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羊城晚报推出《骚扰电话何以屡禁不绝》系列调查。推出《给你拨打骚扰电话的不是“人”丨调查》《你被“卖了”都不知道：透视骚扰电话背后的黑灰产》稿件，持续跟踪骚扰电话扰民之困。

新修订的《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74号）自今年5月1日起施行；8月2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收回部分电信网码号的通告》（工信部信管函〔2026〕284号），收回部分电信网码号；9月17日，公安部通报“净网—2026”专项行动阶段性成效，今年以来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

近年来，针对骚扰电话的治理动作不可谓不密集。

不过，用户的温差感仍比较明显。在社交媒体上搜索“骚扰电话”关键词，会看到大量用户“吐槽”骚扰电话之密集让人不胜其扰。

一头是商家依托技术迭代“赋能”下的营销类骚扰电话屡禁不止。运营商多管齐下治理同时也出现了技术“误伤”：广州的杨先生因业务频繁拨打电话，被运营商判定“涉嫌骚扰”，通话受限；湖北的朱先生群发教师节祝福短信即遭“双停”。骚扰电话的治理之路，该如何走得又快又好？这是一道必答题。

正常电话为何被“误伤”

广州工业原料从业者杨先生因业务需要高频拨打陌生电话，多次被运营商判定为“涉嫌骚扰和诈骗”，通话受限。恢复通信需要到线下营业厅完成二次实名认证、人脸识别，甚至签署反诈协议。即便台风天急需通讯，也未被通融。今年教师节（9月10日），湖北的朱先生手动发送53条祝福短信，被判定号码异常并实施“双停”，停机超过一小时。两人均呼吁监管部门督促运营商优化反诈模型，建立白名单机制和人工复核通道。

某运营商从业者陈经理向记者解释了定性的难点：“单一个体认定为骚扰的电话，对其他用户可能属于有效商业信息，运营商难以直接一刀切拦截；大量骚扰号码背后关联的虚商资源、数据泄露链条追溯难度高，普通用户遭遇骚扰后维权成本极高。”在他看来，传统诈骗电话经近年严打已大幅减少，但新型AI外呼、声纹克隆的隐蔽性更强，风控模型难以精准区分。朱先生的53条祝福短信与AI外呼的上千通呼叫，在系统里可能呈现为同一种“异常”。

违法成本、执法主体与举证难：三道坎如何过

根据以上问题，羊城晚报记者向相关领域专家发出询问，其中多名受访专家把原因归结为三点。

信息产业观察者项立刚认为：“监管失灵的根源在于技术演进快于监管手段。现有监测系统大多基于‘高频呼叫’这一单一特征识别，极易误判，无法精准区分正常的商务高频拨打与恶意的AI骚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累计核查处置涉诈高风险电话卡近2亿张、互联网账号超4亿个。对此，项立刚抛出一个更尖锐的追问：我国自2013年强制实行电话实名制，而截至去年年底查处的涉诈高风险电话卡已近2亿张，“这2亿张电话卡真的对应了2亿张身份证吗？这个漏洞是谁开出来的？”

天使投资人、资深人工智能专家郭涛强调：“治理困局的核心是违法成本与收益的严重失衡。执法主体存在模糊性，涉及公安、工信、市场监管、通信管理等多个部门，容易出现多头管理或监管真空；普通民众举证非常困难，很难证明这个电话是谁打的、数据从哪泄露的；即便投诉成功，处罚往往只是几千元到几万元，相比巨大的获客利益，简直是‘九牛一毛’。”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指出：“AI精准骚扰电话性质明确，属于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电信条例》的违法行为。”针对虚拟号码的技术规避，他认为属于典型的恶意规避监管行为，通过“一号一次”、源头隐匿刻意逃避监测和溯源，主观上具有对抗监管的直接故意，应从重规制，可通过司法解释明确“恶意规避”的认定标准，提高罚款金额。

运营商的答案：从“判定用户”到“追溯链路”

运营商也在向“精准”要答案。

中国联通广东省分公司向羊城晚报记者答复称，公司通过平台系统对外呼频次实施合理限制，并借助AI技术强化话务质量监测，对违规AI外呼行为做到及时发现、快速封堵、坚决关停，切实维护良好的通信秩序。对于语音中继，严格执行主叫鉴权，禁止违规透传虚拟号码，同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加强外呼话术质检，对于违规AI外呼进行甄别，及时封堵、关停。这两年我们一方面加大GOIP反诈技术探索和模型开发，一方面加大客户端GOIP风险排查，加强日常巡检，加固机房、网络防护，针对异常设备型号、外呼行为加强监控，快速对高风险场景发起预警稽核，如发现违规行为坚决关停线路。截止到上半年，GOIP涉案量呈大幅下降趋势。

