗。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新时代的长征路，虽然没有枪林弹雨，但同样充满艰难险阻。以伟大长征精神引领人的行为方式现代化，就是要引导全体人民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保持昂扬向上的斗争精神，敢于直面一切困难，用行动践行“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

伟大长征精神为人的行为方式现代化明确团结奋斗的实践指向。人的行为方式现代化不仅要求个体实现实践自觉，更要求个体在与集体的互动中完成行为范式的现代转型，实现个体与集体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胜利启示我们：人民群众有着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只有始终相信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之力”。长征的胜利，正是党和红军与人民群众紧密团结、艰苦奋斗的结果。以伟大长征精神引领人的行为方式现代化，就是要引导个体自觉融入集体，凝聚共同奋斗的力量。同时，引导个体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状态，在各自岗位上奋发有为、攻坚克难，实现自我发展与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

作者简介：吴晓璇，东莞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东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东莞市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周建伟，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三）

以丹青续史诗 以赤诚承风骨

胡一川在创作中对伟大长征精神的弘扬

卢秀峰

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淬炼形成的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国新兴木刻运动开拓者之一，胡一川始终将个人艺术理想融入民族解放与国家建设的时代洪流。他通过艺术创作，让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可感可视的艺术形象，为以文艺方式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提供了鲜活范式。

笃信正义、坚守信仰：以艺术赤诚赓续长征理想之光

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是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军能够突破层层围堵、战胜极致困境，根本在于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

胡一川虽未亲历长征，但一生主动追寻长征足迹、体悟伟大长征精神内核，以文艺实践坚守并践行革命信仰。胡一川主动关注、学习长征历史，自觉从革命史诗中汲取精神力量。其早期日记就有记录，为深入了解长征真实历程，他主动向革命先辈求教，“昨晚当我们睡觉时，我要求曾同志给我们讲长征的故事”。此外，据其日记记录，1942年身处延安的他还两次专门聆听“红色电波之父”宋侃夫讲述长征故事。在胡一川的艺术认知中，文艺从来不是脱离现实的自娱创作，而是承载革命真理、凝聚民族力量、传递时代信仰的重要载体，这一理念贯穿了他一生的红色主题美术创作。

不畏艰险、艰苦奋斗：以亲身践悟复刻长征攻坚风骨

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是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军在物资匮乏、环境恶劣、敌军追堵的多重困境中奋勇前行，铸就了迎难而上、敢于攻坚、永不退缩的革命风骨。

1956年，胡一川受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纪念美术展览会”创作重大历史题材油画《红军过雪山》。为规避艺术虚化、脱离史实的创作问题，他始终坚持“无调研不构图、无亲历不创作”的严谨原则。1957年1月，胡一川致信负责组织展览会创作工作的相关人员，在书信中详细复盘了艰苦的采风历程，记录了重走长征路的真实感悟，“整个环境是恶劣的，风雪冷，空气稀薄……”。他前后走访二十余名亲历雪山征程的老战士，系统收集红军爬雪山、战严寒、破困境的鲜活故事，细致记录动人细节。胡一川充满磨砺的采风之旅，不仅是艺术素材的收集过程，更是自我淬炼、践行长征艰苦奋斗精神的实践过程。

尊重历史、守正创新：以艺术求真践行长征实事求是品格

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红军突破重重困境、夺取最终胜利的关键密码。

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历史真相、拒绝主观臆断的宝贵品格，贯穿了胡一川以长征为主题创作的始终。创作过程中，胡一川清晰阐明核心理念，“应该表现出红军当时的艰苦和克服困难、乐观主义和胜利信心相结合”。基于翔实的调研考据，他敲定画面的核心情节：以风雪弥漫的夹金山为背景，刻画层次丰富、身份各异的红军群像，包含牵骡驮运物资的驯马员，统筹队伍的营长，互助搀扶、攻坚克难的男女战士，迎风前行的司号员以及顽强攀登的年迈老兵，通过差异化的人物神态气质，立体展现红军队伍的鲜活风貌。胡一川以尊重历史、守正创新的艺术表达，生动践行了长征实事求是的品格。

顾全大局、团结奋进：以共情笔触诠释长征集体情怀

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是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征的胜利，离不开红军将士万众一心、生死相依的集体力量。

在创作过程中，胡一川着力刻画绝境之中红军队伍众志成城、互帮互助、共克时艰的集体风貌。他在日记中表述，“通过这幅画，应该可以看出红军上下级的关系，阶级友爱、英勇顽强、有智慧的精神面貌。”除艺术创作外，胡一川的人生选择与工作实践，也彰显了共产党人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崇高格局。当时，担任中南美专校长的他，常年承担繁重的办学治校、行政管理任务，始终以集体事业、教育大局为重。1956年底采风归来后，他即刻接到中南美专迁址广州的重大任务，全身心投入学校选址、基建筹备、工作部署等繁杂事务，导致《红军过雪山》创作被迫搁置，未赶上1957年8月1日开幕的展览。但后来，他依然挤出一切空余时间，全力打磨作品，坚持完成创作。最终，他的《红军过雪山》于1959年7月完成。由此可看出他顾全大局、坚守初心、履职担当、笃行不怠的崇高品格。

扎根群众、情系人民：以人民视角传承长征为民底色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是伟大长征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征既是红军波澜壮阔的远征历程，更是一首军民鱼水情深、携手奋进的时代壮歌。

胡一川的长征主题艺术创作始终坚守人民立场，既礼赞革命军人坚毅不屈的崇高品格，也镌刻普通民众胸怀家国的责任担当，牢牢扎根于人民。在外出调研采风时，胡一川并没有只将采访对象限定在革命老兵，也不满足于从官方史料里梳理革命过往，而是主动走进乡间村落，从老百姓口中打捞那些散落在民间、鲜少被文字记录的长征往事。胡一川在创作中，始终立足现实乡土，扎根基层群众，紧贴寻常生活。此后数十年，他前往多处红色地标采风，深耕红色主题美术创作，用作品致敬千千万万默默付出的人民群众。胡一川一生坚守以艺术服务人民的初心，以画笔记录军民同心的动人故事，这和长征的为民底色形成美好呼应。

作者简介：卢秀峰，广州美术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注：本文系2024年广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以胡一川艺术思想为载体的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4JGXM_115）、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5年度一般项目“胡一川艺术教育思想研究”（GD25CYS24）的研究成果

专题策划：温建敏

专题执行：景瑾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