广东电信方面则表示，严禁开展虚拟运营商小号业务，严查虚拟改号等违规外呼行为，源头风控核查机制包括：建⽴全量管理台账，业务管理部门统⼀集约化管理，确保信息完整准确、可查询溯源、禁止中间号类型语⾳平台，省公司以及各个地市不得建立中间号类型语⾳平台，不得与经营中间号平台的集成商进行线路合作、各个地市分公司向所有客户全面推广“来电来信免打扰”服务，提升“来电来信免打扰”服务使用便捷性、用户覆盖面、防护精准度。广东移动强调通过 “安全管家”，开启 “高频骚扰电话防护” 拦截诈骗推销，同时关闭境外来电服务，隔绝骚扰源。

从“拉黑一个号码”到“追踪一条链”，方向已经清楚。真正的检验有两项：误判能否被快速纠正，链路能否追到真实主体。

广东领前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林雅静认为，当前治理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是AI外呼技术发展较快，而部分既有监管规则主要形成于AI外呼大规模普及之前，在具体技术责任划分和监管执行方面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同时，企业违法成本与监管执法成本之间的不对称，也会削弱治理效果。

林雅静建议，未来应进一步完善相关责任规则，提高违规企业违法成本，同时强化对异常AI外呼行为的技术识别和前置拦截，明确不同监管部门职责，建立更加高效的联合治理机制。

“看得见号码、找不到主体”的困境待解

与传统人工电销相比，AI骚扰电话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责任主体被稀释。

一通骚扰电话背后，可能同时存在实际销售企业、AI外呼系统服务商、虚拟线路提供商以及设备运营方等多个参与者。

林雅静认为，通常情况下，实际开展营销并从中获益的电销企业是最核心的责任主体；AI外呼系统服务商明知或者应知其系统被用于非法骚扰，仍然提供技术支持的，也可能承担相应的共同侵权责任；虚拟线路提供商、设备运营方如果未尽到相应管理义务，同样可能承担责任。

但落到用户面前，只有一串虚拟号码。谁在打、号码背后的企业是谁，一概不知。这种“看得见号码、找不到主体”的困境，成为个人维权最大的障碍之一。

从用户一侧能做的事有限。林雅静建议，保存完整的来电记录，记录骚扰电话的时间、号码和频次；条件允许时保存通话录音，尤其要记录自己明确拒绝营销之后的情况；此外可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市场监管部门以及运营商渠道投诉。

对此，记者实测完成一次12321举报：接到多通外接骚扰推销来电，号码仅可单向呼入，无法回拨核验。提交录音、来电时间等完整证据，平台当日登记受理，3个工作日内转派运营商核查。十余天后收到反馈，称已对该号码做呼叫限制处置。并且，12321平台单次仅可投诉5个号码，难以根治骚扰。

记者后续仍接到同源线路骚扰，暴露出单向虚拟外呼号码溯源难、单次处置难以根治的痛点。此外，记者就“AI外呼系统是否需要前置资质审核、由哪个部门负责”向相关主管部门发出采访提纲，截至发稿，尚未获得回应。

记者手记｜谁该为骚扰电话负责？

专项治理一轮接一轮，为什么骚扰电话仍“春风吹又生”？

答案或许藏在“号码”里。号码是这条链条上最廉价、最可再生的一环：虚拟号码池可以再造，实体手机号可以再办，“一键去标记”一天能做三次。监管封掉一个号码，AI系统一天能生成上千个。当治理对象近乎无限可再生、而治理资源有限，专项行动就容易变成循环。行动期收敛，行动后卷土重来。

值得注意的是，另一端的误伤，暴露的是同一个病灶：当无法精准识别“谁在骚扰”，就只能退而求其次，用频次、数量这些粗颗粒特征去判断，结果近乎“宁可错杀”。于是朱先生的53条祝福短信与AI外呼的上千通呼叫，在风控模型里成了同一种异常。问题不完全出在技术本身，而在于模型够得着的范围里只有普通用户的号码，真正的责任主体藏在号码之后。

所以，破局的关键不是在“管不住”与“乱管”之间选边，而是把治理单位从“号码”升级为“链条”：从外呼系统、线路商、号码池一路追到数据源头和实际获益企业，让每一通AI电话都能追溯到真实主体；同时给风控装上常识，给被误判的用户留下快速申诉的通道。管得准，才管得住；管得准，才不会误伤。

下一通铃声响起时，用户应得的答案不该只是“这个号码能不能拦”，而是谁在打、凭什么打、拒绝之后为什么还能打。以及，这一次，有没有人来负责。

策划｜吴江

统筹｜刘佳宁

文字｜记者 潘亮 刘佳宁 杭莹

视频｜记者 潘亮